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本文主要从经济学原理来讨论我国农业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一、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1.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2.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在出口创汇上没有优势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难形成规模化经营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4.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5.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经济损失严重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
二、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解析中国农业发展思路
通过对曼昆教授的理论理解，我们知道政府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表现在运用财政的“三农”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扩大了内需，又提高了农业在GDP的比例，其内容涵盖了曼昆教授经济理论的大多方面。近年来，国家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大，范围不断拓宽，农民受益程度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方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及技术知识上的投入，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也提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充分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与拉动其它产业的优势。概括地讲，近年来国家财政新出台的“三农”支持政策包括五大要点。
1.从规范农村税费到取消农村“三税”，变相地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
自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实行“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政策。“三取消”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随着上述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实行，农民负担显著下降。从2005年开始，农业税在中国完全消失。为此，中央财政安排了大量转移支付，其中2005 年中央财政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662亿元，比上年增长26%。2006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更大，达到780亿元。加上地方的转移支付，2006 年的规模达到1030亿元。
2.对农民实行“三项补贴”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三补贴”就是针对种粮农民实施的直接补贴、针对粮食生产省安排的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上述政策从2004年开始实行，当年国家财政投入总共130多亿元，在2005年以及今后这方面的补贴投入力度更大，对增加农民收入、刺激粮食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3.加强对农村基础措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
这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利用长期建设国债安排的“六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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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农村节水灌溉、人畜用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二是“两免一补”。就是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的政策。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2004年，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10元，用于农民大病统筹;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出2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10元，用于农民大病统筹。这对于缓解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提高全民的健康指数发挥重要作用。4.对县乡财政实行“三奖一补”政策
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和对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目的是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目的是促进县乡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对产粮大县给予财政奖励，目的是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的好的地区给予补助，目的是体现公平原则。2005年中央财政实行这一政策的财力投入共约150亿元，2006年投入210 亿元，这对缓解县乡基层困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5.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大了知识技术的投入
目标：2000—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农村劳动力进行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2006—2010年，上述三个数据分别是5000万、3000万和两个多亿。为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安排了相应的资金投入。
曼昆教授还指出：决策者可以用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货币借给的增加降低了物价水平既定时的均衡利率。因为较低的利率刺激了投资支出，所以总需求量增加。相反，货币供给减少提高了物价水平既定时的均衡利率，使总需求减少。决策者还可以用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增加或减税可以使总需求增加，相反政府购买减少或增税可以使总需求减少。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财政“三农”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取消税费，大力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拉动了国内的总需求量，扩大了内需，而扩大内需才是真正意义上保障我国GDP增长的法宝之一。
通过曼昆教授理论对中国农业政策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提高生产率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而有效的财政政策确实能保障我国GDP的健康增长。只有7.26亿中国农民富了，才能增强拉动内需的空间，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曹振兴 来源：企业导报·上半月 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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