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共亲身经历了三次死亡事件：护路工事件、难产事件、安娜卧轨事件。护路工事件是安娜卧轨事件的预兆，难产事件则对安娜死亡的必然性起到了延宕的作用，三者通过矮个子农民敲打铁轨的幻象联系起来。本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并对托氏写作小说前后的事实进行相关考证，从而认为，三次死亡事件之间的转换，既源于力比多之增减，又和托氏本人的自我救赎有关。
关键词：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死亡事件；精神分析；力比多
《安娜•卡列宁娜》是托尔斯泰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寄寓了托尔斯泰本人的生命观和宗教观。作品中多次涉及到死亡的问题，关于自杀或死亡等相关事件的描绘达五次之多，而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亲历的就有三次。安娜亲身经历的三次死亡事件分别是护路工事件、难产事件、安娜卧轨事件（弗龙斯基自杀和列文哥哥的死，一个是非亲睹，一个和安娜则无直接关系），在这三次死亡事件中，护路工事件和安娜卧轨事件是一个预兆和实现的关系，而难产事件则是对“安娜死亡”这一必然结局的延宕。
那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对安娜的死进行延宕呢？一，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生存是人的本能。力比多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1905年于《性学三论》中提出。“生物学通常用‘性本能’表达存在于人类及动物身上的性需要，并将它比喻为营养需求本能，相当于饥饿感。然而日常用语中却找不到在性方面与‘饥饿’相对应的词，故科学采用“力比多”与此对应”1（P512）。可见，力比多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主要是一种“性本能”，弗氏认为：“力比多作为精神过程的背后能量”1（P570）来决定着性对象和性目的。“性对象”和“性目的”是精神分析词汇之一，弗洛伊德指出：“在此我将提出两个技术性词汇。让我们把具有性引力的人称做‘性对象’（sexual object）；而将性本能欲求的行为称作‘性目的’（sexual aim）”1(P515) 。陈燊于《安娜•卡列宁娜》中译本前言中指出：安娜“同弗龙斯基的一见钟情，似乎因他慷慨好施，主要却是倾心于他的仪表、风度，出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的自发要求，并不是基于共同的情感。这种爱情是盲目的，实际上几乎是情欲”[2]（前言P2）。在小说中，卡列宁是一个老人，而弗龙斯基则是一个正值青春的青年军官。在弗龙斯基和安娜第一次在车站相遇时，“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2]（P83）。同时，小说在对弗龙斯基相貌的描写上，则不住地突出其“光秃的头顶”、“洁白的牙齿”，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上看，“光秃的头顶”、“洁白的牙齿”则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性象征；与弗龙斯基的年轻相对应的则是卡列宁“青筋凸起潮湿的手”[2]（P567）、“步履蹒跚的步态”[2]（P142），因此，甚至在卡列宁宽恕了安娜和弗龙斯基偷情的事情后，安娜对他仍有那种“难堪的生理上的憎恶感”[2]（P569）。可见，安娜和弗龙斯基的偷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她选择了弗龙斯基作为其“性对象”，从而实现其“性目的”，释放体内的能量。这在小说中主要通过梦的形式有所表现：“但是在梦里，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眼前。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绕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人都对她滥施爱抚”[2]（P203）。诚如安娜的哥哥斯捷潘在为男人出轨辩护时所说：“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以前，你就感觉到你不能用爱情去爱你的妻子，不论你如何尊敬她”[2]（P57），所以，无论安娜如何尊敬丈夫卡列宁，都无法唤起她对卡列宁的爱。因此，对死亡的延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力比多的维持，即生命的维持。同时，我们还发现，安娜之所以选择死亡的原因，也在于弗龙斯基对她的冷淡，即对于丧失“性对象”的恐惧，“对于她来说，整个的他，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种东西：就是爱女人，而她觉得这种爱情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种爱情日渐减退，因此，按照她的判断，她的一部分爱情一定是转移到别的女人，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去了”[2]（P990），而对安娜来说，“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2]（P996）。别尔嘉耶夫认为“爱”包含着“情”（同情）与“性”两种成分，因此，安娜在面临失去弗龙斯基爱情的时候，则面临着失去力比多，即生存之本能，而在难产事件中，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则更加紧密，则无失去力比多之情况，因此，死亡之延宕在于力比多之增减。
死亡之延宕，亦在于寻找生命之救赎。《安娜•卡列宁娜》中涉及到的死亡事件有如下几件：护路工事件、难产事件、弗龙斯基自杀、安娜卧轨、列文哥哥尼古拉病逝。托氏用两条线索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即拱形结构。一条线索是列文的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安娜的线索。这两个线索一个是：生之救赎，一个是死之归宿，二者之间的关系诚如《童年》中小“托尔斯泰”母亲临终前给其夫的信中的一句话：“我很平静，上帝知道，我一向把死看作是过渡到更美好的生活”3(P98)。艾尔默•莫德在《托尔斯泰传》一文中对《安娜•卡列宁娜》的题材来源做了论述，他指出：“有一年，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夫人给他们的邻居一位叫皮别可夫的缙绅，这人前已提及，住在一起了；而因为皮别可夫看中了他们的家庭女教师，她一时醋性大发，就卧轨自杀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托尔斯泰很清楚，解剖尸体的时候他也在场。这件事给他提供了一个主题”4(P341-342) ，可见，作为故事主题情节的安娜线索，决定了小说的行文方向，起着推动情结发展的作用。符•日丹诺夫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一书中在对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第一个草案”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这就是第一个草案的梗概。……当时，没有一点关于吉提和列文的迹象”5(P5)，在其第二个草案的提纲中（参看该书8-9页提纲的列举），也没有出现列文这条线索，可见列文这条线索是最后补充上去的。“列文进入长篇小说是在作品基本思想已经成熟，是在作者需要什么样的人物来实现总思想观念中一个主要问题已经明确的创作时期”5(P101) ，这一时期，也是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困顿期以及托氏本人的转折期。托尔斯泰在创作该作品时，觉得单单以安娜为线索进行写作已经不能使自己满意，他必须在作品中注入另一条线索，来解决他自身的问题，即关于死亡的问题。列文，就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马修•阿诺德在《论列夫•托尔斯泰》一文中指出，“托尔斯泰写的列文的宗教体验，其实是他自己的宗教体验”6(P142) 。这些宗教体验在以后的作品中，如《教条神学研究》、四福音书新译等中均有所表现，因此，马修•阿诺德又说，“然而我不揣冒昧，提出我的怀疑：那些著作，以他们对宗教运动，对确定耶稣的真正的思想和教诲所作的贡献而论，是否包含了许多托尔斯泰伯爵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交代的列文的精神历程时已经表述或透露了的东西”6(P143) ，即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所表达的宗教体验就是托氏精神危机时期的个人感受。对此，符•日丹诺夫亦持相同的观点：“并且，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正好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发生的作家世界观危机都在结构上和小说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反映出来”5(P2-3) 。那么当时托尔斯泰面临的主要危机是什么呢？那就是死亡危机。死亡维系着生命，马修•阿诺德指出“他（托氏）用以研究和创立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这个观点”6（P144）。子女的死，哥哥的死，姑母的死，促使托尔斯泰思考生命。在1876年4月29日托尔斯泰回复费特的信中说道：“您身体有病，常常想到死，而我身体健康，也不断地想到这并且准备去死。……其实——死神自己会来，何用我们关怀。好好生活——这一算题，必须就地解开。甚至非解开不可。我想过很多，并且竭力在《俄罗斯通报》第四期上刊登的最后一章中表达出来”7(P488) （《俄罗斯通报》第四期，即《安娜•卡列宁娜》第五部第二十章：死，该章描绘了尼古拉•列文之死）。在小说中，列文为死所煎熬，几度处于自杀的状态。而现实中“托尔斯泰伯爵，恰像那部小说中的列文，为他内心的斗争和痛苦所煎迫，几乎自杀”6(P147) ，因此，列文的新生也就是托氏的被拯救。列文对死亡的深刻思考源于哥哥尼古拉•列文的死、吉蒂的爱，以及和农民费奥多尔的谈话等，从列文这条线索上似乎如此，但是，在托尔斯泰看来，安娜的死也是一种救赎，同样为列文或者说托尔斯泰提供了解救的答案。尼古拉的死是在难产事件之后，同样，列文和费奥尔多的谈话更是在安娜卧轨之后，因此，安娜线索的延伸，为列文线索探求解决危机的答案提供了时间，从而可以这样说，正是安娜线索情节的推动才使得列文情节得到充分地展开，也正是安娜死亡的延宕，才使得尼古拉•列文的死得以展现，从而完成从死向生的过渡。
综上可知，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护路工事件、难产事件和安娜卧轨事件是由“矮个子农民”的幻象连接起来的，这一幻象随安娜与其自身悲剧的生死抗争彰显或消退。安娜亲历亲睹的三次事故，具有死亡延宕的作用，这一作用即源于力比多又源于托氏本人的精神危机。死亡之延宕，即有利于小说情节的推进，也有利于托氏代言人列文寻找精神救赎，完成从死向生的过渡。诚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达到了那种痉挛的地步，他所以那么不安，所以要建造一座思想和形象的大厦来为自己遮蔽死亡，也只是因为他拥有极大的生活力的原故”8（P301），则《安娜•卡列宁娜》就是其这种生活力的表现，这种向死而生探索勇气的象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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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M].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作者简介: 薛玉楠 ( 1982- ), 男, 汉族，河南周口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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