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哥白尼式的革命”；经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就知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演绎与归纳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争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经验论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认为，人的知识既不来源于神的启示，也不是来源于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如经验论者洛克就认为人的心灵原本是一块白板，所有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经验论还主张：感性是唯一可靠的、真实的，而理性是不可靠的。感性与理性只是量上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他们认为理性活动即判断推理，不过是对感觉的变形，是感觉的加减乘除，对简单观念进行加工就变成了复杂观念。所以从感性到理性不是质的飞跃，而是量的增加[1]。发现真理的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中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上升，最后达到普遍的公理”[2](p10)。由于经验在所有人那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经验就是普遍性的知识。显然，经验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主要来源于经验。
唯理论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心固有的，即天赋的。在他们看来，人们所有最简单明了的真理性的观念，都不是从经验得来，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是由全能的上帝赋予人心中的。唯理论者还认为：既然感觉经验的知识是个别的、有限的知识，所以这种知识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心灵所固有的，是天赋观念，或者是理性自身具有将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正是因为人具有这种超越感觉经验的理性能力，才使人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而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是天赋的。在人们心目中清楚明白的观念是天赋的，它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具有科学的意义。这种观念就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即唯理论者主张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来源于理性。
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就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的争论以唯理论陷入独断论和经验论陷入怀疑论而告终，都没有能够解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试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局限，以寻求能够最终解决人类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的新方法。
其实，康德在哲学上本来出身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最初也是唯理论的持有者。“但是，在牛顿 自然 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康德开始偏离唯理论而逐渐转向经验论，企图通过经验的途径来论证因果性等理性原理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论学说对他的这一倾向起了一种支持和加强的作用。可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休谟对于因果性的怀疑论学说的新思考，却对康德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3](p7)休谟在《人性论》中对人类理智进行考察之后承认，他无法找到一个在思想中或意识中统一各个知觉的原则。他说：“这个困难太大了，不是我的理智所能解决的。不过我也不冒昧断言，它是绝对不可克服的，其他人或者我自己在较为成熟的考虑之后。也许会发现出可以调和这些矛盾的某种假设。”[4](p673)康德正是在休谟的启示下开始寻找不同的解决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坦率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3](p7)
那么康德找到了一个怎样完全不同的方向呢?康德在 总结 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中，看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争论双方都假定了认识对象的事先给定性，即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假定认识对象“是什么样子”，它已经现成地存在于那里了，而后由认识主体去符合那个“现成的被给定性”。康德认为，解决困难的前提是必须抛弃客观对象在认识活动之前的“现成被给定性”。这个假定的给定性可以抛弃吗?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认为：“过去的哲学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总是不断地走回头路，在暗中摸索，并陷入各种意见的冲突和怀疑论中。其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哲学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无批判的思维方式，就是假定知识必须依照对象，而对象却不依赖于知识，假定一切关于对象的知识都来自对象，是由对象给予的，知识完全被动地以对象为前提和准绳，向它看齐，与它一致符合。康德认为，这个假定本身就直接否定了哲学完成其任务的可能性。因为知识既然必须依赖对象，那么关于对象的知识就只能是后天的、经验的，这样一来……它就不可能为自然科学原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了。”[3](p38)针对这种情况，康德认为我们应该在思维方式上来一个革命，他主张“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颠倒过来：对象依照知识。康德把他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提出的这个假设自豪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3](p38)。
首先，为了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康德接受了经验论者的主张，认为人与对象沟通的唯一途径便是感觉、经验。外物一切能够提供给思维主体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感性直观中提供的，人类知识的内容只能来自感觉经验。也就是说康德像经验论者一样否定了人类知识来源于主观的臆想或者是借上帝之手植入人类心灵的天赋观念。这就保障了人类认识在来源上的客观性。但是康德又批评说，经验论尽管强调经验的作用。可是却没有对经验如何可能作出说明，更没有为人类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
在为人类科学知识寻求普遍必然性保障的问题上，康德继承了笛卡尔以自我意识来解释科学知识必然性的思路，但他却不满意笛卡尔对自我意识作出的规定。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自我意识概念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演化而来的。笛卡尔认为：意识以外在的东西为对象时也总是以心灵的眼睛注视自身，我们的认识必须是从人的灵魂开始，因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依赖它。“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说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5](p26)联想起笛卡尔把“思”理解为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我们就不难看出，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对意识的意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我意识。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只是一种经验的、心 理学 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并没有区分“先验的我思”和“经验的我思”，也就是说笛卡尔没有区分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而先验自我意识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人类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终极保证。
那么先验的自我意识是如何为人类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康德如何将自我意识区分为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对意识本身的意识就属于经验性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所指的内容。康德认为，这种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按照我们状态的规定来说，在内部知觉中仅仅是经验性的，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它在内部诸现象的这一流变中不可能给出任何持存常住的自身，而通常被称之为内感观，或者经验性的统觉”[6](p119)。经验性的统觉是与每一特殊表象直接结合着的意识，每一个特殊表象就是一个特定的意识。由于这些表象是分散的、旋生旋灭、纷至沓来的，因此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分散的、旋生旋灭、纷至沓来的。黑格尔将这种“过程性”的自我意识形容为“俨如一洪炉，一烈火”，而这种分散的自我意识是无法提供普遍必然性的。
由此可见，经验的自我意识就是由先验的自我意识产生的“我思”，即它是心 理学 上的自我，是作为内感官表象统一性的自我的表象。先验的自我意识则是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先验构架和逻辑前提，是经验自我意识所以可能的条件。这是因为先验自我意识“是纯粹本源的、不变的意识，它不随经验内容的改变而变化，而呈现出多个形态，相反，它永远在数目上是单一的，因为一切经验知识只有以它为前提才有可能成为与对象有关的(即真正的)知识”[3](p139)。也就是说，在直观方面给定的众多表象中，那个纯粹统觉并不是由于表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或者有多少表象就有多少个统觉。相对于众多的表象，统觉本身必定是彻底同一的。
此外，“先验自我意识是最本源的自发性，它本身不能作为经验对象来考察，但却在认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切表象并成为它们的统一性根源。因此，先验自我意识只能存在于一切经验意识之中，只能作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而起作用，因而不能脱离经验和经验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先验自我意识不是认识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或要素，而是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它作为经验发生的全过程的基础，在所有的直观、想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先验自我意识的这种逻辑的先验性使他超越于各个不同的人的特殊的、经验性的自我意识，而成为一切有思想、有理性的人都同样具有的、最普遍的‘共同机能’”[3](p141)。也就是说，先验自我意识不仅是人类个体的经验意识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而且也正是这种先验自我意识的的统一性给人类的 科学 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带来了保证。
因此，康德把先验统觉看作是知性的最高原理、“客观性”的终极保证。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它使得自我与对象、表象与对象、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知性获得了统一，它是一切知识得以客观和必然的条件。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自我意识的研究，是西方 哲学 史上第一次从哲学理论上系统地说明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基础。从中我们看到了康德是怎样来实现其“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他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人的主体性建构知识的客体，主体性提供客观性，从而又提供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又一次照亮了长期蔽于感觉经验的人类理性。
尽管康德在解决知识的客观性来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人类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在今天的哲学界，已不再有人认为人在认识之初只是一块白板。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康德试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矛盾的目的也并没有实现。正如杨祖陶先生所说的：“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而是通过将自我意识的自发性和感性的接受性分别归于两个来源不同的领域，即知性的先验领域和由物自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性杂多领域，而将矛盾双方分由不同的承担者来承担(如先验自我意识和经验性自我意识，先天范畴和感性直观杂多)，这就一方面钝化了矛盾，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认识主体和不可认识之物之间的更大矛盾。”[3](p168－169)此外，康德在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缺点的过程中，“将这种主体能动性仅仅表达为先验的、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活动，并将客观性等同于先验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未能走出主观主义的‘内在论’框架，且最终并未完全摆脱心理主义的狭隘性”[3](p169)。从而不仅未能重新架设起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反而使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此康德也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认识论中的这个核心问题。
[ 参考 文献 ]
[1]马云泽．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12)．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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