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末季，湖南卫视推出的一档明星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一经播出便火爆荧屏，收视率及收视份额持续第一并屡创新高，以最高5.3%的收视击败《中国好声音》成为2013年度收视率最高的综艺节目。业界关于《爸爸去哪儿》成功因素的探讨此起彼伏，本文将目光投向观众的心理层面，研究遥控器背后受众的收视心理，深层次挖掘节目受欢迎原因的同时拟突出受众的地位。
一、心理层面上的本能窥视欲望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是性本能的一种，儿童对他人生殖器的好奇及对父母隐私的窥探是成长的正常欲求，当人在童年时窥视欲没有得到满足，成年后便会疯狂地偷窥别人隐私，只要人还有欲望被深深压抑着，就会挖空心思地想要知道别人隐私，借着别人的隐私宣泄自身的欲望[1]。偷窥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影像传播环境下，偷窥意为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通过影像对被偷窥对象的身体、生活、情感等隐私内容进行窥视的行为。为满足人类本能的窥视欲，电视节目日益向本体回归，呈日常化、真实化之势，尤以真人秀节目最为显著。真人秀采用纪实的手法将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展现给庞大的受众群体，由于其窥视内容的真实性而得到受众的喜爱。
人们往往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预测的事物心驰神往，越是神秘，越想一探究竟。明星的家庭生活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便是如此，人们印象中的明星总是高高在上，处于神秘光环之下，普通人很少能知晓他们的生活情况。为满足人们的好奇，《爸爸去哪儿》节目组动用40多台摄像机无处不在地纪录下5对明星父子三天两夜里的一举一动，原生态地向观众展示星爸和孩子的日常相处，尤其是室内无人操作的摄像机将爸爸与孩子独处时的细节展露无遗。这些摄像机模仿人的眼睛，营造出偷窥的情境，达到真实、自然的视觉效果，满足观众对明星家庭猎奇窥视的心理，且这种窥视是被窥视对象主动性地展示，加上受众群体非个体化，人们的窥视欲得以公开化、合法化，这种本能的被长久压抑的窥视欲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
二、生活层面上的压力释放需求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着工作竞争、家庭责任、社会判断、自我欲望等多方面的压力，希望能在紧张忙碌之余得到片刻的松弛和解脱，电视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缓解压力的渠道。1969年，英国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新闻、知识竞赛、家庭连续剧等六种不同类型节目的调查，归纳了受众观看电视的四种基本类型效用，其中第一点便是“情绪转化作用”[2]，即通过提供娱乐与消遣的方式，帮助人们“解脱”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压力，换来情感方面的释放。有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众对媒体的需求，娱乐消遣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人们在选择电视节目时会首选能够给自己带来娱乐狂欢心理的节目。
《爸爸去哪儿》把明星的真实生活作为娱乐内容和手段呈现在电视上，满足受众的偷窥欲并拉近影像传媒与生活的距离，让受众收获一种亲和性体验，使压力得到暂时的舒缓。首先，窥视本身即是一种释放压力的娱乐方式。当人们的各种愿望在资源垄断，机会不均的社会中不能实现时，作为人本能欲望的窥视欲却在节目中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满足，且窥视的对象是高高在上的明星，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和不满在此便得以平复和安慰。再者，性格各异、各具特色的五个孩子能够让受众将视点聚焦到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在看别人家孩子的同时或联想自己孩子的成长故事，或回味自己小时候的幸福时光，童年总是美好无忧的，受众的压力在电视营造的幻梦中得到短暂的遗忘。同样具有移情作用的还有节目每期选择的旅行地点，从远离城市的郊外、到一望无垠的沙漠、到风光无限的海边，再到白雪皑皑的雪乡，受众感同身受地随孩子们一起旅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填补日常生存压力下不能享受到的惬意和自由。
三、社会层面上的明星平民化愿望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的需要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受众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受众日益多元的社会文化诉求给以电视真人秀丰富的发展空间。当今社会，资源和机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官二代、富二代嚣张枉法的消息此起彼伏，人们越发意识到平等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现实中的不平等待遇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渴望平等，人们希望看到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明星被拉下神坛。
《爸爸去哪儿》将明星请下神坛的方式是将其回归到最易暴露弱点的家庭层面上，习惯了在镜头前表现最完美一面的明星在面对家人时不由得会放松自己，这让观众能够挖掘到他们生活化、真实化的一面。平常光鲜亮丽的明星被置于艰苦朴素的环境当中，并要在没有旁人帮助的情况下照顾孩子，明星的头衔被置换成了家庭层面中的父亲，他们同样需要考虑平凡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同样充当着需要抚养好、教育好孩子的爸爸角色，而他们不会讨价还价，不会煮饭烧菜，不会说服孩子的窘态在镜头前展露无遗。这些丑态和缺点对当事人来说是负面的，有损于公共形象的，而对电视机前的受众来说，却是偷窥快感的产生来源。他们的不称职会让受众对比自身，当受众发现自身在这些方面胜于比自己地位高的明星时就会在偷窥中产生一种俯视他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满足了受众当下亟渴望的平等意识。
四、道德层面上的异性窥视满足
自古至今，无论是在文艺作品还是在影视作品中，“偷窥”总是经久不衰，首要的因素当属它牢牢抓住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对异性的窥视心理。中国推崇儒家文化，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灌输下，对异性的偷窥成为禁忌。文化的开放和繁荣使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开放，在宽松的环境下，人们的偷窥欲迅速膨胀，各种各样的偷窥途径也在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产生，似乎形成了普遍解禁的偷窥潮。但无论是暴露的女模特还是越穿越少的女演员，这种解禁更多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偷窥，悠久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强大心理惯势使得女性对男性私生活的关注依然显得敏感而小心翼翼。心理学家的研究揭示：“欲望的被禁并不等于完全消失，只是它被潜藏压抑于人的潜意识中，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寻求出路，‘偷窥’的禁忌越严，‘偷窥’的欲望就越强烈。[3]” 《爸爸去哪儿》将男明星的私生活搬上荧屏，从细腻温柔的小志、到亲和随性的田亮、到温文儒雅的王岳伦、再到刚毅粗犷的郭涛、再到帅气有型的张亮，各种性格、各种类型的星爸都有，牢牢抓住女性观众的眼球，在第一期里，身为模特的张亮就裸身出境，不得不说是一种男性消费。女性对男性的偷窥不仅是身体，还向情感层面延伸，五队星爸萌娃的父子情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根据新华社新媒体中心针对《爸爸去哪儿》做的大数据分析显示：“爸爸粉”横跨“50后”至“00后”，男女粉丝比例“二八分”[4]，女性观众明显居多，媒介的发展使偷窥主体由私人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爸爸去哪儿》成功地满足了女性受众对于男性的好奇和窥视，这种满足不必冒道德的谴责，它在电视节目非个体化、公开地、大范围地传播下得以光明正大地实现。
五、情感层面上的父性教育呼唤
所谓“父性教育”是指“给孩子提供充满父亲角色特征的教育，或者通俗地说，就是由父亲来实施、体现父亲人格的家庭教育。[5]”中国传统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母亲在家养儿育女，父亲在外挣钱养家，父亲成为孩子教育、成长缺席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随着“重男轻女”思想的贬斥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宣扬，女性的独立意识越发强烈，“家庭煮夫”成为一种社会新现象，虽然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依旧远多于男性，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男性向家庭回归，尤其强调父性教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湖南卫视应时地推出《爸爸去哪儿》，星爸们克服繁重的工作，与孩子一起体验野外生存，教育孩子是非对错，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加强与孩子的情感沟通，正是女性观众所理想的父亲角色和家庭关系，共鸣和认同由此生发，并最终积淀为对《爸爸去哪儿》节目的价值认同及归属。
将精神分析学引入电影研究的麦茨说：“每一次我都是在电影中成为自己目光的受抚对象。[6]”电影的镜像理论同样适用于电视，观众将电视中的人物和情节想象成自己所期盼的现实生活状态，通过窥视他人的行为来完成自我认同、自我重构，在想象和幻象层面达到视觉的满足。在现实层面，普通家庭不具备足够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经常带孩子外出游玩，于是受众将《爸爸去哪儿》节目中的父子想象成自己的家庭，产生一种替代式参与感，借电视中的人物实现自己的梦想。
受众是电视媒介传播和影响的对象，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性接触决定了受众紧握着电视节目的生命线，尤其在“文化消费”盛行的今天，受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受众的心理需求在‘真人秀’节目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分量，只有满足受众的需求，电视节目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爸爸去哪儿》的成功正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多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当然，分析受众心理的目的并不是要电视人曲意迎合受众，而是希望能多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多关照受众的心理才能制作出受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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