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的中医学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影响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有7个方面：稳定的政治经济，矛盾交织的时代，儒士的向医心理，世医制度的实行，医学教育的变化，宋明理学的影响，灾疫流行的需求。
明代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承宋金元医学发展之余绪，加之理学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因素推动医学不断发展，从而使中医学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进入了全面丰收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方剂学、本草学、中医基础理论、经典注释、临床各科以及医籍整理、汇编、考据等各方面均发展迅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前代，据《中国医籍大辞典》收录的现存医籍数量统计，元代之前医著共计362本，明代共计981本，超过以往历代医书数量之和。另据《中国分省医籍考》统计，明代医书共1275种，清代医书5089种，共同构成了现存中医药古籍文献的主体部分。任何一个时期，医学的发展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于进入后封建社会的明代更是如此，其在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探讨该时期医学问题的前提需要阐明其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1政治经济的稳定是医学发展的保证
明代结束了金元时期战乱不断的局面，完成了中国的统一。鉴于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经济的措施，如推行屯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与此同时，明政府对手工业和商业也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军事、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备，科举制度的恢复以及学校制度的建立完善，使得明代在开国5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进入了富庶、安定的局面。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学和水利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徐光启、宋应星等杰出的科学家及《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学技术著作。
繁荣的社会经济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明代虽然进入后封建社会时期，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局趋于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加上中央政府的扶持，使得医学得以顺利、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期间，出现了由政府组织完成的《普济方》以及《永乐大典，医药编》等大型医药文献汇编，而由个人完成的医著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中医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2医学在矛盾交织的时代寻求新的突破
随着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对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影响尤为明显，文艺领域出现了以冯梦龙《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井文学的高度繁荣，以汤显祖《牡丹亭》为代表的戏曲文艺的发展，以《西游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迎合了这种因新经济形态的出现而带来的文化思潮与思想解放的需求。
在这样一个维护旧论与力求革新、尊经奉典与创立新说的矛盾交织的时代，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也必然受到这股文化思潮以及经济、政治、科技等多元素的冲击。在明初期延续了金元名家遗风之后，中医学也开始了批判与反思，在理论与实践中寻求多方位的突破与创新，临证各科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①种痘预防天花，在我国医学史乃至近代免疫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②温补学派在对金元余绪的批判与反思中崛起，在论争、说理的过程中，突出了脾胃与肾命的主题㈤，并将宋明程朱理学引入医学领域，对中医概念进行重新论述，带动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并对经方的传承与运用产生深远影响。③滥觞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温病学派，更是从辨证、立法、处方等方面另辟新途，大获奇效，创制了诸多治瘟名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温病学派的出现是对以六经辨证为纲要的经方运用的极大补充与拓展。④大量专科性医学著作、综合性医学著作以及医案医话类著作的产生。专科性医学著作有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万全的《育婴秘诀》《幼科发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综合性医学著作有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张介宾的《景岳全书》、王肯堂的《六科证治准绳》、薛己的《薛氏医案》等。这些医学著作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以及交流。⑤随着明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增多，较之前代，本草学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的诞生标志着中药学发展的高峰，也成为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3明代儒士向医心理的普遍出现
就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史而言，明代已进入后封建时期，此时的封建政体弊端日显，走向末路。在此背景下的科举制度亦难脱此藩篱，且至明代，随着民间教育的相对普及，受教育的人员数量较前代亦大为增加，但靠科举取士者却凤毛麟角，使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理论只能得以狭隘发挥，而以儒家经典作为求学入仕进阶的“儒士”开始将关注焦点由社会转向个人，转人与现实政治疏远的行业，为了能较好地满足并实施儒家的“仁爱”观，从医便不失为一种合适之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则成为这一时期儒士的心理归依。
纵观明代医家，因这种心理而从医者大有人在。如新安医学奠基人之一汪机，幼时曾攻举子业，当过秀才，但“屡试不利”，其父对他说：“昔范文正公尝自祷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谓仕而不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汪机顿时醒悟，“即弃去科举浮文，肆力医家诸书”，终成名医。再如张景岳，13岁即随父亲游历北京，青壮年时期一直在京城一带“从戎幕府”，求取功名，后“无所就”，加上家道日贫，返回浙江绍兴开始行医，从此因医得名，名声大噪，成为明末杰出的医学家㈩。此外，由儒而医的还有李中梓、孙一奎等人。
大批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文士从医，他们或先儒后医，或弃儒从医，或儒而兼医，或知医自用，或研医著述，这无疑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医易相通”“儒医相通”，儒士饱读经书，文学素养较高，对医学经典的领悟力更深，无论是诠释医经，还是构建医理，都远胜于前代。此外，他们广泛吸收诸如天文、地理、哲学等其他知识来丰富医学内容，并用儒家尽忠至孝、济世救人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提高了医者的职业修养。这些都从不同层面带动了医学的发展与创新。
4医学教育制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明朝建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医学教育。官办医学，即政府所设立之医学教育机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中央为太医院，地方包括惠民药局与医学（一种地方医政机构）。惠民药局为平民所设，乃沿袭宋制，平时负责救疗贫病军民，荒疫时参与政府组织的救治诊疗活动。医学是政府在地方衙门中设立的作为关注民生的职能机构，并被赋予独立的办公场地及官印。医学除为地方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外，还不断为地方培训医务人员，同时并负责整理、刊印地方医疗文献，传承医学文化。此外，医学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即通过对医疗事故的公开处理，来赢得百姓的信赖亦借此警告医者当精益求精。
除官办医学之外，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也是构成明代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明代医学发展的贡献甚至强于官办医学教育模式。最具代表的当属明清时期影响深远的新安医派，其专科医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形式便是家族链传承，如编纂《名医类案》的江瑶父子，如新安张氏家族，槐塘程氏家族，歙县余氏家族，澄塘程氏家族，皆是家族传承的典型。虽然从客观上讲，政府对医学的推动力度虽然存在欠缺，导致很多边远偏僻地区的医疗仍极其落后，百姓有病仍求助于巫觋僧道而非医药，而且明代业医者的生活待遇较差，常出现医户逃户现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医学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诸多医学教育措施的推进对稳定社会及推动医学发展，仍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5世医制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明朝在继承元朝户籍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更加严格的分行分户、子袭父业的行户世袭制度，医户管理也不例外，从而形成了世医制度。明代行户世袭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医药行业从业者管理尤其严格，除了要求户部按户籍管理规定对他们登记造册外，还要“凡医药之人，礼部务必备知，以凭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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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规定了妄行叛籍的刑处办法，“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另外，作为官方医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太医院，选拔医学生主要从登记造册的医学子弟中挑选，如太医院医官医士“私逃或违限，径行除籍”。以上诸项规定足见当时世医制度的完备与严格。世医制度的实行在明代医学发展历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医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闪素。承袭元朝的户籍管理制度而建立的世医制度在当时基本是适应社会医学发展需求的，尤其在明王朝建立前期，政局尚不稳固，经济也不强盛，世医制度的执行对于稳定从医人员的数量，对于弥补中央政府对医学教育普及的不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医制度对医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客观存在。这种刻板严格的制度限制了儒士业医的自由性，使得医生的来源主要局限于世医家庭，缺少新生力量（主要是儒士）的加入，从而限制了医生队伍总体素质的提高。另外，世医制度的约束，使得在同一地区行医的医户存在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使得很多医户将自己的医疗经验秘不外传，从而阻碍了医疗经验的交流推广与医学理论的创新。
6宋明理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又称宋代义理之学，程朱理学或新儒学，始创于北宋，发展兴盛于南宋、金元。至明代，太祖朱元璋独尊程朱，理学开始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理学的兴起对医学领域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久，较之先秦诸子百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学者认为，自明中期始，新安医学逐渐发展、兴盛并成为传统医学领域中最有特色的儒医群体，与新安乃“程朱阙里”、理学盛行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说法或许有失偏颇，但理学对明代医学的影响之大，却不可亦不能忽略。
程朱理学探讨“仁”“格物致知”“太极”“性命之说”等，这些均对明代医学有着重要影响，如明代医家认为“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日承仁训，遂体求仁之旨，以精活人之术”，“上可以辅圣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见儒者仁民之效，而医道不失职矣”，即是将“仁”的思想奉为圭臬。另外宋明理学探讨的阴阳、太极概念被引入到医学体系并加以发挥，从而促进了明代中医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命门学说的深人探讨。前者包括阴阳学说的深化，先后天根本论的深人讨论以及精气神形等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后者则在温补学派医家的论争与探讨中达到顶峰，尤以孙一奎的“命门动气说”、赵献可的“命门相火说”、张景岳的“命门水火说”为代表。可见，宋明理学对明代医学起着指导、渗透、营养、磨合、催化的综合作用，是明代医学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之—。
7疫病频繁流行对医学发展的需求
在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史上，传染病的流行是推动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伤寒杂病论》成书的东汉末年，正是疫病大流行的年代，张仲景在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足见当时伤寒流行范围之广、程度之重。正是因为亲眼目睹疫病的流行给百姓生命带来的严重威胁，历代都有医家研究疫病，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及理论参考，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医学的发展。
明代频繁发生的疫病流行促使医家研习岐黄之术，从而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明代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至少有30次，病死人数约计178898人。而据张志斌所著《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所列，明代全国各地共发生大小疫病流行的次数达265次。
疫病频繁流行对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地方医疗教育的措施，也是出于稳定社会、对抗疫疠的需要。尤其至明代晚期，疫病肆虐，而温病学派的异军突起，也正是明朝医家对抗疫疠的经验与学术积累的必然结果。
作者：宋佳，赵艳，傅延龄（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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