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启蒙运动开启的普遍理性主义，走向了一种西方式的现代性“普世主义”伦理价值观，“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带来了现代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迷失。种种全球问题的凸现，激发了人们对新的普世伦理的吁求，但只有深层透视普世伦理言说的语境，普世伦理的思考才能真正成为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
普遍理性主义的追求是启蒙运动的一大产物，由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普遍理性主义，造就了人类深信自身不断进步的神话，科技的更新为人类带来富足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更加深了人类以为自身是在不断 发展 的感觉，理性成了至上的原则，人亦成为“世界的主人”。然而，现代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图景——现代性亦潜伏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与道德价值的迷失。上世纪90年代，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全球伦理》中，首先从宗教角度发出了普世伦理的吁求，普世伦理很快地就受到世界各国多学 科学 者的普遍关注，也成为论争的焦点与热点。
一、普世伦理的内蕴与论争
按照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全球伦理》中界定的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普世伦理，其实质是一种共识的达成与追求，基于共同的命运的关注，人类在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方面的认同与遵照。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突显尤其是价值迷失的困顿，迫切要求人类找寻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
虽然上述的普世伦理的思想最早由宗教界提出，但世界各国多学科学者的普遍关注，说明了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危机成为整个人类现代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这一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现状，并极大地预制了人类的未来。普世伦理一经提出，人类很快进入了普世伦理何以可能的期待与论争。一方认为普世伦理可能而必需，但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普世伦理因无可能而没有未来。论争的背后，实为恐惧普世伦理为指称着理性与自由的价值理想的“西方”所置换的深层担忧。我国学者指出，“‘全球伦理’企图成为统摄全人类所有领域的价值权威，这是落后于现代性的前现代方案。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它都不是‘后现代星群’中的一颗新星”圆，这一质疑无疑典型地透露着对普世伦理的担忧与提醒。
普世伦理作为对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对真实人性回归的期待以及对人类和谐的未来的谋划，其终极意义在于人类对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思考。文艺复兴以来的，对这一问题的人文回答，并未终结问题的答案，启蒙运动通过对理性的高扬而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但现时代的人似乎不再满足于理性的回答，尤其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困境的一再生成而不断地发问与自省。普世伦理，归根到底立足于人如何理解生活世界(这一世界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与人类)的价值，以及人和存在的关系。西方“自我意识”思维的 历史 定式的生成，造就了一切以西方为主体、非西方为客体的“自我与他人”的辩证冲突，这一普世伦理构建的最大障碍，非西方民族无论从精神还是器物层面的负隅顽抗，稍不留神往往又陷入东西方思维定式的陷阱。因此，认清西方式现代性的价值迷失成为反思与开启普世伦理的首要任务。
二、普世伦理的深层障碍
一方面，西方普遍主义的“现代性”遮蔽了对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现代”在发生学意义上是指区别于过去的现在，与现代社会伴生的“现代性”立足于对旧的神圣世界的挣脱，致力于新的自主理性世界的构建，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生成性的色彩，因此，现代性的概念一直难以清晰界定，“现代性”至今仍在辩证地否定、肯定与生成，“现代性的标志是冲突，它有待于被叙事，而不是被定义”131o在启蒙时代，人类相信依托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的无知与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与进步，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从此，理性的进步统领了一切，然而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进步，并没有化解人类所有的难题，反而置人类于新的困难与新的危机之中。例如，人口的急剧膨胀， 自然 资源的耗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科技这一双刃剑无情破灭了人类依托技术理性获取自由与解放的渴望，如海德格尔所言，人借助技术理性从物 理学 的强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在理性变异所导致的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引领下，历史合目的性成为现代性的世俗注解。这种功利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无尽索取，资本的无限扩张， 政治 领域科层制的僵化，生产领域机器对人的占有，以及消费观念对人的创造能力的压制等等。人类终于在自身造就的貌似“进步”的神话的重负下喘不过气来。
另一方面， 现代 生活和现代社会向“俗务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脚。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带来了现代性道德价值的迷失。概言之，时空置换为虚无，主体置换为个体，共生置换为主宰，权利置换为物欲。诗人艾略特“我用咖啡勺一勺一勺量走了一生”，道出了现代时间经验的空洞性、机械性、虚无性的恐惧。人类在生存意义面前迷失。“人的出现，在近代以两种实践形式同时发生，一方面是摆脱教会的绳索，一方面是对 自然 的主宰”【引，现代性的一个主要 哲学 特征是把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人成了万物尺度，这与中世纪盛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恰好相反，人成为“主体”，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万事万物的主宰，发生的一切必须以人为参照。人与自然的共生被置换成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从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对象。唯智主义的追求遮蔽了人类观望自然的价值、权利的视野。古希腊形成的“知识即美德”转换成“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与德性已然分离，“凡人的幸福”膨胀为“想与上帝齐驱并驾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人们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理性能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可以洞悉自然的一切奥秘，人们的自大进一步延伸为聪明的“理性”生活与醉心于私人利益的算计。当“自然法被改写成人的自然权利”、“政制……不是符合德性和正义这一古代的最高的自然要求，与身体相关的自然权利取代了超验的善、正义和德性成为 政治 社会的基础和标准。”当“权利 历史 性地突破了先前自然秩序的障碍，而获得绝对的膨胀的自主”，人们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等属于人的神圣的东西el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腐败、堕落的象征。
三、普世伦理的言说前提
诚如法国学者施怀哲所言，只有当我们再度获得一个强大而有价值的世界观，并且在其中找到强大而有价值的信念，我们才能再度拥有产生新文明的能力。普世伦理的价值观念本身并不是由“西方”垄断，更不能由“西方所界定”，它只能是一个共享的、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话语空间和主体交往空间，只有把自我与他人同时视为生活世界的参与者，非西方国家才能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而非仅仅是客体)，避免简单化的“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从而在一种辩证思维中，在一种新的比较的视野里，在一种新的普遍性概念层面上把握全球的问题。
(一)共生的整体：普世伦理的现实根基
人类对无限的追求应该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敬畏，并进而表现为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罗马俱乐部报告指出，人类目前突然面临的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的危机是人为的，人类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梅罗萨维奇等人指出，要 发展 一种“新的全球伦 理学 ”，包括：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族的一员；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伦理学，使人们不以浪费和丢弃为荣；发展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其基础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人类为生存下去，养成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习惯，并准备以牺牲自己的当前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贬低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是要求各物各显其本性。对西方式现代性加以拆解、修复与颠覆的各种消解手段，如若依旧背离人类作为共生的整体，无视人类共生的需求，最终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只能是在普遍伦理面具下重蹈实践狭隘道德观念的覆辙。
(二)共生的需求：普世伦理的言说前提
诚然，在多元伦理文化背景下，开启普世伦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道德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处理始终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普世伦理的方法性难题。中西伦理有其生成的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而形成迥然相异的特点，例如，
现代 性的批判视野，使人类文明重新审视存在本身与生命意义，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和日益扩大的人类交往范围内，共同面对这一变化历程所带来的“同”与“异”、“分”与“合”、“存”与“亡”、“兴”与“衰”，为此，普世伦理需要关注视阈的转换，既需要西方的自识同时也需要非西方的自我认同；既需要把他已视界由对立转为融合；更需要把普遍特殊由对抗化为共谋。只有在这一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视野下，才能在多元道德文化谱系开启普世伦理的言说，让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真正成为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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