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从优化消费结构、深化改革、落实民生、推动产业升级、构建和谐社会五个方面对云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扩大和保障公众社会管理参与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加以分析，指出不断扩大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管理参与权是贯彻和落实中央和云南省委“十二五”规划的最佳突破口。 论文关键词 社会管理参与权 云南 和谐发展 突破口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可见主题和主线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灵魂。深刻理解《建议》的这一指南和灵魂对于促进云南经济社会进一步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内涵解读 切实认清传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病灶，真正把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找到党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实意蕴和深层次障碍，是贯彻落实好“十二五”规划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不少领导干部仍然不愿转换旧的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只重如何发展经济，不重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实际上，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经济增长是以物为本、政府主导、奉行GDP主义的思维，十七届五中全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提法意味着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当前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尽早转换，转变得越早越主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得慢了不行，不转变更不行，而如果转变就必然涉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传统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三十多年的改革使得上述领域中能改得动的、容易改的方面都改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改的都是很不容易改得动的、阻力和难度较大的部分，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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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有策略有远见地选准改革的突破口，不但要真正能够触及社会各领域的核心层面，而且使各方面都容易接受，对社会的冲击较小，我认为这个突破口就是不断扩大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管理参与权。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扩大和保障公众社会管理参与权的内在逻辑关联 公众社会管理参与权主要是指公众积极合法地、以多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各项社会事务，通过增强社会与政府、公众与政府的合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它既包括公民直接参与到立法、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等各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也包括公众通过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如工会、农会等间接行使参与管理社会的权利。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第一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一）是调整和优化云南消费结构的需要 调整和优化消费结构是“十二五”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2005—2009年间，云南居民消费需求年均增长9.0%，低于GDP年均增速2.6个百分点。优化消费结构的障碍表现在：（1）居民收入水平整体不高且很不平衡。2008年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25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5781元低253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10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58元。（2）城乡消费差距大。云南农村居民消费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消费，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9076.61元，而农村居民仅为2990.6元，不足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3）不同产业消费水平差距甚大。一些垄断产业如电力、烟草、通讯、金融等和行政部门消费水平高，但民营企业员工消费水平普遍很低。我们对昆明私营企业员工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调查：这些员工的月平均工资却仅有1500元左右，扣除“五险”，每月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1300元左右，每月房租占去工资约40%，昆明70%以上私营企业都是这个工资水平。解决这一难题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组建和完善企业的工会组织，以组织的形式进行劳资双方谈判，提高劳动者在公司的谈判地位，只有通过员工有组织地参与公司收入分配方案和制度的制定，才能通过合理调整分配关系，大幅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建成平衡、合理、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改善我省当前的消费结构。 （二）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改革的基本动力 改革到了今天，很多问题是必须要党和政府拿出敢于碰硬的勇气来了，因为很多领域的问题如经济管理上国有和民营地位不平等、垄断企业收益分享体制不健全，行政上的政企不分、审批制度不完善、行政效率低、政府公信力不强等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加快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当前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再次逼迫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以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迟福林把这次“转型”称为“第二次改革”。豎他认为这次转折完成得好我国还可以保持30年的可持续发展期，一旦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后续发展的代价会非常大，各级政府必须认清并努力适应当前的严峻形势。如果进一步分析“第二次改革”的动力问题，动力有三个：一是政府的主导力，二是公众的支持力，三是全球形势的“倒逼”力。这三种力量缺一不可，其中公众的支持力更是不可或缺。这是因为改革就意味着原有政治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改变，中央政府站在战略地位高瞻远瞩积极推动，但是某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已形成的利益集团是否有配合的自觉性和意愿就很难说，这时公众的支持力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公众的支持力来自哪里？当然是来自通过深化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和不断扩大，来自他们越来越自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来自他们在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越来越多。（三）才能使民生工程落到实处，使百姓更好地共享改革成果 近些年各级政府为了改善民生，的确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在这些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安置房、保障房建设中的施工质量问题一再发生，在云南省内就发生了诸如楚雄姚安农民安置房地震开裂、宣威农民安置房建成豆腐渣工程，官渡、水富等地安置房质量差等层出不穷的问题；保障房分配过程中当保不保，甚至变成某些部门的福利房等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还是要好好反思一下，如果这些不正常事件偶尔发生，也许只是概率问题，但是如果接二连三地爆发，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国家花那么多钱办的民生工程却因为体制原因成为“楼脆脆”“桥歪歪”“路坑坑”的一次次重演，给国家和人民带不来任何好处。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层层的管理体制中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政府公信力就是在这一次次的重演中被蚕食和削弱。李克强同志清醒地指出：当前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社会建设还不到位”。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扩大和切实保障广大民众参与到民生的每一个环节并真正发挥作用，民生工程实施效果如何最终要由公众来评估，而不是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保障”、“被民生”、“被就业”“被安置”。 （四）才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人力资本的优势，拉动产业升级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分配机制、用人体制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顺利就业，并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障碍之一。国企多数是垄断行业，其员工的收入待遇是一般企业员工的六七倍，没有关系根本进不去，在云南，即使是博士生没有关系想进烟草、电力等行业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有关系的即使大专以下都可以进，实际上国企成了一些有地位的人安插内部人自己人的专属领地。公务员招收名额也逐年递减，很多民营企业家不是在真正地做企业，而是用机会主义的心态办企业，靠拉关系获得一些项目。民营企业中以房地产和销售行业为多，这类企业并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真正需要很高技术含量的民营企业凤毛麟角，能为技术人员提供发展创新平台的机会少之又少，这也是我国创新力弱的原因。此外我国用人和分配体制也存在很大问题，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差别很大，体制内的人干最轻的工作却拿着非常高的工资，“五险一金”应有尽有，各种社会保障一样不少，体制外的人命运完全相反，而且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人想进入体制内变得越来越困难，不管你的能力和本事再大。阶层固化使得农民子弟上升空间极其狭窄，走学而优则改换命运的道路几乎被堵死，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已经抬头，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去调动？产业升级靠什么样的人去支撑？创新型国家靠谁来创建？这其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有多大能力究竟谁说了算？如果完全由其上级说了算，那么他只需要讨好上级就行了，这样的绩效考核机制是不科学的。不论什么社会机构和组织，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需要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让人民群众参与到人才的举荐、使用、评价等环节中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贯彻“四个尊重”的必然要求。 （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十二五”期间是一个人均GDP从4000美元向1万美元提升的阶段，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这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又是利益多元化和冲突矛盾的积聚阶段。社会和谐能否实现的实质是社会利益的协调、整合及公正分配，因而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在这种利益多元化格局中，如何创建一个使各方面利益诉求都能够得以表达、取得共识并形成合作的平台和条件，也就是公众的社会参与问题。此外，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利于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健全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有利于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不断扩大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各项权利是云南省“十二五”开局的最恰当的突破口，关乎云南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如期实现，是人民群众的众望所归，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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