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新常态化”的研究背景，以Aghion等的理论为基础，构建汇率影响企业研发与技术投入资金的模型，尝试从微观层面揭示汇率水平变动与汇率波动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汇率水平变动；汇率波动；转型升级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实现了增量层面上的跨越式发展，于世界货物贸易的占比额由1950年的1%以下增至2018年的11.8%，伴随跨越式发展一同存在的是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和不容小觑的风险挑战。201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当下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不断被削弱和创新能力仍旧相对薄弱等诸多困境，处于亟待转型升级、培养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2019年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结算货币，其在出口贸易中的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尤其是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在十年间近150倍的跃升，人民币汇率变动呈现出“新常态”化趋势，主要特征表现为汇率的年化波动率由2015年末的3.2%升至2018年末的4.9%，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最高点与最低点间波幅达4.4%，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大的格局逐步凸显。在此“新常态”宏观背景下关注汇率与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对于提升出口竞争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汇率变动
根据上文对汇率变动现实背景的分析，本文参考刘仁的研究，从汇率水平变动与汇率波动将两个层面刻画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水平变动指标将以2000—2006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年度测算结果REE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汇率波动指标（VAR）的构建参考Gangul和Breuer的测算方法，设定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月度指标取对数、做差分处理，再计算出年度的标准差。
（二）企业转型升级
企业转型升级指标如何衡量在学术界尚未有一致的定论，但从转型升级结果角度分析，基本概括如下：一方面是产品的衍生或产业领域的拓展，现有研究多以新产品销售情况作为衡量指标；另一方面是产品价值链由低到高的攀升，而产品附加值的差异往往依附于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故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或新产品销售额/总销售额作为转型升级的替代指标，在已有研究中是较为广泛的做法。本文将参考任志成和戴翔的做法，将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NR）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同时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替代变量。
三、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分析
为探究汇率水平变动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部分在Aghion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汇率与企业技术及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模型设定条件为由企业家和工人组成的仅存活两期（T期，T+1期）的小型开放经济环境，经济增长取决于企业家的技术与研发投资决策。设定国外与国内商品同质，且国外价格水平为PT，小国经济体中的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在购买力平价理论条件下，价格水平为：P*T=PTeT（1）其中et为间接标价法下的本币汇率，eT减小代表本币升值。将国外价格水平标准化为1，此时，国内价格水平P*T即可表示为eT。简单起见，设定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为期初的保留价值kαT：WT／E（P*T）=kαT（2）WT为工人名义工资水平，E（P*T）为预期价格水平，αT为劳动生产率，推导可得：WT=kE（P*T）αT=kP*TαT=keTαT（3）在t期，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若T期末能负担企业T+1期研发投入所需的流动成本，则企业家一生收益可表示为T期、T+1期收益之和，ρT、vT+1分别表示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概率和价值，r为折现率，最大化收益表示如下：Max｛eTαTLT姨-keTαTLT+rρTvT+1｝（6）由式（6）推导可得出T期的最优劳动力雇佣规模，带入（5）可得最大化的利润水平：由此可知，在eT减小，即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水平缩减，用于技术投入、研发投入的预留资金相应减少，进而可能导致企业转型升级的“低端锁定”。
（二）汇率波动影响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较为盛行的“汇率浮动恐慌”（fearoffloat）理论表明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往往对应着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经济波动率，甚至汇率波动风险的增大发挥了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相似的，关于汇率波动与出口贸易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也得出负面传导效应的结论。从出口效用层面分析，汇率波动风险提升了出口收益的不确定性。当出口商为风险厌恶者时，汇率不确定增加，出口企业收益规模缩减，用于转型升级、深化发展的资金投入也会减少；从沉没成本层面分析，企业的转型升级决策相当于投资行为，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汇率波动风险增加了企业的沉没成本，在面对汇率不利冲击时，资金也无法回流，这种不可逆性较大程度降低了技术与研发层面投资的概率；从转型升级收益层面分析，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汇率的升值将会在产品价格层面削弱出口企业的竞争力，造成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因国际相对价格的提升而国外需求下降，致使出口企业好的投入没有带来预期的产出，在汇率波动大的背景下，决策者会偏向于选择更加稳健保守的投资决策，减少产品领域的研发与技术投入，不利于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与价值链的攀升。
四、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时期为2000年至2006年，其中人民币汇率数据来自IMF官网，企业层面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具体匹配步骤参考余淼杰等的方法。
（二）模型设定
首先是汇率水平变动影响效应模型的构建，考虑到更好的数据关系可视化，因此在模型构建过程中，特将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为剔除观测不到的但有可能引起偏差的企业特征，模型将采用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法。以LnTFP、NR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分别设定如下：LnTFPi，t=α0+β1LnREERi，t+γX+μi，t+εi，t（9）NRi，t=α0+β2LnREERi，t+γX+μi，t+εi，t（10）LnTFP具体指LP方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取自然对数，NR指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X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μ为企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代表出口企业和出口年份。本文选择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存续年限（Age），用成立年限取对数衡量，同时考虑到出口企业年限与出口企业创新类决策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故在模型构建中加入添加企业年限的二次项指标（Age2）；劳动力成本指标（Wage），用企业全体雇佣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取对数衡量；出口密集度指标（Exp），用出口额比上销售额来衡量。其次是汇率波动影响模型的构建，以LnTFP、NR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分别设定如下：LnTFPi，t=α0+δ1VARi，t+γX+μi，t+εi，t（11）NRi，t=α0+δ2VARi，t+γX+μi，t+εi，t（12）VAR具体指汇率波动指标，其他变量定义与上述一致。
五、回归结果分析
（一）汇率水平变动影响研究
表1中列（1）、（2）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动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证实了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即汇率上升总体来说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发挥着负面作用。从生产率维度，实际有效汇率每提升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585%，从企业创新维度，新产品产值占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0.132%。列（3）、（4）选择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作为汇率水平变动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显示汇率指标系数绝对值大小有所变化，但其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均与基本回归保持一致，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年限变量对企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非线性作用，表现为指标一次系数显著为正值，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值，呈现“倒U型”，即在初创发展期，随着利润的积累，企业用于产品研发与技术投入的资金逐年提升，当企业达到一定年限，步入成熟期时，企业发展趋于稳定，创新与技术投入将会随着成立时间的继续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出口密集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促进作用的原因可能是高效率企业出口行为中“高固定成本—低出口密集度”模式的存在；同时员工工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新产品产值占比的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转型升级倒逼作用的存在。
（二）汇率波动影响研究
除汇率水平变动之外，汇率波动风险变化也会影响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表2中列（1）、（2）回归结果显示，汇率波动指标前系数显著为负，即说明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构建的汇率波动指标每提升1%，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新产品产值占比分别有10.29%和1.28%的下降，符合本文在理论部分的分析结论，即汇率波动风险增大深化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层面的“汇率浮动恐慌”，使得出口企业从出口效用、沉没成本和转型升级效益角度考量，减少研发投入与技术投入，进而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列（3）、（4）选择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构建的汇率波动指标作为汇率水平变动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显示汇率指标系数绝对值大小有所变化，但其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均与基本回归保持一致，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人民币汇率变动“新常态”背景下，汇率变动能够显著影响微观出口企业的投资选择。归纳起来，本文得到如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与汇率波动风险增大通过作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投入进而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下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针对性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人民币汇率变动“新常态”背景下，汇率不确定性不断增大，政府层面在制定汇率风险应对措施时，不仅要考虑币值上升对出口企业贸易“量”的影响，也要顾全出口企业自身“质”的变动。为了缓解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负面效应，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内涵式经济增长，政府首先可以给予出口企业定向扶持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减免，完善技能型人才体系建设，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其次从助力企业提升自身生产率的角度上，为出口贸易应对汇率变动提供自身内部支撑。第二，企业研发与技术投入受制于企业的资金状况，故企业融资约束也是限制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截止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已经成就显著，然而现行金融体制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因此，完善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为企业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对应对汇率变动的不利冲击及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新产品产值占比，进而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作者：蔡华玉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