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随着生产技术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将不同功能机构布局在相应的城市，从而形成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格局[1]。一些大中型城市具有人才、信息、资本、商务服务以及制度优势，大量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如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等；而加工、组装、制造等功能集中于中小城市。这种价值链分工中，大中城市是区域经济控制者，决定人才、资本以及信息流向。这种城市间分工将改变城市间基于物质经济的联系，取而代之为信息流、服务流、资本流以及人员流动，这些非物质联系需要依赖于交通通信技术，而相关人员面对面交流也非常重要，从而引致对城市间快捷交通的需求。总之，基于价值链的新型分工将强化高端城市的经济控制力和辐射力，强化城市间非物质联系，从而推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城市功能专业化将是大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大城市面临着土地、环境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纷纷寻求产业升级换代或功能升级，甚至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吸引企业总部入驻，提升城市竞争力。近年来，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确实吸引了不少国内大中型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高端功能。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城市正在转向功能专业化呢？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城市产业专业化，辨识各城市主导产业，或者根据各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对城市职能进行分类。目前我国的官方统计资料没有按照价值链功能来统计的数据，因此难以根据统计数据来展示中国城市的功能专业化趋势。城市功能专业化与企业组织形式变化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和提高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生产片段化，将不同功能布局在不同国家；在东道国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战略性市场，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功能片段化来获取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优惠政策。因此跨国公司空间组织提供直接审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趋势的重要视角。跨国公司一般会采取渐进方式进入国际市场[2]，逐步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一次性决定，是连续多次完成的。在面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产权模糊、财产权保护能力弱、市场结构不完善、政府干预多、进入壁垒较高和政策较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渐进式投资策略。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是一个多阶段过程，最初建立一个代表处，学习如何在中国市场运行和管理业务，并评估继续投资的风险和潜在回报。随着经济转型，体制不确定性逐渐消失，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同地方建立多个分支机构[3]。不同功能区位偏好不同，销售活动追寻市场，生产可能追寻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追寻战略地位。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在空间上分离各功能环节[4][5]。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功能之间的共聚，如研发和区域总部，生产和销售[6][7]。因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理集聚可以理解为连续投资下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结果。跨国公司的不同功能可能会偏好某些城市，从而促进城市的功能专业化发展。下面本文先阐述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然后以财富全球500强来描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功能升级和地理扩张，最后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探讨跨国公司是否采取功能集聚的区位战略。1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过程中常会遇到巨大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各种差异。企业管理和生产机构的日渐分离正在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结构。跨国公司以跟进投资于不同功能环节，这些功能有不同区位模式。销售活动通常是寻求当地市场机会，生产活动寻求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寻求战略资产[5]。不同功能对规模经济敏感性、知识密集度和竞争强度都有不同要求[6]。销售和客户服务活动表现出空间非敏感性，而生产和企业支持活动表现出空间敏感性。研究和发展与企业支持是空间最敏感和知识最密集的。最后，不同功能环节的要素组合机制不同。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需要做出的决定日益复杂，并导致跨国公司活动更加精细，要针对每一个功能环节选择最佳区位。不同跨国公司的类似活动将集聚在同一地区，尤其是上游活动，如总部和研发。总部是知识密集型活动，需要大量专业化服务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倾向于集聚从而受益于知识外溢效应[14]；研发活动从技术外溢和专业化劳动力中受益很多，而较少受到本地竞争的影响；生产活动受益于专业化供应商，其次是专业化劳动力和技术外溢；销售活动是最不容易集聚的，因为他们从聚集经济中受益最少，而对竞争压力最敏感[5][6]。因此，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环节有不同区位偏好[15]。Yamawaki对日本外资制造业公司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异[4]。Alcacer探讨了通讯行业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竞争、集聚和区位决策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较为分散，研发机构较为集中[6]。然而价值链上不同功能存在互补性。如果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远离其他阶段，企业可能会面临额外的协调成本。跨国公司可以将价值链上不同功能布局在相互靠近的地方，以节省协调成本，并受益于互补性和经济联系。空间临近性对有特殊职能的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的，因为并非所有信息可以无成本地被转换和传输。区域总部可能与研发机构合作，因为这两个功能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总部和研发机构也会重视与生产机构的地理临近，从而节省协调成本。在中国，由于协调成本较高，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欠发达，物流成本较高，跨国公司不同功能可能会共聚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区域。总之，跨国公司的功能既有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倾向，也存在共聚于同一城市的可能。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征2.1 跨国公司功能扩张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渐进式扩张，逐步提升投资功能，扩大地理范围。为了展示在华跨国公司渐进式跟进投资过程，我们从《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王志乐主编)中收集财富全球500强在中国的投资数据(不包括中国内地企业)，同时访问相应的跨国公司网页来补充数据。对于每一个分支机构，我们可以找出母公司、来源国、东道城市、功能类型以及成立年份等。总共确认了5391个分支机构，其中有430家分支机构缺少建立的时间。在对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时间模式的描述中，我们排除了有缺失的时间数据，但这部分数据包括在空间分析中。参照Defever的研究，我们将跨国公司的职能分为地区总部、办事处、研发培训、商服(包括银行，保险和物流)、生产、销售以及其他等[7]。图1显示了每年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新建分支机构数。第一阶段，在1979年-1991年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每年只有少数新成立的分支机构，投资规模小，以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为主(图2)。跨国公司还很难将地区总部、研发、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投资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跨国公司也面临着这些高增值活动投资的更严格规定，被限制进入服务行业。如外资银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允许在少数城市进行人民币业务，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直到2002年才对跨国公司开放。图1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历年在华新成立分支机构数图2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分别在1979-1991年(左)、1992-2000年(中)和2001-2008年(右)的功能结构在第二阶段，1992年-2000年中国加速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进一步向国际投资者开放中国市场。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沿着价值链建立了诸多分支机构，向价值链上游扩张，包括区域总部、研发中心；沿价值链向下游扩张，包括商业服务、销售和市场营销。仅在1995年，全球500强在中国成立了450多家分支机构。同时，全球零售商如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以及欧尚等迅速渗透中国市场。1995年国家颁布了鼓励外资建立企业的暂行条例，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投资控股公司，从事管理投资、再投资、销售、培训和信息收集工作。这些投资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了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第三阶段，在后WTO时期中国逐步解除市场限制和地域限制，调整外商投资政策以落实WTO协定的承诺。面对更为有利的商业环境和20多年关于中国市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价值链式投资于中国，服务部门如银行、物流、保险和零售部门也跟随客户或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寻找本地商业机会。截止到2008年，约310家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在跨国公司的功能结构中，生产功能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研究开发机构等上游功能和销售、市场营销等下游功能日渐重要。目前，绝大多数500强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包括了从管理、研发、生产到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多种功能。图3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在城市体系中的分布(2008年)2.2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式图3展示了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地级市的分布。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集聚在少数地方，偏重于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内陆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也能够吸引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简而言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高度集中于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到2008年，跨国公司已进入175个地级城市。作为两个最好的区位，上海和北京分别拥有1340个和800个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占总量的39.70%。第二等级城市包括广州、天津、深圳、苏州、大连，约有23.06%的分支机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进入顶级城市，可以增强国家和区域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调整。我们进一步分析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的地理分布。地区总部是跨国公司的信息处理中心、决策制定中心，是总公司和子公司交流的桥梁。跨国公司在中国只设立一个区域总部，显著集中在一线城市，因为他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需要良好的商业服务，需要充分利用集聚经济。如图4所示，北京和上海拥有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总部；其他分散在广州、深圳、沈阳和厦门。跨国公司建立办事处来收集信息，建立分部来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子公司提供服务。他们在选择区位时强调基础设施、市场潜力和信息成本的重要性，一般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和武汉这些国家和区域的中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这些特大城市区域对办事处和分部特别有吸引力。如图5所示，生产功能居于价值链中间，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布局特征。生产功能高度重视商业联系和接近管理、研发中心[17]，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销售功能追随客户，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一方面集聚在都市圈，另一方面又分散到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会。本研究中涉及两种类型的销售功能。一类是来自于全球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这类销售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入中国一线城市，加入WTO以来开始向都市圈周边和沿城市等级体系扩散。另一类是从属于生产企业的销售功能，他们一般靠近生产工厂和区域总部。商业服务功能涉及银行、物流、采购中心等，除少部分从属于跨国制造业巨头外，绝大部分属于跨国服务企业。已有研究发现商务功能追随其竞争者或客户，在华高度集聚于某些城市[18]。它们同样对管制和信息外部性敏感[19]。商务功能不同程度地集聚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大连和天津。同时，商务功能和其上游功能环节有共聚趋势，特别是接近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总而言之，跨国公司以跟进投资的扩张模式加快在中国布局。不同功能环节的区位要求不同，但总体上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匹配。存在强烈经济联系的功能之间会共聚在某些城市，如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上游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集聚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中游的生产功能散布在大都市区，并向一线城市周边扩散，下游的销售功能最为分散。这种分布展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高附加值的功能环节位于城市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低附加值的功能沿城市等级体系向下扩散。3 基于条件逻辑模型的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型3.1 条件逻辑模型与变量设定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偏好一些城市而规避另外一些城市。本文采用McFadden(1974)提出的条件逻辑模型来模拟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选择。本研究在模型估计中，采用随机挑选35个城市的方式进行模型估计(包括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的城市)。另外，条件逻辑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区位选择的独立性，但是在本文中显然不完全符合这个假设。因为同一个跨国公司的前期和后期投资的区位可能是相关的，为了控制同一跨国公司前期投资区位对后期投资区位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截止到前一年城市中属于同一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数(Count_own)。图4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总部(上左)、研发培训中心(上右)以及代表处和分部(下)在中国的城市分布图5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商务服务机构(上左)、销售机构(上右)以及生产机构(下)的空间分布首先，为了研究跨国公司的跟进投资对分支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我们首先引入以下变量：截止到前一年同一跨国公司在城市中投资机构数(Count_own)和其他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城市投资机构数(Count_other)。本研究考察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是否存在功能集聚或者共聚，我们引入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相同功能的机构数(Count_samefunction)和不同功能的机构数(Count_otherfunctions)。此外，在进一步考察功能区位的模型中，我们还引入截止到前一年，不同功能在城市投资的机构数(Count_Business，Count_Office，Count_Production，Count_RD，Count_Sale)。我们还引入其他集聚变量和控制变量。市场潜力(MART)衡量来自需求方的集聚力量。跨国企业需要大型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的内部规模经济，从而更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方。市场潜力测算如下，我们引入服务业比重(SERVICE)和每万人网络使用者数(INTERNET)来衡量供给集聚效应，平均工资率(WAGE)用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同时，我们引入直辖市虚拟变量(MUNI)和省会城市(PROV)虚拟变量来衡量行政体系力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作用。我们引入市区人口超过500万人(SUPER)和200万人～500万人(BIG)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城镇体系对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影响。最后，我们引入反映经济特区和沿海沿江开放城市的虚拟变量(OPEN)来反映早期的制度优势。本文条件逻辑模型的解释变量总结如表1。3.2 统计结果分析相关分析显示Count_own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呈适度相关，其相关系数小于0.60，但是其他各计数变量高度相关。直辖市虚拟变量和超级大城市虚拟变量之间适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其他的相关性比较弱。为了减小共线性问题，我们分别考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区位选择过程中跟进投资和功能集聚。全样本条件逻辑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拉格朗日检验显示了该模型的显著性。统计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跟进投资的区位选择追寻其前期在华投资区位。Count_own和Count_other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同一个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存在提升了其后续投资在同一城市的概率。跨国公司不仅追寻自己以前的投资，也追寻其他跨国公司的前期投资。跟进投资必然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空间集聚。相对而言，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追寻自己的前期投资，因为可以更方便在跨国公司内分享前期积累的当地知识，并通过自己前期投资经验来发展自身的能力。同一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集聚将促进当地的知识共享和转让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并减少保存、搜寻信息的成本。同一公司的不同时期投资可能存在经济技术联系，需要集聚在同一区位。与此同时，其他跨国公司也是本地信息和知识天然的渠道，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跨国公司的跟进投资可能属于不同的功能环节。统计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往往与其具有相同或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共聚。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聚集在同一个城市，跨功能的业务联系使得他们需要降低基于距离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表3详细讨论了功能的集聚与跨功能共聚。在其他解释变量中，跨国公司重视城市的市场潜力，但并不十分关注劳动力成本。MART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而工资在三个模型设定中都不显著。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是战略投资者，主要以中国市场为目标，能够承受较高劳动力成本。跨国公司集中在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的城市以实现规模经济，较强集聚效益可弥补劳动力成本。服务业水平预期为正，但不显著，而互联网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跨国公司偏好有良好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城市，这是集聚经济的一个新的原因。对互联网的便捷访问将减轻跨国公司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在区位决策时重视中国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MUNI和PROV都是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喜欢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些城市是国家或地区的行政中心，享有更多的决策权。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涉及与地方决策者密集的互动，地理上的临近将有助于这种互动。例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以获取的政策体制优势和信息外部性[14]。正如预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明显关注中国城市等级中最高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最后，开放政策对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并不显著。OPEN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本研究着重于后WTO时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向国际投资者打开国内市场的大门，并在许多领域实施放松管制政策，特别是服务部门。很明显，对跨国公司来说，聚集经济比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更加重要。为了进一步探索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不同功能上的共聚，我们对不同功能区位模型进行了检验和估计(表3)。统计结果显示，同一功能或者有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间都可能发生空间集聚。除了总部和办事处，其他类型的业务单位跟随他们母公司的前期投资，证实了跟进投资的集聚效应。通常，每个跨国公司在一个城市只设立一个总部或办事处，它不跟随母公司的前期投资。商务服务在同一功能内相互排斥，但他们可能跟随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一个城市中商务服务功能的集中将显著降低该城市吸引商业服务功能的概率。然而，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不仅吸引相同功能的分支机构，而且还吸引其他类型的分支机构。总部和办事处倾向于跟随总部和生产机构。生产机构往往跟随总部、生产机构和研发中心，但规避商务服务和销售功能。总部和办事处为其他功能提供的信息和知识，而生产机构需要商务服务提供服务，总部和研发中心可以为销售和营销子公司提供最终成品。和预期不符的是，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及办事处并没共聚。他们甚至互相避开对方。然而，研发中心和生产机构彼此互相吸引，这与许多研发中心主要为制造和处理工厂提供技术支持有关。销售和营销子公司跟随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但他们没有吸引其他类型的投资。此外，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主要着眼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不同类型的功能将对各区位因素做出差异性的响应。商务服务和物流高度关注市场准入和互联网发达程度，尤其青睐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体制优势的城市。商务服务和物流在入世以前受到严格的规定，此后中央政府逐步放宽其业务和地域限制。他们还避免劳工成本较高的城市。相比之下，总部和办事处尤其青睐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其中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作为信息资料收集者、加工者和决策者，总部和办事处在他们选择区位时明确强调了集聚效益和政治优势。生产机构更加重视市场准入，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开放城市，但避免直辖市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城市，这意味着，生产机构往往利用有利的政策优势，如在特殊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免税政策、廉价劳动力。研发和培训中心集中在具有较高工资率、良好市场准入和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因为他们需要高质量劳动力和来自政府的体制支持。他们不被开放城市的地位所吸引，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利用主要针对生产和加工机构的有利政策。最后，销售和营销分支机构特别重视互联网络发达程度、具有有利政治地位的城市，以及人口超过250万的城市。良好的互联网表明更好的沟通，促进销售分支机构和客户之间的互动。此外，国家和省级中心是中国的主要市场。4 结论与讨论跨国公司通常渐进式、分阶段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本地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本地能力的发展，他们逐步提高资源投入，提升机构功能，进行地理扩张。本研究发现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步扩大，并在不同功能环节上跟进投资。相似功能的分支机构往往集聚在某些城市，而具有互补联系的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共聚在某些城市。上游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大体上集中于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中游功能如生产都集中在大型城市区域，并已扩散进入一线城市的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功能布局强化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强化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发展。跨国公司跟进投资确实导致了分支机构空间集聚，各功能共聚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在一线城市中高度集聚。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城市的市场潜力、互联网发达程度和政治地位。总部、办事处及生产机构将吸引各种功能的跟进投资，而商务服务和物流、研发和培训中心以及销售和营销并不利于其他跟进投资，研发培训中心和生产机构则彼此吸引。具有有利政治地位的大城市，能够吸引上游职能，如总部和办事处、研发中心、商业服务，也能吸引下游职能，如销售和市场营销。总体上，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区位选择中存在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以及功能集聚和跨功能集聚等，集聚效应对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较政策体制优势更重要。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城市功能专业化的证据，上游功能集聚在城市体系中顶端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将导致大量的信息、资本和服务沿着城市等级体系流动，从而改变中国城市间联系的本质。本研究说明，全球化力量正成为重组中国城市体系、提升高端城市控制权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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