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意识哲学的狭隘化发展使哲学和科学曰益脱离，同时也使哲学丧失了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一哲学危机源于西方哲学所坚持的物质和意识绝对割裂的哲学本体论传统。与此专门化哲学发展的方向相反，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孕育着人类知识发展的一种全新方式，这就是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随着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崛起，这一人类知识发展的全新方式更为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由于信息世界的发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描述为一个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与此相应的学说不仅能够彰显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统一性关系，而且也能够进一步阐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本体论和哲学认识论及与其他哲学领域的统一性关系。对于人类知识发展的多重交织的统一性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清晰揭示人类哲学发展的现实途径和方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找到哲学根本转向的合理判据。
一、近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呈现的哲学发展的全新方式
按照学界的一般说法，当代西方主流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现象学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实质是沿着向认识主体内部的曰益狭隘的因素的追求来限定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哲学与科学曰益分离。先是拒斥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把哲学研究的任务仅仅局限于人的认识的领域，之后又把关于对人的认识的研究具体放在语言分析以及意向活动和构造的狭隘方面。这样的研究方向使西方哲学的发展曰益片面化、简单化、狭隘化和极端化，并且最终导致哲学日益走向远离科学、拒斥科学的孤立化、绝对化的尴尬境地。
显然，西方当代哲学的这种发展路径使哲学自身日益衰落，日益走向了一条无法回归的死胡同。难怪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哲学死了”，“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康德的开拓的创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尔，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顶峰，此时此刻，上升的路已经断绝，只有沿着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坠了。20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世纪，传统意义下的哲学家事实上正在变成人类思想界的累赘。剩下的人们除了进行一些语言、语义、语句等等的分析游戏之外，实际上已经对人类未来的事业无足轻重了。虽然这样的评说多少有些极端化，但其中却不乏深刻之处。
由于当代西方专门哲学所面对的问题域日益狭隘，在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这样的状况不加改变，哲学必将会随着视野的日益狭隘而丧失其应有的功能。这样，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开始解构哲学、取消哲学的一些极端化议论便不足为怪了。
其实，人类哲学的发展除了上述这条日益走向死胡同的路径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径，这就是在一般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孕育和展现出来的哲学自身的发展。一方面，科学理性的建构需要哲学层面的思辨和探索；另一方面，科学的进展又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近代以来实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牛顿“质点”力学的发展、化学原子论的发展深化和推进了古希腊哲学所创立的实体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现代宇宙学关于能量场的学说为场能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科学依据；当代信息科学则为信息哲学提出的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哲学本体论学说提供了科学依据。就此看来，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
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也深刻促进了人类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一些哲学家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别具特色的认识论学说。例如，英国近代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就曾同时批评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极端化的认识发生的理论，他强调真正的哲学思想应当是科学实验和人的理性密切结合的产物，为了对极端理性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他还提出了在人的心智结构中存在着扰乱人心、妨碍科学发展的“四种假相”的学说，(P358—359)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ReneDescartes)也曾试图从生理机能上去寻找心理活动的基础，并提出松果腺是形体和灵魂相结合的器官。[3](pi692)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JulienOffroydeLaMettrie)利用他那个时代的医学和生命解剖生理学的成果，从人的生理特征、身体状态、人脑构造的性质的层面对人的感觉、思维等心灵方面的活动进行解释。[4]当代科学的发展更突显了众多的建立在相应科学发展成果基础上的哲学认识论学说，如发生认识论学说、实验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学说、脑机能与人的认识机制的学说、认知科学和虚拟认识论学说，以及信息哲学的信息认识论学说，等等。
上述相关的认识论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都把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都把主体外部的因素和主体内部的结构和活动结合起来，而并不是仅仅从主体内部的某些个别活动因素中去寻求认识发生机制的解释。显然，这样的一类学说体现的正是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的发展方式，所运用的方法正切合当代复杂系统理论所提供的复杂性方法的要旨，这就是多元协同的整体涌现论的方法。
复杂范式理论的提出者、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提出了一种回环和对立兼容、互补的方法论。他认为，从复杂方法中可以归结出两个基本原则：“两重性逻辑的原则和回归环路的原则”。他强调说：“对立的原则和概念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的”，而宇宙本身自我创造、自我产生过程的原则以及我们对其理解的原则是“回归的环路”。莫兰特别强调了对立因素、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产生复杂性根源的思想，而描述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方法便是回归环路的方法。他认为那种把对立、多样性予以绝对割裂的方法是一种过时的简单性原则。他主张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哲学，个人、社会与种系，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有序、无序与组织，科学、政治与意识形态，整体、部分与相互作用，科学、技术、社会与国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等等，这样的所有领域中的对立和多元的环节中建立起普遍相互作用的回归环路的综合。莫兰认为，相应综合的回归环路关系揭示了事物自身存在的对立、多元因素之间的不可割裂性和复杂综合性，正是这一回归环路的动态的、循环往复的普遍相互作用体现着事物自组织创新和发展的一般过程与具体机制。在他看来，复杂性是通过对立、多元因素之间的回归反馈网络环路的动态自组织活动建构出来的。他写道：“笛卡尔建立了后来一直统治西方的范式：主客体相分离，精神与物质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对立。如果一个新的方法能够自复杂性原则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成形，那么它也可能‘到处引起革命'甚至在革命这个已经变得平淡无奇、老化和反动的观念中引起革命。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2004年，笔者在《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做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一74—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低层普遍理性向高层普遍理性的跃迁，高层普遍理性对低层普遍理性局限性的剔除和对其普遍性品格的挖掘构成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和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哲学通过对低层普遍理性的批判性接纳，改变自己的旧有观点、理论或体系则构成哲学发展的自身批判过程。”7]
科学和哲学在相互作用的内在融合中所呈现的相互影响、规定、促进和转化的统一性关系深刻孕育和展现着人类知识发展的一般方式和途径：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
二、存在领域的传统分割：物质和意识的割裂
胡塞尔把一般科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的态度谴责为独断论的，并认为那种根据自然主义的态度所认定的物质世界是超验的、非绝对的非存在。与此相对应，他把那种“‘排除'了包含一切物、生物、人、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8](P157)的所谓“现象学剩余”，即“纯粹意识”——意向性本身一一看做是唯一的绝对性的存在。同时，他还认为：这种纯粹意识“在其本质中，它独立于一切世界的、自然的存在；而且它甚至也无须为其实存（Existenz)之故而需要任何世界存在。自然界的实存不可能是意识界实存的条件，因为自然本身最终成为意识的一个相关物；自然只是作为在有规则的意识联结体中被构成的东西存在着”[9](心9)。他还说：“给予物不存在，尽管有关于它在机体上自身显现的连续意识”“在物质世界中对我存在的东西，必然只是假定的现实；而另一方面，世界对其存在着的我自己（在排除了‘皮我'归为物质世界的东西之后）或者说我的实显体则是一绝对现实，这个现实是被一无条件的、绝对不可取消的设定所给予的”(P1W；“一切在机体上被给予的物质物都可能是非存在的，但没有任何在机体上被给予的体验可能是非存在的。(國这样，胡塞尔就设定了一个纯粹意向性的先验自我的绝对的、独立性的存在，并由此出发阐释他的整个现象学哲学。
其实，承认一个不依赖于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意识的先验自我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的不死灵魂的回忆的神启说，到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再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天赋真观念”说，直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WilhelmLeibniz)的“天赋能力”说，等等，都设定了一个不依赖于物质、肉身的独立存在的“先验自我意识”，他们都同时认定这种先验自我意识和它所获得的真理与上帝（神）所拥有的智慧和真理的关联性。虽然在胡塞尔关于“纯粹意识”的解读中“上帝（神)”已经隐退(这显然是科学昌明的结果），但是，西方哲学中不依赖于物质、肉身的独立存在的“先验自我意识”的传统依然得到了保留。
然而，在人的具体认识的体验中，人的感知、记忆、思维的意识活动，人的能动的主体意向性活动，总是在人的肉身、人的物质性的脑的承载下进行的，并且，人的肉身、人的物质性的脑的相应结构和活动方式的任何一种明显的改变，都会给人的意识的相应活动带来明显的变化。由此而论，承认一个不依赖于物质、肉身的独立存在的“先验自我意识”或称为“纯粹意识”（意向性本身），同样具有超验的、独断论的性质。这样，我们便面临两种独断论：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独断论，一种是意识哲学的独断论。
在一般哲学的领域，首先应当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确定存在的不同领域以及各领域间的关系。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存在的领域包括三个部分：上帝（神、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物质、个体意识（灵魂、精神）。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笛卡尔，也包括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都是这样认定的。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除了在基督教那里仍然保留着上帝的位置之外，在一般哲学的领域，上帝已经隐退，不再出场。这样，剩下的便只有物质和意识两大部分了。唯物主义哲学认定世界是物质的，他们承认有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意识仅只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必须以特定的物质为其存在和活动的载体，这也就等于说意识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性质。相应的科学证据则是宇宙、生物进化的理论，以及人体、神经和脑的生理机能的理论。而西方意识哲学的传统则恰恰相反，他们首先认定意识具有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独立自存的性质。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没有上帝的地位，但是却沿袭了笛卡尔关于物质和意识、肉体和灵魂相互割裂并截然分立的原则。在胡塞尔那里，“纯粹意识”、意向性的自我的存在是不需要前提和条件的。这样，在西方意识哲学的传统中所设定的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分离，必然导致关于人的认识中客体和主体绝对分离的学说。
历来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统一的，虽然有些哲学家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尤其是近代以来，直到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大家总是拒斥或悬置本体论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定在人的认识的领域，认为从人的认识内部的纯粹意识性活动的解析中便可以阐明人的认识发生过程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世界、宇宙的一切事物。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有了关于意向性活动和意向性构造的现象学理论。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他们把哲学问题直接转换成语言分析问题，把对人的认识机制的阐明，把对世界本身的解释都简单归结为对人的思维所利用的一种工具——语言的认识和分析。在这里，世界上的一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活动，人的认识和实践行为的多样性、鲜活性的过程和机制都隐而不见了。
细究起来，哲学认识论中的这种仅从意识本身活动之中去寻求对认识进行解释的方法，概源于哲学本体论对物质和意识的割裂。既然物质和意识是简单对立的两极，既然物质和意识是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存在，那么，要说明意识的活动和性质，就无法从意识与物质的相关性中得到解释。最初，西方哲学中的上帝、物质和灵魂的设定就是要跨过物质的作用，直接从上帝的精神过渡到人的精神，认为上帝是一种完满的精神性存在，人只有通过上帝的启示才可能享有完满精神中的某些真理的内容。柏拉图的灵魂不死的回忆说，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天赋观念”说，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和人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学说，都体现了这种性质。到后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上帝在一般科学中退场，这就导致从上帝精神到人的精神这一过渡环节的缺失。由于这一环节的缺失，再加上对物质和意识绝对割裂的观念的认同，人的精神由何而来的问题便遇到了解释性危机。既然物质和意识是割裂的两极，对于意识过程和机制的解释便不可能从其与物质的相关性中得到阐明，那么，这就剩下了唯一的解释路径，向孤立的意识内部去寻求关于意识的性质、过程和机制的解释。这就是当代西方专门性哲学所面临的情景。康德的在主客体之间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的理论，和他的关于先天综合判断形式的理论，以及胡塞尔关于纯粹意识的意向活动和意向构造的理论，语言哲学关于意识的语言分析的理论，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物质和意识二元对立且相互割裂的哲学本体论学说，直接导致了客体与主体二元对立且相互割裂的哲学认识论学说。西方意识哲学宣称可以通过意向活动和意向构造来消除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性质的观点，是试图简单地用意识中主观呈现的内容来代替认识的客体。这样一种解释方式无法说明我们认识的主观内容与我们之外的某些对象的对应关系，也无法说明我们通过实践活动对外物作用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所以，这样一种仅从意识活动的内部来设定主客体关系的做法并不是真正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只是回避了相关问题本身。
表面看来，上帝退场后的哲学所面临的危机是哲学认识论的危机，即关于人的认识机制的解读方式的危机，但在实质上，这一危机的根却扎在哲学本体论之中。由于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状态无法排除，上帝的退场使人类精神无法找到它外在的原因，于是，持有极端观点的哲学家们便只能向意识内部去寻求解释意识的原因，而对哲学本体论则只能采取某种拒斥或悬置的态度。
由此看来，解决哲学危机的关键并不在于放弃或排斥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而恰恰在于重建哲学本体论。这一新的哲学本体论的任务是，在上帝退场之后，怎样重新找回人的意识发生的哲学本体论的根基。在这里，一个最切实的路径便是，怎样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描述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发展着的过程，从而按照宇宙事物进化的方向，按照认识发生的实际情景，合理地解释意识发生的一般过程和机制。
三、物质和意识对立的消解：信息、中介和过程
要打破物质和意识两极对立的状态，要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描述成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物质和意识之间寻求可以沟通二者的桥梁。因为，凡是相互作用都必须有其相互联系和过渡的中介环节。试想，如果一个物体与外部绝对隔离，没有任何中介物，那么，该物体便不可能与环境或其他物发生任何形式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对黑格尔过程论的思想曾经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过程论是辩证法的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而黑格尔描述过程的基本方法就是中介论，他赋予中介极为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列宁曾强调说：“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维系宇宙秩序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都是通过中介场的传递而实现的。
物体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是由相互作用的物体本身派生出来的，这就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任何物体都可以通过外部或内部的相互作用向外反射或辐射能量场。由于相应的能量场是由物体自身派生出来的，所以，它便能够通过自身的性质和结构来表征或显示产生它的物体所具有的某些属性、特征和差异关系。正因为如此，它便可以成为产生它的物体的某些相关信息的载体。另外，所有层面的相互作用都可以引起作用双方或诸方相应结构和状态的改变，这种变化便可以成为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或同化或异化信息的编码结构。因为相互作用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并且，宇宙事物的演化在时间上又是没有开端的，所以，在现存性上，所有物体的结构都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后续生成的，这也便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物体都已经是由其生成的结构编码了相关信息的信息体。这样，所有的物体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二重化的存在，它们都既是物质体，又是信息体。基于世界的这种物质（直接存在）和信息（间接存在）的双重存在性，我们便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本体论学说一一信息本体论。按照信息本体论的观点，世界（存在）是由物质和信息两大领域构成的，物质和意识之间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相互过渡和转化。这样，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便不再是简单的纯粹对立的两极，而是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关联起来了，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也便可以描述为一个有中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
信息世界的发现，弥补了上帝退场后的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空缺，只不过，这一空缺的弥补并不是通过引入一个什么神秘的客观精神的力量实现的，而仅仅是由客观物质世界自身的活动所派生的另一个非物质的客观信息的世界而实现的。
信息本体论学说的建立为变革哲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也为哲学认识论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这就有必要相应建立一门全新的信息认识论学说。
基于信息认识论的考察，人的认识活动是一种最具有新奇性和创新性特征的多维度、多极化的复杂性的“涌现”。“作为一种多维度、多极化的复杂综合建构的涌现，意识的生成既是意识内部的、又是意识外部的，还是内外互动的；既是主观呈现的，又是潜在规定的，还是呈现和潜在交织、过渡和转化的；既是主观能动的，又是客观受动的，还是能动和受动相统一的；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人的，还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还是个体和社会互动内化和外化的；既是直接呈现的，又是间接中介的，还是在直接呈现和间接中介的互动中建构与虚拟的；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还是在当下和历史的互动中相互转化和生成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还是行为的，并且更是三者协同、互动和综合的；既是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并且更是三者互动、过渡和转化的。
笔者提出“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该理论用多级中介的建构与虚拟活动来解释人的认识活动的一般机制和过程。认识发生的相应中介有四个：客体信息场、主体自身的神经生理结构、主体先已建构起来的认识结构、主体认识的物化手段（工具、仪器、设施）。另外，人的认识发生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在于意识活动当下的多维中介建构和虚拟的性质，还在于其具有自然进化的、社会生成的历史过程的性质。
如此看来，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哲学的其他领域是不能割裂的，并且，所有哲学的其他领域都必须以哲学本体论为其立论的基础。西方当代哲学对哲学本体论的拒斥或悬置，表面看来似乎是哲学认识论可以脱离哲学本体论而独立建构，然而，其实质则是基于物质和精神简单二元对立、绝对相互割裂的哲学本体论承诺之上的。由于找不到物质通达精神、精神通达物质的中介环节，西方当代哲学只好退而向内，在意识活动的内部去寻求对意识本身的解释。
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转向的种种理论并未给出哲学转向的性质判定的一般标准，而仅仅以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域的相应变化来论说哲学的转向。
在笔者看来，“其实，哲学理论的创新并不简单在于其关注的问题领域或其涉及的学科范围的转换，而更在于其固有的基本领域中的相关论域、观点、理论内容的推陈出新。在哲学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论、实践论、价值论、生存论应当是统一的。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理论、所有哲学派别所阐释的理论都是根植于其对一般存在领域范围的理解以及其对人与对象关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_理解方式主要是围绕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展开的。不同哲学理论、不同哲学派别的区别仅仅在于或将这两种关系中的某些方面予以拒斥或悬置，或更强调这两种关系中的对立项的某一方面的更为重要的主导性地位，某些较为极端化的理论则是把精神或主体中的某些活动要素和活动方式推崇到了绝对至上性的地位，因而呈现出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性的特征。
一般而论，哲学理论的范式是有层次的。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是哲学的最高范式，因为，只有确定了存在的不同领域才能去研究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传统哲学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确定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解读方式，就是因为传统哲学把存在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如果哲学最高范式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向。正是在这一判据面前，我们说，由于未能在存在领域分割方式上发生变革，所以，迄今为止，人类哲学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向。
由于信息哲学首先在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这质+信息”，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哲学的最高范式的层面上把传统哲学的“存新解读了精神活动的本质，所以，当代信息哲学在=物质+精神”的一般信条改变成“存在=物的诞生导致了人类哲学的根本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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