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严重脱离审美实践，这种脱离使得美学研究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鲜活生动的感性体验世界。继承传统的真正秘密在于挖掘、体会、并在生命个体身上复活这种灵动鲜亮、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使这些内化在我们现实人格之中。就是说，这种“生命形式”的复活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活。
一、我们的问题:美与美学的距离
近日读到宗白华先生批评上世纪初中国学术风气的文章，文中说，中国的学者“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相互关系，替他们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这话现在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而且还感到切中时弊。因为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实际中，充斥着这种陋习。当前的美学研究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诸多学者、学子幽闭在一室，为生计、为职称、为学位穷经皓首，埋头苦读，在理论中寻找理论，在体系中拼凑体系。他们所从事的乃是这样的工作:先集中精力埋头于先哲经典或二手、三手的介绍性资料中，努力寻觅挖掘，然后块块切割，拼接出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俞吾金先生对当下的研究风气也有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中国美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激情和灵魂。”俞先生指出:我国当前的美学研究在繁华的表面之下乃是“空前的贫乏”，并且认为这贫乏有三种表现:1、“美学理论的肤浅与趋同”;2,“审美趣味的普遍下降”;3,“审美鉴赏力的普遍丧失”。笔者以为，这也应当是美学研究学者们的共同感受:我们正是在用扼杀感性的方式来研究所谓“感性学”。以美学为毕生事业的学者，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进人绚丽的审美世界，没有超脱浪漫自由闲适的审美心境来体验“美”的丰富高妙，更没有物我合一宠辱皆忘玉树临风的人生审美境界。审美并不能改变某些学者自己庸碌狭隘的品性和人生，他们还有什么自信向国人宣传学术的高尚!
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恢弘壮阔的古代文明，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但正如杜维明先生曾经指出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或许已经失去了记忆。在上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在不断变换各种形式的革命、颠覆和批判中度过，在这剧烈的变幻和冲突中，中华古文明能有多少珍贵的财富沉淀在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和生命里?
当我们停下枯燥艰涩的阅读，合起或晦涩艰深或陈词滥调的某些美学著作，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审美研究，我们随即就会从中见到鲜活的生命、灵动的情感和彭湃的激情，心情和目光也不免随之一亮。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美学研究中有极其宝贵的审美品格，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复活这样的审美品格应当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新的纬度，这也应当给今天距离美丽越来越远的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启示。
二、传统美学:生命的投入与怡养
成中英先生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中曾经写道:
“世界上有两种人会走哲学的探索之道。
一种人是想追求宇宙的真实，想从知识上去掌握存在的真理;这种人探索哲学的动机是理性知性的。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知识惊诧’，也许就是指这种哲学的冲动。
另一种人是基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亦即基于某种存在境遇而引发对哲学的兴趣。这种探索哲学的动机是实践的、生活的。《易·系辞》中所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可说是第二种探索哲学的因缘”。
成先生认为，这两种因缘的差别在哲学的源头之处，决定并且显示了中西哲学品质的不同。西方哲学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身外的宇宙，是把自己作为认识主体之后，进而确立的认识对象—世界。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发问和回答都是这个世界的本源问题。最早有记载的哲学家如泰利士、阿那可西曼德、阿那可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包括柏拉图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并试图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的关注却在于人，在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中国哲学的探求之情乃是激发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中国哲学回答的是:人，单就成为一个人的角度，应当如何去做的问题。他写道:“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他。在这里冯友兰先生又引用金岳霖的话来突出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追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地纯粹体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
由此可见，整个中国哲学一方面在学理角度追求个人内心的圣洁，追求个体行为的高尚;同时更注重在自己个人身上，在生活现实当中实现这种哲学追求。在中国哲学的探求道路上，生命的全面彻底投入，是它题中应有之意。同时，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又养成了人与自然天生的和谐。中国文人特别注重在自由山水中作生命的怡养和享受。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和逻辑道路上发展，它的当然结果就是:在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场景里，文人墨客可以挥洒他们的才情，舒展他们的生命。所以，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济世情怀的孔子也有纵情山水的审美梦想，当听说曾点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时，夫子也不免“啃然叹日，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展开了中国传统文人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热情四溢的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古人的浪漫情怀就寄托于山水之间，与自然在本质的合一中同欢共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无须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隐逸闲适;“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在洒脱;“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志士情怀;明月松间，清泉石上的优雅诗意。中国的艺术每时每刻都与生命紧紧相连。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艺术“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的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生活内容和意义。
甚至，中国的美学的理论研究也表现出一种真挚与鲜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庞杂严密的理论体系，较少精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但却有精妙审美体验的点滴总结和直接表述。美学之“美”也并不构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魏晋时期美学理论推崇“神与物游”“气韵生动”;唐代提倡“离形得似”“境生于象外”“以心性为本，’;在明之后则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国传统美学始终在感性化地倡导和追求“境外之象，言外之意，’;追求飞鸿泥爪之痕、羚羊挂角之迹;追求物我两忘之境、心斋坐忘之怀;追求“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艺术之本源;追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笼四海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审美想象空间。中国人自觉地在这天然的美妙与绚丽中间怡养自己自由超脱的人生，注重抒发主体的情怀。总之，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美学。
三、传统的崭新继承与心灵的全面开放
刘小枫曾经指出:“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审美问题实际定位于哲学家和诗人们面临现代型社会形态的困境时所思虑的种种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不是一门文艺学学问(甚至不是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的一种生存态度。哲人和诗人关注的是感性生存的可能性，审美(感性)形态涉及到人的生存意义的救护。纵观现在美学研究的实际，我们提出的疑问是:我们的研究还是不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回答?我们是否有能力作出美学角度的回答?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与传统的美学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已经长久地远离了艺术审美之境。大家都在重复别人已经重复了的真理，都在经典著作中“顽强地”寻找，以便能从中挖出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来切割和拼凑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当然，美与美学是两回事，审美愉悦和从事美学研究更是两回事，但我想，我们从没有丝毫美感的人生与事业中决不会找出关于美的真理、美的规律。
我们越远离艺术和自然的美，我们就会变得越迟钝、愚蛮，我们就越只能依靠对前人的重复和抄袭。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也不仅在于其庞杂繁复的著作典籍，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首诗，是一个感性的灵活的生命。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是一个等待我们学习的知识系统，更是一个等待我们来体验的生命状态。因此，继承中国文化是挖掘、体验、并在生命个体身上复活这种灵动鲜亮、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使这些内化在我们现实人格之中。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不仅仅是对古籍经典的考据、整理和著述，而且更要求我们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在当下每个个人的生命中实现这种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这种“生命形式”的继承才是对中国传统的真正继承，这种“生命形式”复活在当代个体的感性生命中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活。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工具不是考据、注疏和出版，是以感性生命塑造感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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