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诵经与诵经音乐
(一)诵经的内容与意义
诵经，是指僧人诵念或吟唱宗教经典或经文，是宗教生活中重要的仪式活动内容之一。诵经也是僧侣修行、布道的重要手段。世界上多种宗教都有诵念、吟唱经文，或讲解宗教经文的传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几种人为宗教之中，佛教、道教有集体诵经或个人诵经的传统;伊斯兰教、基督教则是在阿訇或牧师布道时，向教民讲解或诵念经书、经文。即使是一些少数民族生活中存在的原始信仰(自然宗教)，诵念经文、咒语也是巫师举办各种祭祀仪式活动时不可缺少的内容。
对于藏传佛教来说，佛教经文是对佛教教义、经讲的记录，是用于佛法崇拜、颂赞的文本。佛教三宝“佛、法、僧”中的“法”，即具体体现于佛教经文。
诵经是寺院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必修的功课，也是僧人经常的、重要的修行方式。活动方式有集体诵经和个人(或两三人)诵经两种。诵经活动除了用于僧人的修行、布道之外，为信众禳灾驱魔的仪式中，也必须诵念有关的经文。
(二)诵经音乐包含的音乐形式
诵经音乐是指僧人诵念经文时使用的音乐。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包括寺院僧侣念诵(或吟诵、吟唱)经文的声乐部分和用于伴奏的器乐部分。器乐部分包括诵经起始前、结束后和在经文段落之间停止诵念时，由器乐演奏的前奏、间奏、尾声的器乐部分，以及与诵念经文的声乐部分同步进行的节奏性、伴奏性的器乐部分。也即是说，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是指声乐为主，器乐为辅，二者密切配合而构成的宗教艺术形式。诵经音乐的声乐部分亦可称为诵经调。
元代萨迦派宗师萨迦班智达曾在他的音乐理论著述《乐论》中，指出藏族音乐包含两类，即俱生乐与缘起乐。如用于解释宗教音乐，俱生乐是指诵经音乐中的声乐部分，即诵经调;缘起乐则指宗教仪式活动中所有的器乐部分。
二、诵念经文的目的
对于中国的佛教各个支派，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都将由宗教的内心与躯体活动所产生的行为，称作“业”;将由于行为而产生的力量，称为“业力”。根据业力产生的不同方式，将“业”和“业力”分成身、语、意三类。其中，内心的意志称为“意业”，由意志所产生的躯体行动称为“身业”，由意志产生的言语称为“语业”。经书中的语言文字，乃是高僧作者的心意、思维与语言活动的结晶，其中自然带有与之相应的意业及语业的力量。为此，当读者内心关注于这些语言文字时，文字中的意业及语业的力量，就会通过读者的注意力而作用于读者的心身，由此造成不同的感受。由语业力量的加入而引起的心身变化，佛教称之为“语加持”。[1]
由于对于语加持作用及其原理的深刻认识，所以佛教尤其是佛教密宗对于经常阅诵的经论和仪轨的文字有着严格的选择与要求。
就藏传佛教而言，诵经的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表达对神佛、宗师、教义的崇敬与信仰。2.理解经文的含义，了解神佛的智慧。3.收敛心神，自我修持。4.祈求功德、积淀福祉。
佛教高僧戒成和尚认为，如同体育锻炼，经常的、持久的锻炼，能够使人强健体魄;对于佛教信众而言，经常地、持久地持诵经文，可以达到个人修行的目的。[2]
三、诵经活动的时间、场合、方式、经文
(一)诵经的时间、场合
据笔者在北京高级佛学院③采访了解，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各个寺院日常修行诵经的次数不全相同。例如格鲁派寺院大多是每昼夜之间共诵经六次，宁玛派每昼夜之间诵经八次。本教僧侣修行时，每昼夜共诵经六次。每次诵经的时间约为两小时。白昼的诵经一般是集体诵经，夜间修行多由个人诵念经文。④
僧人平时诵经的场合不拘，在经堂、佛舍、走廊，皆可见有僧人击奏鼓钹，诵念经文。人数一二人或数人不等。在寺院规定的集体活动时间，下属各经院(扎仓)的僧人将集中于本经院的主经堂里诵经。在全寺院规定的时间或重要的宗教活动时日，则全寺院各个经院的僧人全部集中于本寺主要的大经堂，参加隆重的祭祀与诵经活动。
(二)僧人修行方式与诵经方式
1.僧人的修行方式
藏传佛教僧侣的修行方式有两种，即日常修行与闭关修行(藏语称“参[can]巴”)。日常修行的方式是由僧人个体学经、诵经，或是参与集体诵经活动。闭关修行是另一种修行的方式，闭关修行期间，僧人居住于寺院后面的密室“修院”(藏语称“珠巴”)或深山岩洞之内，清净眼耳等六根，潜心修习佛法，观想、诵咒，完成规定程序。闭关修行期间，断绝会客，不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仅由其他个别僧人送去饮食，维持其基本生活条件。
闭关修行的时间，有七天到二十一天的“日关”，有一个月到五六个月的“月关”，还有一到三年的“年关”。闭关修行时所处的的环境，有在不见光的暗室中修行的“黑关”，和在露天下修行的“白关”;有在室内修的“内关”，和在野外天葬场或泉水源头等处的“外关”等。
2.僧人日常修行时诵经的方式
僧人的日常修行有个人诵经或集体诵经两种方式。
藏传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科。以各教派而言，噶当派主修菩提道，不提倡学密;萨迦、噶举、宁玛等主修密法;格鲁派主张显密并举。在格鲁派寺院内，僧人往往先修显宗，后修密宗，最后达到显密双修。
修习显宗的僧人诵经时一般不使用乐器伴奏，修习密宗的僧人多使用柄鼓与钹等乐器伴奏。⑤藏传佛教寺院中修习密宗及显密双修的经院和僧人数量较多，因此我们平时访问藏传佛教寺院时，常可见到一两个僧人在个别诵经时，一边诵念，一边用柄鼓、大钹等乐器击节伴奏。
集体诵经方式是在特定的时日举行，集体性活动规模有大小之别，有的是全寺，有的是全学院或全经堂。
全寺性的集体诵经是寺院重要的正式的集体活动，这时全寺僧人皆集中于寺院主经堂的大殿内，分列成竖排端坐于毡垫(通称“卡垫”)上，由领经人带领众僧集体诵经。寺院的活佛、喇嘛一般不任领经者，而由普通僧人(扎巴)中善于诵经和发音较好者担任。领经者诵经时左手持奏法铃(止布)右手持鼗鼓(达玛如)。集体诵经时常用鼓吹乐队演奏前奏及间奏音乐。诵经时使用的鼓吹乐队，一般由同钦(大铜号)2只、加林(似唢呐)2只、冈林(小法号)2只、东嘎尔(法螺)1-2只、额阿(长柄鼓)2只、司涅(大钹)2付等组成。止布(法铃)与达玛如(鼗鼓，似拨浪鼓)则由坐于上座的活佛或领经僧人持奏。从音响的总体而言，止布与达玛如亦应视为乐队的成员。
北京雍和宫 僧人诵经 田联韬摄
西藏松赞干布寺 僧人诵经 田联韬摄
当信徒家中有患病者或丧事等私事，即去寺院邀请僧人一二人去其家中做法事，为病人或亡人念经、祈祷、禳灾、超度。此时僧人一般携带柄鼓(或可用绳索悬挂的小鼓)、冈林、达玛如等乐器前往。
此外，在藏区各地，常可见到单个的游方僧人在村头、街边打坐诵经。笔者即多次在拉萨街头见到游方僧人坐在墙边念经，接受群众布施。僧人诵经时多使用达玛如、冈林(胫骨号)与法铃等乐器。
拉萨街头游方僧人诵经 杨民康摄
(三)诵念的经文
藏传佛教有十分丰富的经文，据多杰仁宗考察，藏传佛教在仪式活动中使用的经文内容，可分为祈祷类经文、忏悔类经文、请神类经文、发心类经文、发愿类经文等多种。这些经文分别用于不同性质的仪式之中。[3](P83)
祈祷类经文是以祭祀求福为主要内容的佛经。
忏悔类经文，是为了自身和替他人所犯罪过进行忏悔而做诵经活动时使用的经文。
请神类经文是当寺院在举行法会活动迎请神佛的仪式所诵念的经文。寺院诸多的护法神与显、密各部的本尊金刚等，是法会迎请的对象。
发心类经文内容与佛教教义有关，发心也称发菩提心，即发起要求解脱苦难、往生净土或成佛的愿望。
发愿类经文，是举行法会活动时极重要的一种诵经内容。它通过诵经形式对神、佛表示敬仰的心情和表示修炼的心愿。
在寺院诵经活动中，不同内容类别的经文使用不同的诵经音调，已成为寺院诵经音乐的规律。
格桑曲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藏文佛经经典数量浩如烟海，并非所有的经文都用诵经调吟咏、诵唱，用于诵经吟诵的仅为部分佛经经文。通常，用诵经调来吟咏、诵唱的，是经文中的重要段落。[4](P89)
在藏传佛教诵念的多种经文里，有些是各个教派共同使用的，如“五大愿”，包括《贤行愿》、《慈氏愿》、《趣入菩萨行论回向品》、《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简称“对莫”)、《初终中愿》(简称“同他巴”)等。各教派僧人念诵这些经文的方式与音调大致相同，不同教派的僧人亦可一同诵唱而无障碍。但各教派也有一些自己专用的经文，不同教派的僧人不能合诵，格鲁派的《极乐愿》即为一例。⑥
据《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记载，北京雍和宫僧人每日早课，在法轮殿诵念《皈依经》、《兜率天赞》、《绿度母经》、《白度母经》、《大白伞盖经》、《五大行愿品》、《波罗密多心经》、《诸护法献供经》;每月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僧人诵念的经文有《大威德金刚经》、《地狱经》;农历四月十五日，纪念释迦牟尼诞生、成佛和涅槃日，举办三天千供法会，念诵《千供经》、《财宝经》、《上师供经》、《关公护法经》;十月二十五日，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辰，举办千供法会一日，诵念《千供经》、《上师供经》;每年春节，诵念《吉祥天母经》、《大威德金刚经》、《迎新年喜经》。[5](P90-91)
四、诵经音乐的类别
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的声乐部分以念诵为主，但也有部分经文在诵经时含有程度不等的旋律性。即使是旋律性最弱的诵经，也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或诵读，而是带有一定音调和节律的念诵。以广义的音声观念⑦来审视寺院诵经的音乐形态，有的诵经音调，只是有节奏的、略含音调的念白，接近于语言的朗诵，可称之为念诵;有些诵经音调起伏较多，略具旋律性，可称为吟诵;有的诵经音调旋律性稍强，具有比较明显的歌唱性，可称为吟唱。也就是说，诵经的音声形式有的比较接近于语言，但与语言略有差别，有的接近于音乐，但音乐的旋律性不及人们日常所接触的民歌、说唱等各种世俗性音乐。当我们聆听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的声乐部分时，会发现以上三种类型的诵经音乐只是大致的划分，三者之间并无十分明显的区分界限。
藏族音乐家多杰仁宗与格桑曲杰，以及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特尔·艾林森⑧对藏传佛教的宗教音乐有比较深入的考察研究，他们根据对寺院的访问、调查，对诵经音乐的分类方式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据多杰仁宗《中国青海藏传佛教寺院诵经音乐》一文中，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里，诵经音乐是按一定的音乐特征和规律进行分类的。按寺院僧人的说法，诵经音乐的各种音调大致分为三种音乐形态类型，这三种音乐形态在寺院里按藏文原意称为唸诵形态“顿”(“doen”)、吟诵形态“达”(“dac”)和唱诵形态“央”(“yang”)。三种诵经音乐形态各自均包含多种诵经音调。
多杰仁宗指出，第一种唸诵形态(“顿”)是整个诵经音乐的基础。这一形态的音乐是以一定规律的节奏和音高来诵唸经文。虽旋律线较平，但通过发声的主要要素——声音位置、音色、音量等变化，仍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形成比说话略具音乐性，介乎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形态。寺院僧人在修习过程中，首先要学习这一形态的诵经音调，因为它是诵经音乐的基础，也是僧人学习诵经需要掌握的基本功。
僧人集体诵经时采用的唸诵形态的音调，是一种固定的节奏和音型形成的一两个短句，以短句的无限反复完成较长的音乐段落。
此种音调有慢速、快速两种。慢速音调的诵经声，由领经师用法铃铃舌碰撞铃壁，发出有节奏的铃声，以统一众僧诵经。慢速的诵经多用单一形态的音调，不与其他形态的音调混合。
快速的诵经音调多在鼓、钹的伴奏中进行，并经常插入其他形态的诵经音调的段落。吟诵(“达”)、唱诵(“央”)形态的诵经音调，都有在念诵形态“顿”的诵经过程中，插入其中进行的可能。一般说，插入唱诵形态音调的段落较常见。在通常的诵经活动中，一部经文可能按一定的章节与段落，先后使用诵经音乐不同形态的音调进行唸诵，这在寺院诵经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使用的一个念诵性的音调，称为“伦顿”(lhuen doen)，此种音调比较简朴，多为一字一音。[3](P81)
第二种，吟诵形态(达)，是三种音乐形态中曲调种类较丰富的一种。这一音乐形态的各类曲调，有较强的旋律性和较完整的音乐结构。目前已知的吟诵形态音乐的各类曲调，除有上、下句结构的乐段外，还有四句结构的音乐段落。这一形态的各类曲调，虽然具有较强的旋律性和具备相对完整的音乐结构，但就其旋律特征而言，很显然，它是从唸诵形态“顿”的音调基础上发展而来。我们不但在吟诵形态音乐里可以见到那种特有的富于语言化的音调外，还可见到唸诵形态的一字一音的特征。这说明，诵经音乐虽然可以分为三种音乐形态，但各形态的音调之间，无论是从旋律上，还是从音乐书奏上，都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第三种，唱诵形态(央)，是三种音乐形态中最富于旋律性的一种。此种形态的诵经音调，有较鲜明的旋律与比较完整的音乐结构。青海地区佛教寺院里，僧人还以唱诵形态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因素的差异，把此类诵经音乐分为央的大曲调(藏语“央钦”yang qen)和央的小曲调(藏语“央穷”yang quen)两类。大曲调音乐有自由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由于它打破了念诵形态与吟诵形态的音调，使原有节奏律动和一字一音的旋律特征发生了变化，音乐增加了舒展性和流畅性。小曲调音乐虽也有较强的旋律性，但从音乐节奏律动来看，部分曲调仍保留了吟诵形态，甚至是念诵形态音乐的节奏特征。这使得小曲调未具有大曲调那样流畅的旋律性。[6]
下面谱例“央钦”引自《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
(二)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特尔·艾林森对于藏传佛教音乐的考察工作，主要在尼泊尔、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他在《顿、达、央：西藏诵经音乐与旋律类别》[7](P112-114)一文中提出的分类方式与多杰仁宗的看法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首先，他认为诵经音乐总体应称为“顿”(don)，在顿之下，第二级分为“顿”(don2)与“达”(rta2)两类，然后在“达”之下第三级再分“达”(rta3)与“央”(dbyangs3)两类，与“顿3”并列。因此，诵经音乐的第三级分类共包括顿、达、央三类。⑨
以下是艾林森所做图表：
从艾林森图表中的第三级分类看，与多杰仁宗的分类相同，皆为顿、达、央三类。不同之处是他提出“顿”既是诵经音乐的总称，又是指称念诵性的诵经音乐;“达”既是旋律性的诵经音乐的总称，同时它又包含了“达”和“央”两类旋律性的诵经音乐。达与央虽然都是旋律性的诵经音乐，但二者有旋律性强弱的区别。
图表中的顿2、顿3下方均注为“念诵性的诵经”(Recitation-chant);达2、达3与央3下方均注为“旋律性的诵经”(Melodic chant)，但达3下方标注为“分立(或分离)的音高”(Discrete-pitch)，央3标注为“乐音的曲线”(Tone-conture)。意指“达”在诵唱时已有音高的变化，不是接近语言的念诵，但与“央”在旋律性方面存在差异，央的旋律线更鲜明些。
由此可知，艾林森分列的顿、达、央三者存在语言性与音乐性的差异，与多杰仁宗所做分类方式基本相同。艾林森论文中，对于顿、达、央音乐特点的解释，也与多杰仁宗基本相同。
据艾林森调查，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对此三类诵经音乐的称谓不尽相同。格鲁派、萨迦派皆称为顿、达、央，而噶玛噶举派，则称为“都”(do)、“德”(dep)、“dang”(当)或“yang”(央)。[7](P114)
(三)西藏的格桑曲杰博士经过对西藏卫藏地区佛教寺院所作调查，他对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同样划分为念诵、吟诵、吟唱等三种形式，但与前二位看法略有不同，他提出的与念诵、吟诵、唱诵三种形式相对应的诵经音乐，其名称是“顿”、“央”、“鲁”三类。
格桑曲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念诵调“顿”有两种，一种是较为自由的、无固定声调和节奏的念诵，一般用于个别僧人念诵经文时;另一种是僧人集体诵念经文时使用的音调，有统一的节奏律动、音节顿挫鲜明;音调中使用乐音较少，一般只用两三个音，因此曲调起伏很小;由于使用乐音较少，往往不易确定诵经音调的调性、调式。
吟诵调“央”，是指节拍节奏比较自由，音乐速度较慢，强弱起伏变化较大，音乐表现力较强的诵经调。此类诵经音乐是西藏寺院具有典型特点和代表性的诵经音乐。
唱诵调“鲁”，是西藏寺院诵经调中旋律性最强、最具歌唱性的诵经音乐。藏传佛教音乐中，以唱诵调“鲁”的音乐特点，与藏族民间歌曲联系比较紧密。唱诵调曲调较短小、活泼;调性、调式比较明确，多为羽、商、徵调式;音乐结构有二句、四句体的乐段，或单一乐句的结构，也有乐段的多次变化反复。以上几种结构的诵经调在诵经时均不断反复诵唱。
格桑曲杰特别指出，在拉萨三大寺集会中诵唱“喇嘛曲巴”(意为“上师供养”)时，使用了一种别具一格的、音区逐渐升高的诵唱方式。领经师由低音区开始领唱，众僧跟唱，然后每遍诵经整段的音调以半音或四分之一音的音程逐渐升高，使音区不断地向上方移动，而形成不断的移动调高。唱完整部经文时，已从低音区上升到相当高的音区。例如色拉寺诵唱《具名三根本》经文时，音调的音高由最初的小字组降e音逐段升高，最后达到小字2组的升f音，前后使用的音域竟超过两个八度，调性也发生了许多变化。⑩
格桑曲杰还指出，如按西藏佛教寺院传统的分类观念，也就是从诵经音乐的品类着眼，寺院僧人的传统习惯，认为属于“唱”的诵经音乐，包括古尔、鲁、央、绝央、左盖、玛尼调(11)等。而认为“顿”类的念诵调只是念诵，并不属于“唱”的诵经音乐范畴。这就涉及“民间评价”与“学术评价”的问题了。
(四)笔者以为，以上三位学者在诵经音乐的分类方面，之所以存在一些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者们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教派，或不同寺院调查所得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地藏传佛教寺院并未确立一种统一的诵经音乐分类方式与规范性的称谓。从特尔·艾林森对各教派诵经音乐分类名称调查的情况，也可以说明此问题。
虽然三人调查所得结论之间有所差异，但对诵经音乐性质的总体性分类与认知，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间的差异就是诵经音调的音乐性与语言性强弱程度的差异。从顿-达-央的排列次序，可知是音乐性(旋律性)依次递增，语言性递减;反之则是语言性依次递增，音乐性递减。概括而言，将藏传佛教诵经音乐按其音乐性质归纳为念诵(顿)、吟诵(达)、唱诵(央)三类，较为集中。
据笔者观察，藏传佛教寺院诵经音乐中以念诵性的经段最为多见，吟诵性的经段数量次之，吟唱性的经段较少。也就是说，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以念诵性的音调为主。
五、诵经音乐的音乐形态特征
由于佛经的文字与内容并非一般的文学作品，经文的吟诵、吟唱也非通常意义的歌唱或表演，诵经的核心意义是理解和记忆宗教的义理，表达对佛祖虔诚的崇拜，体现人间与神界的沟通，进行个人的修行，并不着意于强调艺术的美感。诵经不是唱歌，不是以优美的歌声和起伏的旋律打动人心;经文也不是诗歌，并不追求文字形式与内容的美感。诵念经文的方法与一般朗诵诗歌不同，朗诵诗歌时，人们常按诗文的内容和内含的情感而抑扬顿挫地诵念，常有不同的节奏和变化的速度，以及多样的外露的感情表达。而诵念宗教经文时，则比较平稳、深沉、内敛，不表现世俗的、外露的感情。诵念的速度和节奏稳定而规律，往往使用鼓、钹等打击乐器加以控制。
因此，我们观察、体验寺院的诵经音乐时，不可采用通常鉴赏世俗艺术音乐的标准加以判断。
以下是诵经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的归纳：
(一)宣叙性是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的主要特点。诵经音乐的声乐部分有的只是有节奏的念白，有的旋律性较明显。诵经的音调大多接近于语言的音调，使用的音区较窄，但音调带有较明显的节奏感，并有一定的音高起伏变化，不同于一般的说话。大部分经文诵念时使用的节拍较规律，2/4节拍使用较多，有的段落使用3/4节拍，也有一些经文段落使用的节拍较自由或使用混合节拍的情况。
(二)据多杰仁宗调查，僧人集体诵经时，通常由领经师首先以低音区的长音起音。然后众僧按经文的字数(藏传佛教经文一般是七字或九字一句的格律体，但也有超过这个数字的情况，这时，音调节奏要做某些相对的调整，以适应字数的增减。)用固定音调和节奏唸诵经文。这种诵经方式是僧人集体诵经时常常使用的。由于经文字数不等，形成了不同的节奏与音型。七字经文和九字经文，在集体诵经中有快速与慢速的唸诵法，节奏、速度的变化由诵经师掌握。
(三)诵念的整部经文中，常包含多个段落，有的段落诵唱速度较慢，有的段落诵唱速度较快，有时各段落之间有节拍的变化，形成音乐明显的对比和变化。在每个段落之内往往只用一个短小精练的乐段(或一个乐句)略有变化地反复诵唱，但音乐速度保持不变。
(四)诵念经文时多用长柄鼓与大钹、大钹(有时只用柄鼓或只用大钹)击节伴奏，但也有一些段落不用任何乐器伴奏，只用人声有节奏地吟诵。采用旋律性的乐器与诵经的声乐曲调齐奏的情况比较少见，笔者仅在丹巴县的本教寺院，听到过用加林等乐器与人声诵唱的曲调齐奏的诵经音乐。此种诵经音乐旋律性甚强。
据多杰仁宗和格桑曲杰称，在青海、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有乐器与诵经的人声齐奏的情况，但笔者尚未见到已发表的其他地区或寺院此类音乐的实际乐例。
(五)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使用鼓吹乐队演奏的前奏、间奏、尾声音乐，与诵经的人声部分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诵念的人声体现出信众对宗教虔诚的信仰，音乐深沉、肃穆、单纯、内在。而鼓吹乐的合奏则是以加林主奏旋律，鼓乐齐鸣，音响宏大，体现了宗教宏伟、森严的气势，富有震慑力。
(六)诵经音乐的唱法
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僧人在诵经时普遍采用低音区诵唱，用下压喉头、胸腔共鸣的唱法。一般音域不宽，音区约在大字组E音至大字组B音之间。在发声方法方面，藏传佛教音乐既与汉传佛教音乐，也与藏族的民间音乐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藏传佛教特别强调诵经时发音的低沉、浓厚，因而诵经音乐的音响效果大为不同。
在西藏拉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三大寺，由于寺院的主经堂规模极其恢弘，参加诵经的僧众人数甚多，领经师诵念经文时需要传送甚远。为适应领诵经文的需要，而在诵唱的方法方面有了新的创造，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超低音唱法——“左盖”。
据藏族音乐学家格桑曲杰调查，佐盖唱法主要在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小召寺、居麦寺)的全寺性集会(措钦)、经院集会(扎仓措)，以及拉萨祈愿大法会集会上，由领经师(翁泽)领诵经文时诵唱。“左盖”中的“左”，译意为“绝顶、圆满”，“盖”，译意为“声音”。[8](P4～7)也有将“左盖”解释为“下颚音”的。
左盖唱法只在格鲁派的大寺院中使用，其他教派寺院并不使用。其他寺院的领经师采用的低音唱法称为“嚷盖”，与左盖有所区别。
格鲁派大寺院的领经师用左盖声领经时，开头诵唱一段特殊的曲调，这段曲调的诵唱称为“果归”(意为开始引唱曲)，唱完曲调后才转入正式诵经曲调的领唱，之后，众僧跟着领经师一起诵唱经文。[4](P145～147)
因演唱时需运用下颚下拉的技巧而使声音在喉部和胸腔产生低沉、强烈的共鸣。运用此种超低音唱法，演唱音域可低达大字组C音或更低的音，发音更为低沉浓厚，可传送超远距离。此种唱法有较大难度，需经专门学习和长期训练方能掌握。在西藏歌舞团创作、演出的运用宗教乐器演奏的大型民族管弦乐曲《雪域大法会》中，藏族作曲家格桑达吉曾去拉萨寺院专门学习左盖的唱法，并在演出中成功地运用。
每当人们进入正在举行集体诵经活动的藏传佛教寺院的主经堂时，不论当时僧人的诵经是念诵或是吟诵、吟唱，由于僧人的年龄层次差别较大，而且僧人中既有以低音诵念者，又有以一般音区念诵经文的僧人,因而集体诵经发出的音响效果，显示出多层次的声部，好似是恢弘、庄重的男声大合唱，气氛庄重而严肃，发挥出强大的宗教感染力。
青海玉树寺院僧人诵经 田联韬摄
六、诵经时的手印
藏传佛教僧人集体诵经时，僧人双手与手指相结所做出的各种姿态，即是所谓的“手印”。
手印(梵文mudra，藏文phyag-rgya)，又称为印契。音译作母陀罗、慕捺罗、母捺罗，或称印相、契印、密印，或单称为“印”。
手印在密宗修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藏传佛教的三密直接相关。三密(梵文trini gahyani)，是指秘密的三业，即是身密(梵文kayaguhya)，口密(梵文vag-guhya)或称作语密，意密(梵文mano-guhya)或称作心密。佛教认为手印具有神秘的力量，象征诸佛菩萨身、语、意三密之中的身的秘密。佛菩萨及本尊所做的手印，象征其特殊的愿力与因缘，当我们做出与其相同的手印时，会产生特殊的身体的力量和意念的力量。
认为僧人除了通过唸诵、吟诵、唱诵经文等音乐形式可以获取佛乐的宗教功能之外，通过手印等增添的辅助性动作演示，作为与宗教意念有关的行为方式，可以与神界进行沟通，可以加强宗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
结语
诵经音乐，作为藏传佛教宗教音乐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多样的形式配合着丰富的经文内容，成为寺院仪式活动与宗教经文义理的重要载体，而且较多地保留着来自古印度佛教艺术形式的传统。
近30年来，我国音乐学术界已经对藏传佛教宗教音乐进行了大量考察研究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但面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与佛教艺术，进一步的探索、钻研，尚存在极大的空间，期待着有识之士继续努力。
注释：
①“羌姆”是藏传佛教寺院在重要宗教活动时举办宗教乐舞表演，详见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第23章“藏族传统音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②寺院器乐，指寺院宗教生活中使用的仅用乐器演奏的音乐。
③北京高级佛学院现址原为西黄寺，位于德胜门外黄寺大街，是清代乾隆帝为接待五世达赖喇嘛而修建的。
④据访问北京高级佛学院所得。
⑤据访问雍和宫和北京高级佛学院。
⑥以上采访自北京高级佛学院僧人。
⑦音声观念引用于梅利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和曹本冶的《道乐论》。“音声”是对“音乐”概念范围的扩充，它指称一切在民俗活动或仪式活动中，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出的音乐性的音响与非音乐性的音响。
⑧特尔·艾林森(Ter Illingson)是美国民族音乐学家，他曾较长时期地在尼泊尔、印度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察、研究藏传佛教音乐。
⑨多杰仁宗与艾林森所分的三类，名称的发音基本相同，但英文拼音方法不同，因而名词的文字有所不同。
⑩以上见格桑曲杰博士论文《西藏寺院仪式音乐研究》，第149-153页。男性僧人诵经的音区比文中记写音名实际上低八度。
(11)格桑曲杰在此列出的古尔、鲁、央、绝央、玛尼调等，是指不同的音乐品种。“左盖”在后文是作为特殊唱法介绍的，但使用左盖唱法的诵经音乐还含有一些特定的曲调，因此左盖也具有音乐品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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