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资本的有效积累和整体经济水平的显着提升，原本建立于“高投资”基础上的增长模式却越来越表现出不协调性，“强出口”所凭借的劳动力优势已逐渐散失，经济发展路径转型也带来了经济增速的新常态。
自2012年起直至2015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一的对外贸易也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2012-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7.9%、6.1%，2015年同比下降2.5%。虽然依然保持维持货物贸易总额全球第一大国位置，但出口质量、结构、附加值率及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不足也日趋显着。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理念下，实现对为贸易由劳动力优势向科技优势升级、由出口初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一、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常态下外贸增速呈现放缓趋势，出口压力逐渐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凭借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带来了国家出口总额的持续上涨，根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可知，自2001年起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仅2001年至2002年就实现增速6.8%到22.40%的飞跃，2003年增速更是达到34.60%，直至2007年出口贸易增速始终维持在25%以上。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社会需求下降，我国出口增速跌至-16%，此后随重回上升趋势但自2009年起直至2014年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却不足 6%。根据我国海关初步统计，截止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4.58万亿元，较2014年下降了近7%，而出口总额为14.14万亿元，较上一年也下降了1.8%。我国出口增速已经开始逐步放缓。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速度下降自身的外需也同步下降，加之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对国际市场份额的占据，我国虽然目前的出口总额绝对值依然保持上升，但增幅的趋缓也预示着未来更大的出口下行压力。
（二）要素成本上升引发外贸“结构性减速”，动摇外贸超高速增长的实体基础长期以来，相对繁荣稳定的世界经济格局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需求，而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则确保了我国出口贸易额高速增长所必须具备的供给源和成长动力。 但国内外经济增速的同时放缓则对这一高速增长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以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均平均工资，在2000年尚为9333元待至2015年则已经达到62029元，增长了近6.64倍（图见1），这必然导致制造业用工成本的高涨和订单利润的下滑；二是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融资模式的依赖又进一步加剧制造业发展的实际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加之近年来对于生态环境的维护使得我国长期依赖“环境红利”发展模式无法维持，那些曾经是出口主力的高环境污染行业逐渐被淘汰；三是我国政府于2010年7月15日就宣布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使其原本可享有的13% 或17% 的的出口退税率不复存在，必然加剧该类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目前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倡导并采取相应政策鼓励出口企业积极进行发展转型，但科技创新优势尚未真正形成，导致了竞争优势上的“断档期”和“真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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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业整体增速放缓，且月度增速变化较大。其中，出口7995.9亿元，同比下降2.9%，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3.8个百分点，进口6352.3亿元，同比下降2.6%，较去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性”变化，首先波及的正是曾经对于出口额贡献最大的制造业，其必然引致外贸超高速增长的放缓。（三）我国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形成总量扩张效应，对国际市场形成冲击导致国际市场容纳力下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贸易总量1978年仅为167.6亿美元，在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仅为1.27%，较低的基数可导致的规模总量扩张效应相对有限，尚无法对国际市场容量产生冲击影响；到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就已达到25.83万亿人民币，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其中，出口13.7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9%，而到2014年则跃升至14.39亿，在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为12.2%。如此大规模的基数，即使在发生有限的规模的扩展仍可能引发剧烈的扩张效应，进而对国际市场容量形成冲击，引致国际市场难以“容纳”。事实上，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24.58万亿元，较上一年下降7%，其中出口14.1亿元，下降 1.8%，从月度趋势来，全年除2月份正增长外，其余各月均为负增长，其中，4月、5月、7月、8月、9月和10月同比下滑幅度均超过8%，这表明2015年我国进出口增速已出现大幅下滑，12月的出口先导指数31.2，较11月回落0.8，显示出口压力很大，这也意味着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几乎不可能。
二、新常态下出口贸易从“量”到“质”转变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市场需求量自金融危机后的显着下降，未来能否重回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尚无显着征兆，增大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2000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阻，进而诱发全球经济乏力。海关信息网在《春季报告》中指出，2016年一季度，世界经济延续2015年艰难复苏态势，全球贸易流动大幅减少，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持续疲弱，包括美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日本宽松政策仍无法形成内生增长动力；欧盟进一步面临通缩风险等；而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多重困境，经济发展速度均有明显降低，以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新平庸”正成为现实。据世贸组织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危机前2001—2008年，全球进口年均增长14.3%，而危机后的2009年陡然降至-22.9%。我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虽然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依然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仅为1.2%，同2014年增长幅度相比不升反降，回落1.4个百分点，始终保持增长态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15年出口情况更加恶化，首次出现出口值下降的情况，减少了1.7%。WTO公布数据也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球出口值下降幅度超过11%，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再次出现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短期内世界经济增长依然疲弱，并预计2015—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将限于3%；而IMF则预测同期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也将仅维持分别为3%的平均水平。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出口贸易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自然表现出短期内的同步下行趋势，但目前尚未出口高速增长征兆的状态，也无形中增大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压力和未来预测尚未不确定性。
（二）传统产业转型不彻底，新兴产业发展不成熟，未来一定时期内竞争优势上的“断档”将持续存在原本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发展所凭借的相对优势正是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它有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但伴随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步提升的目前我国的小时平均工资已从2010年的0.54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90美元，是菲律宾的1.27倍，泰国的1.52倍，越南的2倍左右，印度尼西亚的4倍。The EIU 2015年发布的《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指出，中国居民目前的年收入将依旧保持自2013年来的增长态势，且预测年均增速将维持在12%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未来不会出现下降态势，而印度、印度尼西亚及越南等新兴制造业国家在此期间内却能依然提供低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价格吸引外资。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高劳动力成本时代”的到来，将导致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逐渐散失，虽然国家一直鼓励产业转型，仅以外贸出口支柱产业的制造业为例，其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依然显示美国的第一方阵位置不可撼动，德国、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也显着存在，而我国目前依然只能位居第三方阵，且与英法等国间也尚存在差距，尤其在劳动生产率、附加值率的巨大差距只能依赖于创新，但创新能力却无法短期内迅速提升，这又将进一步限制我国企业自主品牌的研发。针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也专门提出“中国制造2025”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但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至少需要30年时间，按照“三步走”战略，待至2045年，方能使我中制造业综合实力迈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概言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试图通过构建新兴竞争优势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有效占据还难以实现，如何在确保传统竞争优势相对有利地位的基础上给予国家出口外贸企业更多的时间、空间与资金支持，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环节。
（三）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虽有上升但产品附加值依然较低，自有品牌比较少，对新型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的适应性不强在最初的国际贸易市场竞争中，我国出口企业所占据的最有效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也导致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低价”的形象；但结合企业基本发展规律可知价格竞争只能是组织在资金有限的基础阶段可采取的手段，其之后必然发展到质量竞争再至品牌竞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95—2011年间在不考虑外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情况下，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率能达到55%，但若考虑中间产品则该提升率迅速下降至39%。再以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生物技术产品、航空航天技术产品、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约12033亿美元，同比2014年略有下降；不仅如此，我国技术贸易规模仍然偏小，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每年基本维持在30%左右，出口规模尤其小，仅在15%～17%间徘徊。以全球软件市场为例，目前全球软件市场70%以上的份额被欧美占领，中国在全球软件市场的排名非常落后，甚至低于印度。据海关统计，在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技术服务和技术许可等“软技术”进出口总额占比不到10%，而“硬技术”进出口总额占比却高达90%以上。在出口品附加值方面，以附加值在出口价值的占比为衡量标准根据Tiva数据库资料测算可知，我国在1995年为66.65%，而发展至2014年依然只维持在67.89%，美国则达到85.03%，日本85.35%，印度甚至都已达到76.0%，印度尼西亚为88.02%。这就意味着虽然我国技术出口能力逐渐提升，但仍然无法真正实现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控和自主品牌的研发，由此所必然带来的产品附加值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技术贸易发展下行压力有所增加。
（四）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严峻，涉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高科技产品成为摩擦新热点，中国所面临的出口环境逐渐恶化根据CEPR“World Trade Alert”项目数据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几乎占全球总量40%以上，2010-2013年间外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就由66件上升至77件。而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2015年，共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启动了75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启动贸易救济调查11起，全部为反倾销。截止2015年底，我国对外启动贸易救济调查240起，其中反倾销案件232起，反补贴案件7起，保障措施案件1起。而且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就有22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数量达到97起，且在所有贸易救济事件中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成为摩擦的新热点。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可见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继续上升，已涉及轻工、建材、钢铁、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手机等多个行业，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转变将影响我国整体外贸发展态势。
三、基于战略层面的调整策略
（一）着力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出口贸易经营业态的转变和新动能的积极培育不同于需求侧改革对于外部市场容量的依赖，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是供给方面的发展创新，即通过研发新技术、创造新产业、营造新业态实现产品质量的提升，实现新供给，进而实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出口贸易方式内涵型的转变。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基础和对外贸易现状，对于技术的创新应是重中之重，这主要有两种可选择的方式：一是依赖于自我研发而实现的技术创新，这就要求国家必须首先营造适宜的创新环境和平台，并从制度政策上对企业创新行为予以支持；二是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我国现有技术水平的提升，这较自我研发而言将更具实效性但也会存在更大的依赖性，是短期内实现国家技术水平提升的可选之策。这就要求国家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并持续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外商进入中国提供便利的外部环境。
（二）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以智能重塑比较优势，实现我国出口贸易传统动能的有效提升以压低土地、人力等资源使用成本而实现在出口市场的相对比较优势是对市场要素的扭曲，必不能持续推进，而且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将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更好的顺应当前新型的国际贸易竞争形势，对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种类的变革应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目前出口供给结构的改变重塑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一要实现土地、人力以及相关能源的市场化定价，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二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当前的信息通讯技术，实现对市场信息的充分把握和对传统行业结构的智能改造，尤其注重产品质量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把关，这将直接决定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三要积极改变我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处境，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应充分利用当前发达的科技水平加快培养企业自我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核心品牌，逐步缩短与欧美发达国家间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三）加强各级政府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和引导，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监管政策，积极培育外贸新的增长点汪洋副总理2016年7月在上海调研外贸工作时指出“实现新旧动能持续转换，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广大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从而强调了当前经济、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引导、协调效用。为了加快我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和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尤其需要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督促检查，切实为外贸企业克服困难松绑减负、加油助力。具体而言，一是各级政府应结合区域经济基础和发展现状积极构建外贸交易平台，逐步提升产品出口便利度；二是要加大对资本品进口和技术引进，并将其作为 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媒介，这既有助于充分发挥进口支持投资与资本形成的作用，还有助于增加国内资本存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经济转型；三是在货物贸易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应尤其注重对服务业发展的扶持，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通过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一步加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四）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主动扩大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有效实现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有助于推进多边跨境贸易和交流合作。具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比例已从最初的16.5%跃升至26.0%，出口比例更是实现了 14.5%到 27.2%的上涨，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贸易联系正在逐渐加深。另一方面，在美国、欧盟等国际市场消费疲软的当下，沿线各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具备更强的增长动力和商品需求市场，可以对我国目前的外贸市场形成有效补充，凭借这一贸易交流平台，将为我国企业未来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推广提供更大的空间与机遇。一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不断扩大我国开放力度，在与沿边国家“互联互通”中实现“共赢”经济发展格局；二要抓住构建“产能输出”、发展服务贸易合作平台的机遇，扩大与“海丝”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实现对当前欧美外贸市场疲软的有力补充。
（五）依托人力资本培育增创以技术、质量、服务、品牌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和由此而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一国外贸竞争优势的形成，将主要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中能助力国家获取的位置为何，改变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地位，其实质就是要通过新竞争优势的培育而实现在价值链中的顺利攀升，这将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非数量，可以说人力资本正是决定当前竞争的关键因素。当前对于人力资本的有效培养，一方面可以鼓励贸易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间积极开展长期科研合作，可针对专业人才需求制定联合培养模式或直接实施科技特派员等形式实现对企业所需人才的满足；另一方面应加快我国区域间的人才流动，从目前的区域人力资源状况来看，东部地区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科技环境吸引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而中西部地区人才相对缺乏，促进区域间高素质人才流动将有助于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扩散和传播，可在较短时间内可以实现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作者：宋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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