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让人匪夷所思，难得其解。认真思考其中的缘由，会发现些有趣的规则在背后主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先例举几个常见的现象。
一是穷人进城。一个现代城市，
个文明城市，总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来自农村(含贫困地区)的穷人。他们进城后，要吃、要住、要出行、要工作、要看病，要娱乐：他们的子女要入托，要上学，且这些生活，工作和教育具有分散、自发的特征，大多不具有组织性，这客观上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城市在就业、交通，居住、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提供的机会越多，服务越好，来的穷人就越多，城市的负载能力就越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压力也就越大。客观讲，在定时期，城市的负载能力是有极限值的，超过这种极限值，城市的功能水平就会相对下降。
人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在我国的些特大型城市，主要街道流光溢彩，管理有序，确有大都会的风范;但离开主干道进入僻街小巷，违章占道乱搭乱建现象四处可见，刺耳的铝合金门窗加工声混杂着烧烤和果蔬的叫卖声，人车互不相让，垃圾遍地、脏水乱流、空气污浊，看不出任何城市的文明。同一座城市，主干道彰显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气息，而主干道之外场景给人的感觉，却是城市正在乡村化，一种原始的脏乱差，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城市化使农村的大量穷人进城，而进城的大量穷人又使城市农村化。
这里似乎存在种规则，即个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开放度越高，其户籍和居住限制越少，其提供的水电气和公共交通越便利越优惠，其吸引的穷人就越多，其管理的难度就越大，负荷就越重，城市的原居民(或常住居民)就越不满，政治上的压力也就越大。反之则反。理论上，城市应该吸纳穷人，成就穷人，并由些成功的穷人回乡创业反哺其家乡，这样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但问题是，我国现在的些特大城市，在教育，科技，创业、创新、创造等方面成就穷人的能力极为有限，满怀希望来的穷人太多，成功的穷人太少，没有几个穷人有信心离开城市回乡创业，穷人进出城市不成比例，这样就使得城市不堪重负。
二是与穷人相关的扶贫返贫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政府通过扶贫开发，极大地减少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国家按照定的政策标准划定了国定贫困县，各地方政府也按照定的标准划定了当地的贫困县。对于国定贫困县，国家在预算安排上每年有定的投入，且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预算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标准也在相应地增加，对于有些国定贫困县，国家扶贫投入远远大于当地的财政收入。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一种不该出现的怪现象，即贫困有利，脱贫失利，国定贫困县不愿摘掉贫困的帽子，有些已经脱贫的贫困县，纷纷反映国家高估了其实力，要求返贫重新戴上贫困县的帽子。
这说明，国家在扶贫上不宜简单地提供预算援助，更不宜将这种无偿援助的规模作为政治成就的标杆。若扶贫的优惠条件又多又好，则不利于实际上的减贫，因为这往往容易滋生不思上进、贪图国家资金补助的道德风险。近年来，国家提出开发式扶贫，除了给钱外，更多的是给技术，信息，教育和人才，将资金扶贫逐步转向智力扶贫，通过促进当地的发展来根除贫困。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但实施起来难度更大，效果似乎更不明显。
三是马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但路却越来越堵。近年来，我国的道路建设，尤其是城区的环路建设和出城的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省区基本实现了市市通高速公路。人们甚至赞誉，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少有像我国这样宽广、平直的，尤其是市中心的马路，没有像我们国家的这么有气派。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的大中城市，很少有不堵车的。我国道路的平均通行能力，远远低于道路水平不如我们的国家。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个怪现象是，马路越修越大，堵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据报道，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只是别人堵车的程度没有我们这么严重而已。这到底是车多了，还是马路不够多呢7这似乎陷入了个鸡与蛋的因果循环论争之中。
上述三例，似乎存在定的规则，即围绕日常的经济活动，一个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越是强调加强某弱项，资源越是向这
弱项倾斜，这弱项将变得更为脆弱，姑且将这种现象概之为更多更好更难的经济规则。更多更好是对某
弱项予以改进的期望，更多意味着投入的增加，更好意味着对投入效果的评价，更好的评价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投入。更难则是更多更好实际效应的最终体现，也是对更多更好的终极约束。在上述三例中，有利于穷人进城的政策措施越多，扶贫投入的越多，宽大马路修得越多，让进城穷人享受市民待遇的期望越高，减贫的期望越大，希望城市交通愈以通畅，结果是，蜂拥进城的穷人使城市的功能不堪重负，国家扶贫对象主动脱贫的内在动力日益降低，城市堵车的现象日益加重。认真观察会发现，这种社会经济现象不限于上述三例情况，还可以做出众多的类举。这似乎使我们陷入种无解的困惑。
为什么说更多更好更难是个经济规则呢?从原理上解释，这规则的内在属性，决定于供求规律和共振规律。从供求规律看，人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物质资源的供给则是有限的，在定时期，若不对需求进行必要的限制，则会带来供给的紧张和难以为继。所谓的买方市场有利于市场竞争，发展市场经济使我国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均是有历史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限制是我们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从共振规律看，人们曾经列举一队士兵过桥，在军官的号令下大家正步通过，本是为了显示军威，结果士兵们大踏步地把桥给震塌了。在更多更好更难的经济规则中，更多更好往往既具有政策号令的因子，又具有人们共同诉求的一致性，其发挥的作用越大，对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的威胁也就越大，进而更难保持。
若更多更好更难的经济规则这个立论成立，则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在宏观管理上，更多更好的理念般为大众所接受，按照这个理念做规划，也比较容易激动人心，但问题是，更难是我们难以逾越的实际底线，难度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政策规划的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难描述的是可行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意识不到更难的刚性约束，所做出来的规划就有可能好大喜功、脱离实际，最终流于形式难以实施。二是在社会经济管理中，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所有愿望!实现所有人的所有愿望，这个理念具有极大的诱惑性，若成为主流，无疑属于民粹主义。
经济民粹在本质上有别于经济民主，更违背经济科学。经济决策应遵循和坚守经济科学，不能把经济民粹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评估政策的落脚点。根据更多更好更难的经济规则，经济民粹的直接结果，就是带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不满状态，这有点类似西欧在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混乱状态。三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做大做强这如雷贯耳的口号，人们真正的经济追求应该是做新做强!不强调做新做强，单纯追求做大做强的结果就是，我国不是个真正的制造大国，而是个制假大国：我国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个品牌大国，也就是个贴牌大国：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除了虚胖以外，没有任何竞争实力。
作者：万存知 来源：金融博览 2015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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