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在美女引起战争这一文学母题所体现的女性描写里， 中国 封建文人与西方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心态：在作品中中国封建文人一方面恨不得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都用在对女性体貌美的描写上，另一方面又把“毒蛇”、“祸水”等最恶毒的语言泼向了广大妇女；作者本人一方面耽于女色、视妇女为玩物，另一方面歧视妇女、视妇女为“祸水”，他们的女性审美观是变形扭曲和矛盾复杂的。
【关键词】 中国封建文人；审美观；人体文化；女性描写
一
读过荷马史诗《伊利亚德》的人都不会忘记有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一一海伦。但在荷马史诗里却没有过份地对海伦的容颜、身体进行直接描写，而是用特洛亚城中几位老人的对话将其反映出来：
“这些老将们们见海伦走上城楼的时候，他们就轻声议论起来：‘难怪特洛亚人和希腊人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女子尝尽了战乱之苦．看起来．她真像个天上的仙子呢……’”。英国伊丽莎白 时代 有位叫马罗(marlowe)的戏剧家，在他的剧本中对海伦的美貌是这样评价的：“她的容颜引动一千只战船出海。为了她特洛亚的高塔焚毁了。”
为美女而发生战争，这一主题在世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大一些的可发生几十年的战乱，小的也会导致争夺双方的决斗。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里，这一母题又会演绎出不尽相同的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折射出相互差异的民族文化心态和集体无意识。
前面提到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便是典型的为争夺美女而展开激战的模式。这一模式以一方夺取原属于自己方面的美女并给掠夺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告结束。同时还有另一个模式：一方统治者耽于女色、不理国事而遭到部下反对，直至被另一方推下王位；或者是统治者将美女拱手交给入侵者以便自己能保住生命和王位。这种模式在中国古典作品中颇为多见，如梁辰鱼《浣纱记》中吴王夫差得西施后荒淫无度，最后终被越王灭，吴王自己也被迫自刎的悲剧。再如洪升的《长生殿》是写唐明皇终日与杨贵纪淫逸无度，不理朝纲，致使安禄山叛变朝廷毫无防范被迫入蜀。行至马嵬驿时，六军不发，逼杨贵妃自缢。而属于第二种模式后一情形的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当毛延寿将画着王嫡的美人图献给匈奴王时，匈奴王派大兵按图追索王嫡，结果汉元帝为了保住王位，便拱手将王嫡一一他曾经深深迷恋的美女交给了匈奴。
同样是写美女引起战争，在中国作家(包括 历史 学家)身上反映出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的文化心态。与西方民族的女性审美观念相比，中国的模式中则浓浓地涂上一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儒家风范和 理学 色彩。至于为一个女子而导致两个情敌之间的生死决斗，这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更是风毛鳞角，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慷慨感叹。
从“大丈夫何患无妻”到“女人是祸水”直至因女色而亡国，这一系列看上去无法结为一体的文化链条却奇迹般地凝固在中国封建 社会 的人体文化之中。使你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的文化框架，其糟粕部分实质上是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枷锁。同时也反过来证实了为什么中国封建文化中太缺少阳刚之美，为什么中国的男人们都那么懦弱(主要指对爱情的追求上)，这便是“吃不着葡萄”和“不敢攀高去摘葡萄”的心理在作祟。换句话说，在美色和爱面前，中国人缺乏西方人那种敢于进取，不惜一切代价的竞争与冒险精神，而一旦将女色占为已有又会耽于美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导致“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历史悲剧的发生。因而，我认为中国封建文学在刻画女色引起战争这一主题时，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次上，仍没有跳出封建文化歧视妇女、视妇女为玩物的巢臼。
二
其实中国封建文人歧视妇女、视妇女为玩物的作品与描写并不少见。他们一方面恨不得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都用在对女性体貌美的描写上，甚至就连被视为“淫妇荡娃”的潘金莲之流，在他们的笔下也绝对是一流的美女，这一点从不少古代 文献 里都能找到佐证。
“美”，这一汉字在《说文》中说它是从“羊”从“大”，也就是说是由“羊”和“大”二字组成的。所谓“羊之大”为“美”。而马叙伦则认为：“美”归入“羊”部，倒不如归入“大”部，而“美”字从“大”就如同从“女”一样。这样一来，马氏便认为“美”是“ ”（《说文》：“ ，色好也”）的初文。进而可以得出中国文化中最早的“美的观念是起源于女性的美丽和对这种美的感受。以上的文字考证孰是孰非，不是该文的写作意图，笔者引征这些只是用来说明“美”这一词（或字）与人的外形美和女性有着较为初始的联系。
其实如果从女性的美色角度来考察“美”字，在训诂学方面存在着不少例证。如从“女”的娓、娃等都训“美”（《方言》卷二）；赢、姗等许多字也训“好”或“美”（《广雅-释诂》王氏疏证）；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那些不胜枚举的描摹女子容貌漂亮的字，如“妩”、“媚”、“姝”、“姣”、“姿”、“婀”、“娜”、------都无一例外地含有“女”字。这些文字至今还对 现代 汉语有着不可低估的 影响 。
在 中国 传统文化中常以阳刚比男，阴柔喻女。汉朝班昭的《女诫-敬顺》中便有“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记载。而从人体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美的记载更为多见。例如《广雅-释诂》中有“ ------约，好也”，王念孙对此的疏证认为，“小”与“好”，“柔”与“好”是意义相近的，而“好”又与“美”是同义词。显然，中国古人的女性审美观认为女子的“柔”、“小”、“弱”才配称其为“美”。那么女子的脚小越美这种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古人对女子之足的审美上， 目前 能搜集到的五代以前的 历史 资料上都没有关于女子的脚小越美的记载。《周礼》中曾规定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诗句也都是指女子的“天然足”。张亮采编著的《中国风俗史》上也曾记载：“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鞭帽，内外一体焉。”《杂事秘辛》中记载“汉保林吴 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杜牧的诗句“钿尺裁量减四分”，也是说女子之足有七寸六分之长。韩渥则干脆说女子的脚是“六寸肤圆光 ”。可见，女子缠足的风俗并非古已有之的。那么，女子缠足并尚其美，究竟起于何时呢？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认为起于南唐李后主。因为“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于是宫女竞相模仿，上行下效，很快由宫内传至民间，缠足之风得以盛行。到了元、明 时代 ，“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这样一种残忍的习俗为何在中国 社会 延续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论是贵族妇女不是平民女子都争相效法，不以此为苦，反以此为美呢？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因素：
（一）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的大力提倡和赞美。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外乎是民族的习俗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或者作为时代的风尚被绝大多数人所追求。中国女子的“缠足”，显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风俗 影响 的结果表明，而是一种 时尚 。那么作为一种时尚， 自然 有追求者约定俗成的社会传播学因素，也有心 理学 上的模仿效应；但体现在缠足这一畸形社会现象上，以上还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所谓“金莲要小、牌坊要大”的宋朝理学的盛行，和一些封建文人极力鼓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程朱“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中对广大人民的毒害是深重。这种毒害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次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女子肉体的摧残——裹足。清代学者钱泳义正词严地指出：“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 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著名作家巴金在他那部“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的《激流三部曲》中，就触目惊心地刻划了裹足的封建陋习给淑贞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压迫，以致于她终于跳井自杀。可是，宋以来的多少文人骚客却对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从封建士大夫的变态心理和庸俗低级的审美趣味出发，为迎合统治者的心愿，大力赞美所谓“金莲”之美。什么“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唐缟），什么“窄弓弓罗袜儿翻”（见《董解元西厢记》），什么“四只金莲颠倒颠”（见《金瓶梅》）等等，这些词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文人的审美嗜好。
（二）中国贵族男子玩弄妇女时的一种性变态心理的需要。中国封建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 内容 便是压在妇女头上的“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节烈等封建纲常伦理。“夫者，妻之天也”，妇女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外的最卑下者。《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还写有“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那么体现在“事夫”方面，当然要包括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于是各种各样能满足男子性要求的房中术也便很快 发展 起来。女子裹足如果从满足男子的性需要上考察，也不无道理。《肉蒲团》的作者李笠翁曾说过，女人小脚是叫男人昼里“怜惜”，夜里抚摸。而方绚在他的《香莲品藻》中，竟然将女子裹足分为“五式九品”，评其优劣，并说它们在“掌上、肩上、千秋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九种地方赏玩最好。有人还概括出“悬”、“承”、“捉”、“挟”、“推”、“挑”、“吮”、“舐”、“啮”、“咬”、“握”、“捻”、“捏”、“控”、“搔”等十几种在做爱时男子玩弄女子小脚的方式。到了元明两代，更出现以妓鞋载酒行令，男人轮流闻妓鞋中所发出“香”味的怪癖。有的男子还想出百般花样，以满足自己玩弄女子的变态心理。
通过以上 分析 不难看出，中国妇女的所谓“金莲”在更深层、隐晦的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男子变态的性需要。可以这样讲，中国封建文人笔下的妇女“金莲”正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一个形象的缩影，它在告诉人们，中国妇女从肉体到心灵、从心理到生理，都没有逃出“玩偶”的深渊。
三
然而，就在中国封建文人挖空心思将普天下最美丽的辞藻赋予女性体貌的同时，他们又把“毒蛇”、“祸水”等最恶毒的语言泼向了广大妇女，最典型的就是“女色亡国”论。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这位旧世界的彻底的叛逆者、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写出了无数的诗篇、杂文、小说，用来抨击封建社会对中国妇女的迫害。鲁迅先生曾无情地批判了“女色亡国”的谬论，他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已亡殷、西吴沼施、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本来，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相比，其被奴役和程度更深，她们最需要从社会的最下层解放出来。然而解放前的历次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当时颇为高涨，可过了不久便是该纳妾的纳妾，该嫖娼的嫖娼，该缠足的缠足。只有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妇女才真正摆脱了旧社会束缚在她们身上的镣铐，开始走向自由解放的康庄大道。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什么才是男女平等？怎样才算是新女性？这一系列貌似简单实质上并不易回答的 问题 常常使一些妇女运动领袖也为之困扰。体现在人体文化之中就更是令人无所适从。比如在解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一大批作家不敢去表现女性的人体美，有的作家尽管在解放前写过不少歌颂女性美的优秀作品，可此时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难道是 政治 原因使得这些作家怕自己头上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人性论”、“女性至上”甚至庸俗低级的大帽子？还是我们的作家 艺术 感觉出了毛病，再也分辨不出女性的美与丑？有的作家干脆来个痛快的写法，把女性赶出了作品的大门之外。即便是写了女性也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身体健壮的“铁姑娘”，至于刻划男女之间的爱情甚至床第之欢的，那更是凤毛麟角。这样一种普遍的艺术创作心态使得中国解放初一段时期内从文学到其它艺术形式，都不太多见能充分体现女性人体美的形象。如果从更深刻层面上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色亡国论”在这些作家潜意识当中投下的一抹阴影。
以上笔者从《伊利亚德》史诗人手，比较分析了在美女引起战争这一文学母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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