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综合性文化期刊的《新青年》①，在其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37年作为其向文学转型的时段和关节点，具有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1937年《新青年》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是此年度第六卷第四期“文艺特辑”②的出版。通观《新青年》既往诸期可知，其皆以综合性政治、文化期刊宗旨布局。至1937年之初，文学创作虽在容量上有较大增加，但仍然没有改变期刊既定的综合性面貌。大量诸如《民族协和之重要及其方策》、《新青年怎样趋于王道和正义》等政治性言论，常常占据《新青年》的半壁江山。而1937年第六卷第四期则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此期所刊全然是文学作品，这使该期《新青年》成为彻头彻尾的文学专业刊物。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也相当强大。古丁的《一个无诗的诗人的日记》列为首篇，次之刊有《鲁迅语录》：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此言出自鲁迅《半夏小集》一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10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半夏小集》由九段议论性杂感组成，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就的，此文中有斥责日本占领东北的言论，即使是《新青年》所引的第八段文字，也显示出鲁迅对于敌人的怼怒。如今我们对《新青年》录引鲁迅语录的初衷并不清晰，但其客观所起作用显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积极意义。与此同时，《新青年》还录有另段鲁迅语：
爱伦堡(Ilia Ehrenburg)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引自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而《八月的乡村》如鲁迅所言，是“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写下了这样的传世文字：“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这部“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③的《八月的乡村》，其序言却为编辑者节录于《新青年》上，尽管还仅是序文开头的一段，仍可见其隐匿的反叛性是客观存在的。
此外，苏克的《暮景》、王固的《疯人的故事》、刘爵青的《镇子上的学校》等小说以及骧弟的《火焰的祭物》等诗歌、董汉的《满洲诗坛的流变》等评论，自有其文学的力量，他们共同组成了比较强盛的阵容，将《新青年》的文学转型推向了极致。
在1937年的《新青年》文学创作队伍中，苏克(王秋萤)以其《暮景》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位，此作在《新青年》诸小说中亦显示出特有的内涵和韵味。《暮景》充分借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塑造了一个罗亭式的人物。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一个出身于破落贵族的青年人，对生活充满理想，能言善辩而缺乏行动与实践，事无所成。《暮景》中老徐的朋友“他”有着与罗亭相似的性格。“他常有一些好听漂亮的理论玄想”并将其示人以炫耀自己；他向往自由，极欲冲出旧家庭的牢笼在社会中有一番作为，然而却始终未付诸行动。对于生活与事业的选择，“他”抱定“要发财便须当官”的信念，终至当上村公所助理员，“躺烟馆、嫖妓、打牌”“成了他生活的日课”，以审案、打人为乐，终于堕落成令人作呕的生活的失败者。作者在《暮景》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具有人生的警示意义，黄昏暮景中的老徐从“他”身上所汲取的教益便是对行动的执著与坚定。《暮景》以其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思想内涵，显示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成为《新青年》文学创作中地位显赫的一篇。
该期《新青年》虽以“文艺特辑”问世，但在编者看来，原来预设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旱灾》、《现阶段文艺之把握》等文因故未能刊出。《编后记》中又如此写道：“编辑‘文艺特辑’由收集稿子到大家核计，到上司审阅，到衙门检阅，在这期间我又得着一回教训，我更清楚的看见了我们的‘文艺’的命运，呜呼！”这一感慨从特定侧面暴露出伪满洲国文学统制的情状以及编辑者对此的不满与无奈。
《新青年》“文艺特辑”开篇刊有《卷头赘语》，由一组随想体议论文字组成，通篇是编者对时下文学的某种批评和认知，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文论史意义。其一写道：
作者的意识和生活应当是一篇未经文学型式规限的作品，所以批评家当为未能全部理解作者表现于作品另一面的作品——潜意识和私生活时，批评多少是冒险的鲁莽的。常常看到评文中有作者在作品中取材如何巧妙，当然在作者希图强调作品功能时是重要的技术，然而我们却当注意那会使人联想及粉墨登场的俳优的。
这里编者特别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整体意识和社会学方法论。评价一部作品，不仅仅只跟从文本，还须联系作者原来的生活与意识；只关注到作品从生活中取材的“巧妙”，当然令人感到那只是一种经过装扮的滑稽表演。
《卷头赘语》之二、三则要求作者以英雄主义的理念抛却剽窃和模仿，不做述说与描写，力当突出“表现”，即所谓创造。之八批评当时文坛一种奇怪而浮浅的创作现象：评价一位作家，至低层次是他只会写诗，次高层次是“会写比诗更长一些的东西”，至高层次是“已经不屑创作诗或比诗更长一些的东西”而充当批评家了。由此，编者认为，诗、小说、批评三种文体便成为“我们这里文学修养上三个奇怪的阶段”。之六提出，文学创作不能由理论生出作品，当“由作品而生理论”。之七又认为：作家“应尊重偶然”，“这和探险家因前程的新境而随时弃去既有的计划一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头赘语》对于“农村文学”与“城市文学”的批评。对“农村文学”，编者显然是持谴责态度的：农村当然“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部分而不能脱轨整个社会擅有独自的动向”，然而，在《新青年》编者看来，“那些非农村不执笔的作家们对整个社会简直是未持有梗概的见解而把农村视为奇货了”。编者不无讽刺地写道：“这些人几乎有着神仙的视力，由纸烟里幻见凶年和天灾，由稿纸上听出饥唬和咆哮，而在其偶尔心会之中便有了一双乡下夫妇到城里把孩子卖给富人当使役，落了一个卖淫、一个当日赁劳动的下场。”其实，编者在这里主旨强调的无外是创作应当源于生活而不能凭空编造。“农村文学”的创作态势如此，于是在编者看来便有“都市文学”“抬头的命运了”。然而创作现实并不如人所愿，在编者看来，它呈现给人们的却是“半兽主义、失恋赞美、流浪歌颂”，作品中充斥的是“淫妇街、赌场、交通惨案、党人行迹”等，作者成为“世纪末精神的保持人”。编辑直言，作者的意识应“直立于整个的社会和人类面前”；而编辑的职责应当是“将社会及人类在作者意识与生活上的反映剖开献与读者”。
《卷头赘语》对文学的批评与倡导，鲜明地表现出《新青年》杂志遴选文学作品的编辑宗旨与方针，同时，也开始显示出编辑同仁的“冷雾”风格。《新青年》的这种“冷雾”格调，更多的是因为1933年在沈阳成立的文学社团“冷雾社”成员雪竹、爵青等此时或是《新青年》的编辑，或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当然，早期的冷雾社成员多是以创作新诗为主，至《新青年》时期，他们中间又有人开始了小说创作，爵青便是其中的一位。
二
在1937年《新青年》的文学转型中，爵青的小说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着他人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新青年》文学世界的中流一柱。在这一年度，爵青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创作在沦陷区作家中是较多的一位。计有《天才的悲剧》、《夜》、《群像》、《镇子上的学校》以及《谈Standhol》等。总观学术界，且不论对《新青年》文学转型中的爵青，即便对这时段爵青的文学创作，亦迄今无人论及，确是遗憾之事。
“吟味生命”是爵青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如果说爵青“吟味生命”重在表述“理义”，那么，《天才的悲剧》便是非常典型的篇什。作品记述了天才画家申玫患“妄想性痴呆”症而终致逝于北方都市郊外一家精神病院里的悲剧。申玫的画作令作品中的“我”“惊讶”：“全幅的画意是一个旅人疲倦的等待在冬末的森林里，落雪和枯叶压着他的下肢，使他半似呼吁半似呻吟的伸着双手，在他面前的一口枯井旁的藓苔缝里，躜出一个类似神话中人物的女子来，艳媚而光明的舞者，这也许是作者给这旅人安排下的希望的象征，在这两个人物后面使飘动着似海洋一样澎湃激动着的空气，那彩色的丰润的光反射在旅人的脸上。”“这画面的魔力”“毫无遗泄的引去了我的思索”。如此出自精神病人之手的画作在这所医院里有38幅之多。在“我”看来：“一个人失掉了精神的统御，竟能产生这样的佳构，不也是奇迹吗？”尽管这位画家身有精神疾患，但他的艺术天才却赢得了医院一位美丽护士爱丽的好感。在爱丽的心目中，申玫“交给我一个世界”，而今他的天亡“又结束了他所交给我的世界”，“世界上或者再没有比这事更奇异更痛人的事了”。爱丽成为“丢失了世界的不幸的人”。这是一种更不幸于精神病患者的不幸。
爵青对于天才画家申玫的描述，完全基于他的一种天才观。作者通过作品中的“我”显示了作者一种独特的天才理论。在“我”看来，“历史只是天才行动的记载”。由此，“我常将对象放在诸葛亮孔明的身上”，以及“武人王者的凯萨、兵马倥偬的拿波党、孤独高慢的俾斯麦、清丽廉洁的邸斯莱利”。当所描绘出乐圣“悲多汶”在“秋夜的雷响震清醒了他苦恼中的耳鸣症”、“他喜跃得登在小风车的尖顶，怒吼道：‘我将与雷谈话’时”场面，“我的胸廓扩张了，我的胸鸣高腾了”。然而，申玫的悲剧，又促使“我”矫正了自己以往的人才理念。“我”的笔触不再去“涉及时代问题的大人群”，而是“用平凡的观察，由平凡的人群里，拉出这偶观颇为平凡的天才”。爵青通过对自我人才理念的展现，反复吟哦其悲悯的生命意识，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早逝、精神退场的焦虑和无奈。
在爵青的《新青年》时期的创作中，《夜》是很独特的一篇，又是显示其创作理念的典型之作。与作者的《喷水》的叙事方式有相似之处，《夜》是对“我”之“夜”的生活的叙述，唯见所思而难觅情节。“我”对“夜”的思索，完全融入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正如文中所言：“我是用夜抚育成人的，这夜与其说是我的母乳，莫如说是我的母亲的同义语吧！”童年的“夜”带给“我”的是快乐，成为“夜的一个享受者”。不论是夜里的吃乳、玩耍、母亲的歌声、父亲持手习字，都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悦。而中学时代的“夜”生活，又使我“知道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恋爱，什么是政治”，“在这漫漫的夜里”，懂得了自己和“别人的世界究竟是什么”。然而，成年后的“我”，“夜”给予的却是与之截然相反的痛楚。“夜”把世界告诉了“我”：“在夜里，卖淫妇站在冷清的巷口上，乞丐战栗的等着绅士丢下一分钱来，难民被一些富人收买去作奴隶，因为要逃脱而被击倒在夜的街头……”当“我”“顺着贫民窟的狭径而走下去，洼地中的藓苔味由黑暗中飘过来刺激着我的被悲哀而麻醉的神经”，看到的是这样一幕：贫民窟“永久伴着低微而悠怨的哭声和叹息声，孩子的吼叫声或被生活磨难得暴躁了的母亲的喊骂声，这些人在白天被人用暴力劫去了幸福和愉快，在夜晚他们起始苏省了被摧残的灵魂，他们没有别的希望，只求在夜里得到一个可谓安慰的回忆，可是这在他们都是难得的事，而这暴虐的夜却不能不使他们哭泣叹息吼叫喊骂，他们没有实力去处理世界对他们的苦刑，而只得在这夜里用感情吐出他们的忿怒和悲戚”。这令“我”识见了“世界是个受难者之群的现象”。“我”在夜里“藉着灯光读着那部称为史记的人类受难史”。本质而论，爵青对“夜”的感抒，是对生活的一种书写，且不论“我”在童年时期对“夜”的悦感，当“我”以成人的视角审视漫漫长夜时，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感知与描摹，这是不应否认的。署名“光”的《论刘爵青的创作》一文认为，爵青“始终是带着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用一种观念论的看法，表现出他极端自我的意识，一种超现实的神秘怪诞的梦幻，极力逃避眼前的现实，他并不会表现出现阶段社会的嘴脸，自己孤立着不受人的活动所影响，所以作者的作品没有一篇能表现出社会中人生的高度”④。这一论断的证据便是爵青在《夜》中开头的一段话：“有许多人劝告我把自己精神的运用怎样脱离私人的感情而移到社会的现实上去，这样劝告虽然因于我的强拗的个性有时甚至变成谩骂和唾弃，可是我是永远踟蹰在我私人感情的或喜或怒的圈子里。”然而，尽管“我”自白对自我私人感情的沉浸，但《夜》中毕竟给我们展示了社会现实的如是面影，亦有鲜明的判断；尽管文中显示不出明确的当下性，但对黑暗现实的揭示确是显见的。
光还认为，爵青“怕见光明”，“所以他喜欢黑夜，因为夜的黑暗，能使他看不见自己的泪，甚至‘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世界’，只能看见黑漫漫的长夜”⑤。也许，正如光所言，爵青对夜的世界是悲观的，充满了无望。但是，就文学的功用而言，爵青对夜世界的大胆暴露也确有其价值和意义，《夜》所讲述的悲剧，预示了光明对于社会底层人们的隔绝；人们对光明的追求和终极结果是其对光明彻底的丧失，但这依然有益于人们对黑暗世界的本质的认识。
爵青的《群像》则把视角转向人生，所思考的是思维与行动的合与离。主人公季林——一位有着“中等的生活和合理的营养”的职员，由于过度的劳作患上神经衰弱症。先是“频频的觉得疲乏和忧郁，接着便并发了失眠和动悸的症状”，记忆力的衰弱几乎“出人意外”。关心他的上司“强制的给了他一个月的短假，让他静养”。而静养中的寂静又使他感受到寂寞和孤独，“神经上的安静被蚀去”。于是听从朋友的劝告，来到旧日居住过的“市外的一个小楼上”，与旧日朋友相处度日。在他的旧日朋友中，有在报社充任校对的无锡青年文生，担当列车车掌的大骏，医科学生扬音，专门为这群独身汉做饭、已年过半百的厨子，以及在邮局充差的琪瑞。其实小说的真正意图，正如作品标题所示，旨在展现这一独特群体的“群像”。爵青的小说创作过程充满理性和冷静。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人生的思考者，他常常将自己对人生思考所得融入小说文本中。这种小说的创造，完全基于他对文学创作的思考。他曾这样说道：“文学是应该在作品的内容(包括作品的核心意识、功能发挥和技术型式等)和作者的动机来估量他的价值的，在双方面发展的高度即能相协又能并进时，这价值的真实性才能见定夺。”⑥这表明爵青常常是以思想为动因来创构小说文本，并以思想的创造及其艺术的表达形成作品的创作并显示其终极价值。他痛感现代人“思考与行为的分裂的程度几乎由困惑而到了恐怖的地布(步)”，由此又为司汤达在创作中“充分的弥补了思考和行为的分裂”而“感到慰藉”。⑦《群像》在很大程度上旨在揭示思想与“行为的分裂”这一社会问题。作品中的文生，相信自己“手的收获”，拒绝建设“梦想的人生”；他“相信收获，相信手，但是这生活恰好不是现实，没有收获，而用不着手”，使其成为“一个贫乏可怜的梦想儿”。文生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人生行走中知行背离的形象。当然，对于意在“用手来征服现实”的文生，作者又以“小楼的各室也黑暗了，只有文生的小窗还透出些黄色的光束”为结尾，表达了作者对知行合一的努力和憧憬。《镇子上的学校》讲述的是“我”少年读书时的校园生活。全篇并无过多的情节，却展现着“我”少年时代庞杂的意识与观念。当是以小说解读理念的《群像》的继续。童年是生命的起点，也是人性发展和形成的初始阶段。和大多儿童一样，这时的“我”“什么都爱”，“这爱普遍得几乎惊人”。这种泛爱哲学在作者看来，不是后天而得，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惠之爱”，它让人感受到“淡漠的美丽的温柔的光”，于是，“我”便有亲近民家那“老妇人的温柔，中午的太阳，早夕的蛙鸣”等类单纯的爱，俨然是“‘爱’的化身和结晶”。然而“爱”随着年龄而演进，它又“脱变为‘欲’”，进入老年后又将爱“缩到财富而后裔身上去”。可见，“我”对爱的认识至少显示出三个阶段。其一是人类童年时代那种纯真的对人与自然和谐美的人类之爱；其二是成年后的等；其三是晚年对财富的守护与对后代的亲情。
校园时代的“我”，又充满英雄主义观念，在“年轻人中间称一份英雄”，充当一个“汉子”，“大至把报纸报道的新闻截下来谈，小至用石片来打木栅畔塘里的水，谁都能用一种渺小的胜利去压过其他的人”。仿佛我们的“青春如天马行空样在世界上荡动着”。那时的“我”“竟发狂的对个同学说：‘我将来一定会占有世界！’”而父亲、妹妹的早逝，让“我”领略了“生活再不是那样清淡、明朗而英迈的东西”，它有了相当的阴郁、黑暗和疲乏，“世界渐渐和我筑着一层雾似的隔膜，而日见坚固的生长着。”由此“我”懂得了：“对付世界应该是依赖手的收获，而不能跪下去拿膝盖来祈求。”不难发现，这种观念与《群像》的意义内涵有着相当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爵青在其“吟味生命”、表达义理的小说中，又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寂寞的自身世界，在这世界中，我们不难寻觅到爵青那起伏不定的孤独的灵魂。爵青是寂寞的，这也许与他的身世有关。他幼年时代就读于日本公学堂，早年丧父，与寡母生活，家境并不富裕，性格有些孤僻，这不期然地融入他的创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小说创作又是他孤独情绪的宣泄。
爵青在《新青年》时期的小说中所表达的孤独感，更多的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体认。与中国现代诸多作家以其对孤独的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表达现代孤独体验的同时又深察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不同，爵青对孤独的生存境遇，并无明显的社会情状的特指，更多的是对自我生活中孤独的主观心理体验。爵青在《群像》中为我们塑造了季林这样一位典型的孤独者形象。季林“频频觉到疲乏和忧郁”又“并发了失眠与动悸”，原本和三个职员、一个学生住在一起，由于“特异的性格而搬出去独居”。虽然独居获得了“生活上的可爱的寂静”，但却使“神经上的安宁被蚀去了”。独居使他感到“寂寞得可怕”，于是便想着与旧日朋友共住而期待“逐去这透骨的寂寞感”。
有学者分析，孤独分为“生活的孤独”和“生命的孤独”两种⑧。也许，季林所表现的孤独情绪，更多的是基于生活。但他同样对“生命的孤独”有所体验。孤独的季林看到“年老的厨子”提着“那只装有爱物黄莺的鸟笼子来把玩着”，不由得吃惊“世界上还有这些把生活放在趣味上的人”。“像这样的人，不择庄严的过程，不望郑重的终果，而只希愿有一种趣味来支持起他的生活来，不过这种人意外的却比其他的人活得更安稳更喜跃”，这令不得其解的季林感慨：“人类的生活究竟是个艰难的东西啊！”生活中的趣味对于季林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更多的是感到“立在大人群里的困窘”令他“好孤独”，“这孤独中的寂寞实在太苦恼他”。这分明透露出社会未能“人以群分”所带给他的痛楚。
文生的形象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相信现实、相信收获、相信手”的文生所面对的生活，“恰好不是现实，没有收获，而用不着手”，“成为一个贫乏可怜的梦想儿”。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使文生孤立于社会之外，他“觉得周围这些人都在用悠然的态度迫害着他”，“胸里涌出了厌恶，于是使用怨毒的眼光扫射着他们”，他与周围的人“中间存在着一层薄而不可破的隔膜”。在人际世界中，文生与他人精神上的相隔，显然是“生命的孤独”之因所在。而《夜》中“我”的愈发“空虚无聊”，是因那“没有具体性现实性而近乎空想的人生观”造成了“悲惨的日子”，真理是“渺茫的存在”，令“我”无法“所应享有的真的人生”而成为真正的“夜的生物”。爵青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代文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悲楚。这种精神家园的失却和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爵青创作中孤独世界的基本特征。
爵青在构建孤独世界中，善于在作品中营造孤独氛围。他绘写午后的露台：“露台登时被午后的幽静笼罩上，花坛后面一片狭小的草丝里，寂寞的飘出虫鸣来，这虫声是说午后将尽黄昏将来的意思。”他描摹夜色中的楼舍：“夜以黑暗紧紧的围着小楼，只有虫鸣声若续若断的在草莽间流动着。”爵青将这种自然的孤寂意象植入其对“生命的孤独”的叙述中，展现东北沦陷区人们生存的一种特殊感受和生命状态，以引起社会的警觉与关注，显示了沦陷区知识阶层现代性精神演进的片断，是具有相应的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爵青以其比较丰硕的创作实绩，在《新青年》文学转型中有着光彩的表演；这种文学出演也是作为冷雾社诗人的爵青向小说家转变的过程。在支持《新青年》文学转型的小说家队伍中，爵青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这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对《新青年》文学转型占据着支撑地位。
注释：
①《新青年》1935年创刊于沈阳，是一家面向青年的综合性文化期刊，具有鲜明的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政治倾向。本文所引《新青年》中的文章，均据《伪满洲国期刊汇编·新青年》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
②该期封面标示为“文艺专号”，《编辑后记》中则称为“文艺特辑”。
③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④陈因：《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第339页。
⑤光：《论刘爵青的创作》，载陈因编《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第342页。
⑥爵青：《读Standhol》，《新青年》1937年第6卷第4期。
⑦爵青：《读Standhol》，《新青年》1937年第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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