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税收筹划对企业很重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管理层控制和由大股东控制的企业税收筹划强度必然不同。同时，上市公司的不同的股权结构也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
[关键词]税收筹划；管理层权力；大股东控制；股权结构
1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现代企业来说，如何使企业在税法的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是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税收筹划理所当然的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意愿或強度是不同的。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管理权分离，由此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是指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而在企业税收筹划问题上，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和从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代理人做出的税收筹划决策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研究管理层权力与税收筹划的关系，以及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的程度。
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股权结构，将我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其具有较强的政治关系，可以享受较多的优惠政策，受到国家大力扶持，而民营上市公司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差。但是，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产权主体不明确，利益关系不清晰，而且往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背负许多行政职责，管理者决策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来讲，产权主体明确，利益关系清晰，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健全。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会考虑较多的非税成本因素，而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税收节约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2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税收筹划
管理层权力是指管理层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在公司治理出现缺陷的情况下，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的影响力。通常情况下，企业对公司高管的奖励方式分为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企业对高管激励的方式不同，高管治理公司的方向也不同。税收筹划作为高管治理公司的一个方面，当然会与管理层权力大小及公司对其进行奖励的方式有关。
从对管理层激励方面或者再结合公司治理、外部监督等其他因素来看，DesaiandDharmapala在他们2006年发表的文章[1]中考察了美国上市公司税收规避与管理者激励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提高管理者薪酬激励并不会导致避税程度的增加，这与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将公司治理因素纳入其中，结果显示如果公司治理机制较强，管理者激励与税收规避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公司治理调节了管理者激励对避税的影响作用。刘义鹃，马炜炜，王嘉禾[2]提出：管理层股权激励较低时，其管理层加强税收筹划的程度很可能会被企业优惠税率所影响，导致两者之间出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当公司给予的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程度较高时，企业所能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对企业进行避税行为的影响较小，此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仍然与企业的税收筹划程度正相关。总的来说，考虑到公司适用税率的因素，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税收筹划的强度呈现U型关系。吕伟，李明辉[3]认为：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越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愿意冒风险进行较大的避税活动。同时，外部监督也会对管理层的行为产生影响，激励效应在外部监督比较弱时对管理层的行为影响较为显著。
从管理层权力方面或者再结合外部审计、管理层能力及外部环境等其他因素来看，代彬，彭程，刘星的两篇文章中都研究了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税收筹划，他们认为：当公司管理层拥有较大的权利时，公司激进避税行为较为明显。而且，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其反而加强了公司的激进避税程度[4]；企业中能力较强的高管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扭转公司避税对公司价值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而管理层权力扩大后，企业会采取更为积极地避税行为，此时因为高额的代理成本的扭曲了企业避税的原有的价值[5]。谢盛纹，田莉两人[6]提出了：可将税收激进行为看作公司的一种代理问题，而将CEO权力作为代理人特征的切入点。文章认为，CEO权力与公司税收激进度正相关，而外部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则可以抑制公司税收激进度。李晓玲，方曙艳，张力认为[7]：CEO权力越大，公司避税强度越大。其又将公司外部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相结合，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会使得CEO权力与公司避税强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减弱。同时，例如高质量的法律和信任环境这种外部环境不仅有同客户集中度一样的影响，外部环境还会对客户集中度产生影响。
吴文中将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管理层权力都考虑后，认为[8]：公司高管为了得到外界良好的评价与自身的高薪酬，并不会积极地进行税收筹划，积极交税不仅能赢取社会声誉，还能避免税收筹划带来的或有风险。但是随着管理层权力的扩大，高管在公司可参与决策的事务越来越多，包括自己的薪酬，此时管理层权力扩大弱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税收筹划之间的关系。
3大股东控制与企业税收筹划
在企业中，不仅所有者与管理者会有利益冲突，控股股东自身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也会有所不同。吕伟研究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9]，他认为：控股股东一般会进行税收筹划，从而为公司节约大量的税收成本。但是在很多方案中，控股股东并不会选择哪个最有利于公司的方案，因为此时控股股东会为自身谋利，选择使得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另外，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占了相当的比重。美国学者克林·盖克尔西认为，判断某一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不是看企业是否以家庭来命名，或者是否有好几位亲属在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里，而是看是否有家庭拥有所有权，一般是谁拥有股票以及拥有多少。这一定义强调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学者孙治本将是否拥有企业的经营权看作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家族企业以经营权为核心，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一个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本文认为，家族企业指一个家族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目前，很多家族企业都是由自己充当CEO进行管理的。所以我用家族企业作为大股东控制企业的代表。颜淑姬在文章[10]中提出：在家族上市公司中，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没有分离都会导致企业的避税行为很严重。而长期机构持股可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而独立董事在家族企业中不能发挥监督作用。蔡地，罗进辉认为[11]：一个家族企业若不是由外部聘请人员担任CEO时，而是由家族成员担任CEO时，其税收激进程度更大。另外，家族股东经营企业的年限越长，或者是他的超额控制权力越大，这时他会考虑到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成本或者由于采取一些税收激进活动导致的对家族企业声誉的损害或者股票价格的下降，那么家族CEO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变弱。
4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在背景，企业体制，管理人员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会导致它们在税收筹划的问题上也存在差异。
郑红霞，韩梅芳从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角度出发，认为[12]：公司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公司的税收成本，还会考虑公司的非税成本。当公司的股权性质与结构不相同时，公司在進行税收筹划时对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权衡两者的结果也会不同。具体来说，首先，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在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更为严重，在国有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很严重，随之增加税收筹划的财务报告成本。其次，不论国有上市公司进行不进行税收筹划，结果不论是利润留在企业还是上交国家，受益方都是国家，所以国有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程度较低。而民营企业的非税成本比较小，所以民营企业有较强的意愿进行税收筹划。
从股权价值角度来看，蒙立元，范美云认为[1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税收筹划带来的节税收益小于其税收筹划的成本，其税收筹划程度和它的股权价值呈负相关关系；相反的是，民营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带来的收益大于其进行税收筹划带来的成本，即税收筹划程度与股权价值呈正相关关系，税收筹划程度在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另外，股权集中度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有不显著的负治理效应，而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有显著的正治理效应。股权制衡度在调节两类公司的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中有明显差异。
作者：武佩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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