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莫高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一个重镇。以往的文章多从政治的需要上来对其进行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题记的研究，总结出僧尼、佛教教义在唐代供养行为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表现出的特点。
关键词：莫高窟；题记；法社；供养人
一、唐代供养行为出现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艺术发达，促使佛教在有唐一代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此外，还有许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1.僧尼的参与。一般而言僧尼主要是通过鼓励家人朋友加入民间法社，宣扬佛教思想来引导人们开凿佛窟。从现已发现的文献及洞窟资料来看，有些僧人虽在寺院受过出家、受戒仪式，但却跟父母子女等亲属生活在一起被称为“合活”或“同活”[3]。比如在许多题记中会同时出现僧尼的法号和俗家信众的姓氏，第144窟是晚唐时索氏家族所开，题记中有“亡兄僧首……”，“妹灵修寺主比丘善……”。[4]“兄”指的是窟主或修窟者已出家的兄长，而“妹”则是出家的妹妹。同一洞窟中又有“管内释门都判官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据万庚育先生考证，“龙藏”当俗姓索氏。这种现象在第196窟、94窟、148窟等多个洞窟中也有发现，说明这些僧人在俗家中仍然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家族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到法社，郝春文先生认为它是私社与佛教融合的产物[5]，自魏晋南北朝时起就有僧尼加入，如北齐天宝三年《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的碑阴一侧刻有该社邑大部分社人的姓名，“广福寺主僧宝”及13位不知所属寺院的比丘尼的姓名，这些僧尼的姓名被刻在最上一列，“而且有的还在私社中担任社官之职，按照当时的习惯，最上一列都是地位比较尊贵的人”[6]说明他们在法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敦煌的大多数寺院还经常为私社的日常活动提供场地，而这些社邑所开的佛窟中也经常有僧尼的形象。如第199窟的题记中的“瓜州开元寺法圆一心供养”，[7]第216窟发愿文中的“社长氾光秀”；[8]第205窟的“社人刘进玉、社人王铁山、社人李昇……”[9]等，说明这些窟是民间法社在僧尼的参与下完成的。
总之，僧尼在推动佛教的传播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不仅通过传统的讲经吸引更多的信众，更利用了有利条件影响着身边的亲人朋友力所能及地供养佛祖，成为唐代供养行为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2.佛教教义的灵活性和供养人的目的性。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迎合各阶层的需要，形成了家家弥佛陀，户户观世音的的现象。从现有各窟保存情况来看，各种经变画、说法图非常生动地展现了佛教的灵活性，而信仰者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的礼拜。比如在第180窟西壁外的南北两侧绘有菩萨一身，旁有题记：“清信佛弟子张承庆，为身染患发心造二菩萨，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毕功。”[10]其中的张承庆造二菩萨是希望通过供养来治疗身上的顽疾。第220窟甬道北壁的中央，文殊师利变文下有“清信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忠喙饴淮蠓蚣煨９蛹谰萍嬗分胸┥现毖舻苑畲锍橄獭跗吨凭椿笫ノ氖馐腥磺⑹檀蛹婀┭腥磺啊酢豕凼酪羝腥磺垢Ｕ呦确睢Ｎ焱隽樯裰骶煌敛蛔谷龎T之灾，次□（为）我过往慈父兄长勿溺幽间苦难长遇善，兼为见在老母及合家子孙无诸灾障报愿平安福同萌芽罪弃涓流，……”[11]该窟被认为是翟奉达所修的翟家窟，在这篇洋洋洒洒数百字的愿文中，翟奉达许了三个愿望：希望在其统治范围内的百姓无三塗之灾；已故的慈父长兄在阴间不遇三恶道；愿老母亲以及子孙无诸灾障，平安多福。这则愿文表现了一般供养人在造像时的普遍性动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此外，张先堂先生还对供养人的心态进行了研究，他以西魏第285窟为例，将早期的供养人的信仰观念分为四种：“认为长期苦修可以解脱；祈求佛法兴隆，魔事微灭；祈愿亡者脱离三恶道往生西方净土；祈愿一切有情脱离三途八难，齐登正觉。”[12]供养行为的出现无外乎张先堂先生所说的这四种情况，但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在将唐代供养人与前代进行比较时也会发现许多新的特点。
二、与前代比较，唐代供养人所具有的特点
从莫高窟题记的内容来看，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出现了供养行为，而由于最初的供养主要是为彰显佛性所以内容比较简单，寥寥数字表明“一心供养”而已。后来随着各种客观因素的导入,到了唐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显著者即为供养行为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供养人题记所表现出来的‘供养’和佛教的味道越来越淡，而表现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味道则越来越浓”。[13]其具体表现如下：
1.供养人身高发展。在早期的洞窟中，供养人的身高普遍在10-20厘米之间，最高不过30厘米。如第285窟西魏窟中，身高多在4-7厘米不等。“信女阿丑，高4.8厘米”，“信女乾理，高5厘米”，[14]甚至隋代的窟中供养人身高也就10-20厘米左右，如第62窟，最高者“女阿高玉，高16厘米。”[15]而至唐代窟内的供养人身高就出现了急速发展，甚至与真人一般。像第196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供养人“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门国公食邑两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高159厘米”，第二身“男故太保孙朝议郎守沙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承勋一心供养，高104厘米”，第三身“……二千户食封二百户兼……，186.5厘米”[16]。第196窟建于晚唐归义军时期，以上这三身供养人身高都与真人身高相近，除此之外，其他供养人虽与前代的相比也有增长，但与这三位相比依然相差悬殊，多在30厘米左右，而且窟内的僧尼身高也远远低于这三身。如东壁南侧第一身供养人“窟主释门都法□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沙门□智一心供养”，第二身“□信弟子释门法律□三临坛大德□教□（诚）……沙门戒文供□，高33厘米”[17]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供养人的身高普遍都有增长，但作为世俗政权的领导者的要高于僧尼，明显具有世俗政权压倒佛教的意思。
2．题记内容复杂化。唐以前的题记一般只写供养人的姓名或法号，不过“比丘惠果之像”，“信女索金一心供养”而已，简单的表达了供养人虔诚礼佛的态度。而到了唐代,供养人题记则增加官职、阶衔、功勋、封地等内容，酷似唐人的告身。这样的题记虽说是详细介绍了供养人情况的，但也是对其身份地位最直接的表达，而且这时的供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功利性，正如史苇湘先生所说：“莫高窟是敦煌世家豪族的意识形态。”[18]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敦煌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3.供养人画像独立化。最初修窟造像是为满足僧侣们修行之用，一般高度不过一人，空间狭小，内容简单。后来随着佛教进一步发展，供养人像被少量地绘于佛龛、经变画、说法图的下方，身材矮小。而唐代的洞窟里，供养人图像不仅多，甚至出现了前文提到的第156窟里，张议潮夫妇出行图那样的巨幅壁画，这样独立的组图虽然只限于握有重权的上层贵族阶级之中，但它的出现说明这些洞窟在性质上已经不单是要宣扬佛教，而是具有了与世俗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成为有权势者炫耀威仪的一种手段了。
供养行为的发展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主要局限于上层阶级中，范围较小，随着佛教教义不断地发展以及僧侣的推动，它与广大平民之间的接触愈加频繁，加上历代统治者在政策财力方面的支持，到了唐代佛教发展到了高峰时代。而为了迎合中国古代政治的需要，供养行为不再只出于虔诚参拜的目的，供养人身高的发展，题记内容的复杂化等等，都说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已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J]敦煌研究所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4.
[2][4][7][8][9][10][11][14][15][16][17]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65,90,98,94,81,101,115,25,87.
[3]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J]郝春文敦煌学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3.
[5] 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J]敦煌研究所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179.
[6] 郝春文.从冲突到兼容—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J]郝春文敦煌学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00.
[12] 张先堂.古代敦煌供养人的造像活动[J]敦煌研究2008,1:69.
[13] 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J]中国藏学2008,2:82.
[18] 史苇湘.世族与石窟[J]敦煌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65.
作者简介：
姓名：郭静（1986.-）,女,陕西西安；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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