在突发事件的阶段性报道中，笔者将结合媒体在突发事件各个阶段的角色功能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对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策略进行探究，力图将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渗入到突发事件传播的各个环节，重视突发事件发展各个时期报道工作的不同侧重点，最终实现整体的策略更新。
一、潜伏期：未雨绸缪，做好预警与准备工作
传统媒体有专业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和报道人员，在事件爆发前分析预警信息有利于防止和降低危机伤害。做好突发事件报道的准备工作，事件一旦发生，也能迅速出击，博得主动。
1、保持新闻敏感，善于预警危机
突发事件虽有突发性，但是许多突发事件在发生之前有一定的预兆，媒体从业者作为社会守望者应保持新闻敏感，强化自身的预警功能，并且在科学的分析判断后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在突发事件的预警工作中，部分媒体虚报、瞒报负面信息的做法延误了社会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8年震惊国人的“三鹿奶粉”事件从3月份三鹿集团收到消费者投诉到9月上旬媒体曝光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时间长达半年，众多主流媒体却由于种种担忧和压力始终持观望态度，未及时提醒公众停止食用三鹿奶粉，相关预警信息严重缺失。
近年来，随着我国突发事件的增多、政府对媒体信息发布功能的重视加强和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经验的增加，突发事件的预警报道受到了媒体的重视。网络时代，网络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使传统媒体记者更容易“嗅”到危机味道，发现可能发生危机的领域，这需要传统媒体记者具有良好的信息采集和分析能力，改变传统的信息获得方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源，关注网络舆情变化，在核实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理智的判断，从而积极发出预警信息。
2、建立预警和快速组织系统，做好突发事件报道准备
媒体作为信息采集机构，应在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资料库，对可能导致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各个领域的事件进行监测。在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的建设中，应注意收集积累国内外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经验和做法。加强对国内外各大媒体的监控;在监控的基础上对所得信息进行分析，将触角伸向具有潜在危机的各个领域;制定突发事件报道计划，以备不时之需;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积累信息资料。①
此外，还应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建立专门的组织系统，由专人负责，与政府高层直接对话，一旦突发事件发生便能迅速出击;培养专门的新闻报道队伍，一方面能够及时采访，获取第一手信息，另一方面，加强深度报道，培养记者深度解读信息能力。
近年来，政府、媒体也意识到突发事件应急报道的重要性，重视建立相关的媒体应急报道机制。如中央电视台为更加及时准确的把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给广大受众，于2008年启动新闻应急机制，采用新的运营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触角灵敏、覆盖全面、传输畅通的报道网络，通过启用小型化卫星传送设备等，提高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能力。相继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报道点，使得突发事件发生后，报道组能够快速抵达、及时报道。②这为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快速、准确的传达信息提供了组织基础。建设中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也将为快速准确的突发事件报道提供有力保障。2013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4.20”雅安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启动国家应急广播报道程序，发挥国家应急广播主力军作用。
二、爆发期：主动及时报道，快速而真实
英国的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了危机处理的“3T”原则，强调了危机时期信息发布的重要性，即(1)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2)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3)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在突发事件爆发后，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尤为重要，此时报道的速度要求最高，报道速度的重要性远超越报道的广度。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资源，第一时间报道
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发展，信息发布具有即时性的特征。传统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措施先声夺人。要做到这一点，传统媒体必须革新突发事件报道理念，把网络上的信息纳入报道系统，充分利用图片、视频等素材，并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利用专业采编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发布最新消息。在对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的报道中，凤凰卫视的报道就体现了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革新，引用网络上提供的信息，及时发布最新消息。凤凰卫视在直播中大量采用了现场目击者通过新媒体发布的信息，利用了新媒体海量的信息来源和快捷的技术优势，弥补了自身不足。并与此后凤凰卫视利用传统优势进行的连线报道和背景分析相辅相成，使得整个报道快速而全面的呈现了事件原貌。
2、快速发布权威信息，杜绝谣言滋生
突发事件爆发初期，公众对事件情况不了解，如果此时传统媒体没能发出权威的声音，公众则易诉诸其他渠道了解信息，而这个过程由于信息繁杂，真假难辨，极易产生谣言。在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第一条关于该事故的报道由在现场的网友通过微博发出，而在将近一个小时之后，主流媒体才发布了与此事件相关的信息，而且在事故发生后的报道跟进不及时，各种谣言开始滋生，如“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上限为35人”、“遗体未经家属同意被集体火化”、“抗命坚持救援特警支队长被报道后受处分”、“吊下动车车厢时有遇难者遗体掉出”等等，这些与媒体未能及时进行权威信息发布有一定关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应利用资源优势，迅速与政府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及时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公布相关信息，满足受众知情权，从而避免谣言肆意传播。
3、重视新闻真实性，确保信息真实可靠
传统媒体无论是通过观众热线、留言还是利用网络媒体资源获得大量信息来源，都应该注意对信息的筛选核实，在保证快的同时谨慎报道，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以保证自身的信誉度不受影响。如在2003年重庆开县的井喷报道中，央视新闻记者虽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但是出于审慎的态度并没有抢发，而是在认真核实了伤亡数字并且征求了有关部门同意后才在第一时间播出。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追求信息快速发布的同时，一
--------- 定要谨慎把关，避免报道失实现象的发生。
三、扩散期：全面报道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发展的扩散持续阶段，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成为重点，传统媒体自身的优势得以发挥。在突发事件的扩散期，传统媒体应致力于报道有广度有深度的新闻内容，使整个事件更完整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多种手段引导舆论，凸显人文关怀。
1、多层次、全方位报道，深度剖析事件
在突发事件的扩散期，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调查的深入，事件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媒体通过与政府部门、机构等取得联系，主动更正之前的不准确信息，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多层次多角度报道突发事件，有利于媒体公信力的树立。传统媒体要想全方位报道突发事件，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与政府部门、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及时跟进最新进展，全方面发布权威信息。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声音是公众心目中权威的消息来源。媒体与政府要保持沟通协作，及时将政府的信息传递给公众，让公众全面了解事件，配合政府措施，减少危害。在“7·21”北京暴雨灾害中，北京的各大电台电视台与北京市防汛办、交管局等建立联系，及时将最新的降水情况和积水情况以及路况信息等报道给观众，尽力使灾难伤害降低到最小，保证了抗灾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是利用多种信息来源，整合资源进行集纳式报道。利用新媒体的信息来源进行整合报道也是全面报道的一大方式。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大量的信息出现在微博上，网民自发的微博寻人也开始启动，作为传统媒体的浙江交通之声整合了微博资源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无缝对接，进行了电台直播，实现了电台与微博的互动。
三是可以通过链接相关背景资料、访问专家等方式主动策划选题，拓宽信息的广度。在“7·21”北京暴雨灾害发生后，北京当地媒体进行了全方位、大容量的报道，满足了公众的庞大信息需求，多角度设置议题。如在7月22日，《北京日报》头版关于北京暴雨的消息占据了90%的篇幅，在第二版和第三版则以“应对强降雨，京城总动员”为题进行了多角度的专题报道。《北京晚报》也同样在头版大篇幅报道北京暴雨情况，同时还用9个版面进行了以“雨中情”为题的专题报道。这些大篇幅的报道从多方面介绍了灾害相关的信息，主题性、逻辑性强，信息量大。
此外，传统媒体应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多角度追踪报道，直播报道、深度报道等。如2012年9月10日，日本“购岛”事件推动钓鱼岛争端升级，《人民日报》在随后的报道中采用连续性报道的方式，加大了报道量。并且以《中国钓鱼岛岂容他人肆意“买卖”》作为深度报道，对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理据，对日本窃取中国钓鱼岛非法无效的理由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③这些使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有序地展现给世人，同时加深了国人对于钓鱼岛争端的认识。
2、进行适度报道，把握报道平衡
在扩散阶段，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涉入事件报道，极易导致过度报道。适度报道，即把握突发事件报道的“度”，既要对突发事件有关切，又要避免固定时期内同类型同题材报道过多，使人产生麻木、漠视心理。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媒对普遍读者和听众持续刺激的一个后果是“麻醉”，他们称之为麻醉性的功能障碍。这种“麻醉”的负功能是指：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过多的信息，便极有可能陷入到一种对信息漠不关心，或者对信息被动消极的状态;过多的接触那些不寻常、不正常、极特殊的“新闻”，还会导致受众产生一种毫不了解社会上平常、正常、普通状况的后果。④也就是说，如果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没有把握好“度”，极有可能产生消极麻痹甚至是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应处理好相关信息的报道数量，谨慎措辞，在多角度报道事实的同时，避免过度报道引发负面效应。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报纸、电视、广播连篇累牍的进行报道，渲染紧张气氛，有专家指出：“4月20日之后，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非典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等，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说法无疑会引起紧张和焦虑。”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要避免内容的同质化倾向，采用独特视角深入挖掘信息，避免信息同质化导致受众出现麻木、漠视心理。
3、主动引导舆论，及时澄清谣言
随着新媒体的勃兴，突发事件发生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许多公众转而通过网络寻找信息，而网络上的信息由于缺乏严格的核实把关，各种小道消息甚至虚假消息进入人们的视野，极易滋生谣言。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交网络、手机短信等使谣言的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此时，传统媒体应及时澄清谣言，通过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及时传递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同时，充分利用专家资源和相关资料，结合专题报道、评论等引导公众走出误区，消除社会恐慌，维持社会秩序。如在2011年“3·11”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后，“食用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盐将受到核辐射污染”、“盐要涨价”等谣言迅速传播，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公众盲目抢盐的情况。对此各大媒体通过多种方式及时破解谣言，揭示真相。在3月17日，全国出现抢购食盐风波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在综合频道《晚间新闻》中播发了《卫生部：服碘防护须根据政府指示》、《国家发改委：坚决打击哄抬食用盐价格等行为食盐储备充足》、《日本核泄漏未来三天对我国无影响》等新闻，其中既有官员访谈、政府权威发布也有专家意见，集中回答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并普及了碘盐知识和核辐射知识，使公众对事件有了清晰准确的认识，揭示了事情真相，及时破解谣言。3月18日，《中国青年报》也对抢盐风波进行了特别报道，其中《食盐80%以上是井盐》、《专家：含碘盐不具核辐射功效》等内容通过大量的专业信息及时澄清谣言，引导了舆论。
4、普及应急知识，疏
--------- 导公众心理
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发生后，应及时向公众进行应急知识辅导和心理调适疏导，有利于公众增强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效克服危机。如“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公众对于特大地震的防范知识不足，在灾难中难以正确的进行自我保护，媒体在报道地震灾情的同时，通过插播自救常识、刊载震中自救注意事项等提醒人们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自救。这些应急知识的辅导有利于指导人们克服灾难，推动救灾工作的快速进行。
重大的灾难往往会给人们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不仅是在灾难现场的人们会有心理不适，观看电视画面、收听广播、翻看报纸等获得大量灾难信息的受众也极易产生心理不适，恐慌、悲伤、不安等情绪影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时，广播可以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报纸可以开通专栏、心理信箱等及时对公众进行心理疏导。
5、坚持以人为本，凸显人文关怀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除了对事件本身进行全面报道外，媒体应重视事件中的人，以人为本，尊重、理解、关心人。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了官员行为、事态进展上，而忽略了个体的生存状态，缺乏对人的困境和心理状态的深入采访。
此外，在突发事件的报道尤其是灾难报道中，许多媒体为了“抢独家”，博眼球，不惜用大量的血腥图片、对灾难的过度细节描写等渲染悲伤情绪，忽视了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加剧了对人们的心理伤害。在“5·12”汶川地震的采访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事人在失去亲人，悲痛欲绝时，记者为了达到煽情效果，不断提起其亲人在灾难中死亡的细节，迫使当事人再次回忆悲伤画面，心情激动难以平复。这样的采访无疑加剧了对被采访对象的心理伤害，缺乏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媒体应做“温柔抚慰者”，在报道中应用人性的光辉抚慰受伤的心灵，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力量。
四、消退期：总结经验教训，引导社会反思
随着突发事件渐渐进入平复消退阶段，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热度逐渐减少，但是此时对突发事件发生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却是必不可少的。传统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引导社会进行反思，完善对同类突发事件的认识结构，从而在下次发生此类事故时公众能采取正确得力的措施，克服危机，防止悲剧再次上演。如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上海市政府虽然为解决这次“水危机”殚精竭虑，通过努力保证了市民的饮水安全，但是类似的事故是否会再次发生?如何避免这样的危机呢?《人民日报》3月20日发表社论《“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中国新闻周刊》也在事后发表评论《唐骏：黄浦江上的产业反思》，而《法制日报》的文章《德国如何处理“死猪”》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处理方式以供我国相关部门总结经验。这些反思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此事件认识的深度，还为类似事件的防范和治理给予了意见与建议。□
参考文献
①薛巧珍，《新的媒介环境下提高电视媒体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3)
②乐视网，《中央电视台首次实施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国内布点》，
③蔡尚伟、帅志强，《从〈人民日报〉看钓鱼岛争端报道的舆论引导——以2012年4月至9月钓鱼岛争端报道为例》，GB/n/
④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著，郭镇之 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运用》[M].华夏出版社，20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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