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总会(CCF)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于4月巧日召开了“关于中国慈善传统的继承问题”的座谈会。崔乃夫会长及一些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并就有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华慈善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主席朱传一先生提出四个问题:1.中国的传统慈善行为是否具有由近及远、由律己到及人的特征?2.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慈善行为中，政府和民间关系有哪些方面可资借鉴?3.从中国传统慈善行为的内容与项目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4.如何继承传统与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现代化?在发言中，他提出，可否认为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则与宗族与宗亲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认为，如果能紧紧抓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资源”，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慈善工作深人人心。他还从中国的“仓储”和“开仓放粮”制度的历史演变，即从“官办”到“民办公助”以至于“民办”的过程中，说明济贫事业由“官”到“民”是一种社会进步。他说，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在有可能大发展时期，我们完全有必要从先贤论述中、从历代慈善行为中、从其实践内容中获取教益。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拭先生认为慈善事业理论的出发点应是“帮助景况不好的人”，方法有二:一是使富人的小部分钱和拥有的一部分资产转移出来帮助穷人，效用极大化;二是使普通人(或许也穷)以丰富的同情心来帮助他人。他说，政府救济这一转移资助的形式并不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值和效益极大化。因此通过政府助人的人并不真正心甘情愿，而受助的人又常并不思感激，所以开展慈善行为有理由充分发挥人们的同情心。其总方向应是开展社会服务即非政府服务(但不是否定政府服务)。他认为，我们应通过民间行为鼓励做好事，而且提倡做好事要留名，让每个人都知道，即便我今天没有贫困到受助的地步，但希望如果有那一天也会有人来帮助我。这样才能发扬互助互利的社会道德，才能维系社会的和谐。
北京大学教授朴明读先生认为慈善与基本信仰有关，文化的基本信仰是社会福利的源泉。西方慈善的来源与宗教有关。如西方宗教称之为“原罪”，助人是洗脱罪恶的一个方法。中国人讲和谐，中国儒家哲学提倡“乐观人生”，中国人慈善行为的基本动力是否可从此挖掘。他提出“民为帮本”是中国慈善事业出发点，诸如会馆、同乡会等，是否也应属于一种慈善组织? 名山文化公司黄事长章立凡先生从“慈善”一词的溯源看中国慈善的内涵。中国先贤都论述过慈和善，但慈善两字合用恐怕是近代的事情，慈用于纵向的人际关系，如父慈子孝;善则用于横向的关系，如与人为善。(论语》有“孝慈为忠”;孔子又讲“仁”，“仁者，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儒家也有功利的一面，如孟子日“有恒产则有恒心”，然后才讲“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所以从儒家观点出发，中国传统的慈善行为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施予，即政府、富人施舍或救助老百姓。而平民化的互助行为或许源于佛教的慈悲思想，“同等为慈、同体为悲”、“自立立他、自觉觉人”，有慈悲之心才能觉悟。现代慈善是一种信念和责任，是一种智慧，平衡社会失衡问题，同时是一种教化，使社会从无序到有序。
北京大学教授谁方先生认为慈善事业也是一种社会工作，慈善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慈指仁慈，善指善事。佛家推崇慈，人应有恻隐之心，鼓励民间兴办福利事业，主张布施和助人;儒家从人性的角度教化人(西方从上帝的角度教化人)，以民本为核心，形成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也建于此，其发展是在慈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政府行为如开仓济贫等，从儒家民本思想看称之为政府的责任或曰仁政;非政府行为和民间互助应是慈善。
民政学院副教授王青山先生强调，在社会转轨时期，讨论慈善问题应首先给慈善正名。历史上人性善恶争论千年，而今天不应把人性善恶对立起来，发展慈善事业就要鼓励扬善。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要继承。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宣传竞争是必要的，但过于讲竞争也是片面的，要讲竞争也要讲互助，如此社会才能和谐。互助只是现代慈善的一方面，而现代人应有现代意识，社会责任感也是重要方面。
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商玉生先生认为早期基金会是从做慈善事业发展而来，现代基金会不仅仅限于做慈善事业，这是基金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保障。中国近代民间基金会是吸收国外基金会模式发展而来，解放后有组织的基金会曾处于空白，改革后有所发展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还需要立法保证、政府的鼓励措施和完善的组织管理办法。慈善型的基金发展是慈善事业的保证，我们应加强理论研究，探索中国慈善发展的方向，促进全社会发展慈善的局面形成。
南开大学副教授吴信平先生认为慈善和互助还有所不同。他认为慈善是个人行为，而慈善事业是指有组织的活动，民间的慈善不具备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慈善观念历史悠久，但慈善事业却是近代的事情。他说，为什么慈善事业在这一世纪大发展起来?其原因源于社会的需要，在西方，起作用的关键是宗教组织和其人员;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保障体系来完成福利功能的，今天由于政府不能包揽一切，民间慈善才有空间得以发展。
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体仁先生提出研究中国慈善传统应从需要出发，现代化需从国外借鉴，但首先应从传统中吸收教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部分问题是靠营利机构解决的，必然有缺陷;政府应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政府并非万能，这就需要非营利机构来协助解决，因而慈善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慈善?要看中国的资源，西方基督教资源并不适合中国，因而要从中国传统中发掘。
民政部社研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庵钧先生认为慈善事业是社会工作的一个方面，是非政府行为。它有两个层次:一是主要立足于济贫，二是函需适应社会发展。慈善资源是多元的，有慈善思想，才有慈善行为。它是社会互助的一种形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以富人的钱帮助穷人，二是民间互助(拿出钱的并不一定是富人)。西方有基金会储金，中国有粮仓储粮。中国民间出来的东西，没过多久就会被政府接管，这一现象值得研究。慈善行为也有功利的倾向。既要利用又要控制，只有健全法规、评估和审计机构，慈善事业才会有更大发展。
爱德基金会顾问沈佩容女士就解放前亲自参与慈善工作谈了切身感受。她说明爱德基金会同基督教青年会都不是宗教团体，以自养、自立、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明确扶贫为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应社会需要而进行慈善工作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孙炳难先生认为慈善组织对援助方和受助方起中介作用。说中国慈善的传统方式是邻里互助;现代慈善则除需方和供方外，出现了中介性组织机构。如现代保险机构的出现，使过去工会实行职工互助金的形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因而，与其说慈善的性质是互助，倒不如另辟溪径来探讨慈善机构的性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何摧宁先生认为，应该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慈善事业，这有利于慈善事业平民化。他说，市场是靠“利”的驱使来运转，慈善事业的平民化则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政府组织与非营利机构有此消彼长的趋势，慈善组织对社会结构转变的作用比其救助作用还要大些。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先生在会上就慈善事业的性质及定位问题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历史悠久，发展特征是断断续续的。慈善是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主要是贩灾、救济、荒政等。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正式成立，重新举起慈善的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为中断的时间很长，起步很晚，探讨慈善问题关系到中国人如何认识慈善。首先，必须搞清楚慈善的历史沿革，才能进而对其精髓是什么、我们应继承什么进行深人研究;其次，国外慈善在近代发展很快，西方企业家一般认识到财富来自社会必须把一部分财富还给社会，中国企业家虽已有这一观念但并不很强，借鉴国外经验借鉴什么誉值得我们研究。慈善是民间行为，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完善也不可能使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因此需要补充，慈善这一民间行为是对社会保障的拾遗补缺。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在萌动，要靠大家的关注、浇灌，才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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