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关键词：半城市化；社会整合；嵌入；社会认同；系统
否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是否走城市化道路这样一些问题，曾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进入21世纪后，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最近几年，社会各界都在为农民工问题而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旨在改善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状况的政策，比如要求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与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要求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政策以及一些相应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何改善他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很少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超出"暂居状态"，长期留居城市的变化趋势。因此需要从更远、更广的视野去研究和看待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现状。
一、研究视角和问题
经历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中国社会却深陷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但没能解决的整合困境，即劳动分工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如何可以成为规范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的基础（参见Gough Olofsson，1999）？这在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已经加入城市的劳动分工，承担着城市专业分工的一些重要功能，但是并没有自然地整合到城市社会中去。"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和崩溃，它的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涂尔干，2005：193）.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有钱可赚，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的权益受损问题、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受到社会歧视等等社会整合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劳动分工，并不必然产生平衡机制，并不意味着达成社会整合。实际上涂尔干也意识到这一点，而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转变理论中提出的嵌入（embedding ）观点对此更具解释力。他说，人类历史经历的两大转变——即从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向纯市场社会（pure market society ）转变，再从纯市场社会向受规制的市场社会（regulatedmarket society）转变——中，纯市场社会经历了脱离嵌入（disembedding）和嵌入（embedding）两个过程，而真正脱离嵌入的时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在他看来，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Polanyi，1957）.也就是说，仅凭市场，不但解决不了社会整合问题，反而不利于社会整合。
从博兰尼的理论来看，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从计划体制下分离和引入市场的"脱离嵌入"大转变，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市场处于长时间的"脱离嵌入"状态，没有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系统实现很好的衔接（或重新嵌入），从而带来许多社会整合问题。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即使在市场层面，他们也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李强，2005）.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人口进城，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半城市化".
当然"，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从整合理论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一种社会融合，按博兰尼的看法，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也就是说，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由此观之"，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①「我对"半城市化"的使用，深受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的启发，他们指出，"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半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廖塔、米斯克尔，2004）.他们所说的"半城市化"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第二，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第三，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但是，本文使用的"半城市化"是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在含义上与此有很大的不同。」
以往在讨论城市化的时候，往往缺少对"城市化不彻底"的概括和分析。"半城市化"概念的提出，从社会整合层面上弥补了城市化研究的不足。具体地说，这个概念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系统之间的不整合，即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不衔接和不整合，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第二层涵义是社会不融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相互不融洽、隔绝和排斥等；第三层涵义表现在心理上的排斥、歧视和不认同。这三层涵义是紧密相关、相互作用的，系统间的不整合导致社会的不融合和心理的不认同，而后两者反过来也会成为系统不整合的根据或借口，从而强化系统的不整合问题。由此可见，"半城市化"这一概念也就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处在系统整合与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之间一种负面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状态，即系统的不整合对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以及后两者对前者的强化。
与城市化相比，"半城市化"的关键就在"半"上，形象地看，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在于，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是，问题在于，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面将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按博兰尼的整合理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体现在体制、社会生活行动和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的不整合。
二、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
从上述三个层面进一步透视和分析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具象，可以看出：在系统层面上，由于没有社会系统、制度系统
和文化系统的配套改革，导致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不能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利，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陆学艺，2005），权利配置错位且不完整。在经济活动上，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且没有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比如受培训、受教育等）等，他们的发展能力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受到了限制，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弱化和减少。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行动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隔离，难以建立交往纽带。由于缺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理解，享受不到基本的市民权，于是，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失去了话语权，经常遭到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妖魔化，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导致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情结，逐渐地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下面从三个方面揭示这种"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
（一）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
就业非正规化是系统不整合的综合体现。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非正规化是指所从事的劳动"得不到公共当局的承认、记载、保护或管理"，因此经常被剥夺了七种基本保障：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保障、工作保障、生产保障、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国际劳工组织，1972）.虽然在政策文件和法律中也有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的规定，但是在实践层面，他们的就业权利很不令人乐观，因为城市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农村流动人口是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中最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有统计表明，在中国城市，2000年有112251亿非正规就业人员，其中11134亿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来的。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多数，达7046万，其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达6135万（转引自王萍，2004）.与其他非正规就业者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有如下特点：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是城市社会的"工作中的贫穷者"；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
非正规就业将农村流动人口锁定在单纯的劳动力上，没有给予同等的其他权益和发展机会，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处在被市场和再分配权力双重弱化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弱势化；另一方面由于受利益结构刚性化的影响，再加上农村流动人口缺少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再分配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村流动人口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教育系统。
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是让所有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在这样的体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后代可能获得比他们自己更强的发展能力，而不是相反。尽管最近几年政府试图改变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状态，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比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许公立学校向外来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然层出不穷；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还有不少学校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续而稳定地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
一些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已经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故事："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曼曼现在在附近的公立燕子矶小学上学，学校给免了赞助费，赞助费本来要交1000块。她只上了两个月学前班就上一年级了，老师问她懂不懂，她就点头。"在家里，我们都说‘会不会‘.她不知道‘懂‘的意思呢。"母亲说。曼曼的两个眼圈总是黑的。她每天晚上做作业最早要做到9点钟，最晚要熬到12点。因为父母只读过一年级，基本不怎么认字。没人教她，她一个人蹲在那琢磨半天。"作业做不完，老师要凶的".有两回，曼曼都湿着裤子回家，"作业做不出紧张得尿身上了。"母亲发现几次曼曼放学带回来的都是冷饭，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老师说做不完作业不准吃饭，我老做不完，就只好把饭盒放在书包里。""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班上最笨的孩子。第一次考试只考了4分。"曼曼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教呢？"①「以上两则故事都摘自200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有关"民工第二代"的报道。这两则故事很能说明相当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状况。」
显然，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没有享受平等的待遇，加上社会的歧视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其父母带给他们的弱势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势地位反而通过各种机制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增强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二）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
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其他体制上接纳他们，或者说没有让就业体制嵌入到其他体制中去，其结果是，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导致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
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中国许多城市放开户籍吸纳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固定的居住条件。国际上对城市移民居住条件的比较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移民，在居住上经历了逐步融入的过程：第一步并不是直接拥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先租房子住，一般租住在城市中心贫民区，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离开贫民区，在城市边缘地带修建简陋棚户，逐渐将其改造为更加坚固的房屋。①「参见John 的研究，转引自吴维平、王汉生，2002.」
目前中国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大多停留在租房子阶段，他们在城市基本上采用三种居住形式，即租简易房子，自搭棚屋，住在雇主提供的房子。从区域上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虽说现在还不能用"贫民窟"来描述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他们是城市低租金、非正式的房屋租赁市场的最大主顾；第二，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
受收入低的限制，农村流动人口能承受的房屋租金大多在500元以下，有不少人集体租房子住，每个房间月租金100多元。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承受得起一个人居住或一家人居住的房租负担，但租金也不会很高。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了，不会奢望有空调或取暖设备、洗澡设施，也不计较室内有没有卫生设施等。城中村的房子最适合农村流动人口的需要，也有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据深圳市有关部门估计，深圳当前950万外来人口，大约有700万居住在城中村
。一个只有400户、2000多原村民的城中村，吸纳了8万多外来人口，是原村民的40倍之多。深圳布吉镇本地人口只有715万，外来人口多达100万，后者是前者的1313倍，其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①「2004年笔者对深圳的调查。」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省城，也有不少城中村，其中大部分集聚了比本地人口多很多的外来人口。成都市有关部门介绍说，成都市包括成华区青龙厂、站北路、五块石、洞之口、肖家村等15个辖区，现在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居住区。有不少地区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有的地区几乎每家每户修房屋出租，成为当地一大产业。②「2003年6月，笔者对成都某派出所的调查。」
还有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住在单位提供的厂房或工棚里，条件大多比自己租的房子还差，十多人乃至几十个人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特别是在一些建筑工地，农民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冬冷夏热，没有厕所，没有可供洗澡的地方，工人就在露天下沐浴，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洗澡成为大问题，一些农民工反映说，他们根本不敢洗澡。到了夏天，屋内温度比屋外更高，晚上，他们宁可坐在屋外乘凉，也不愿回到屋内忍受高温煎熬。居住条件更糟糕的是一些进城捡垃圾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根本不去租房子，而是在城郊空旷地带，或者在某个树林里，用捡来的塑料布、破旧的门板、塑料泡沫、纸板箱搭个棚屋，到公共自来水龙头那里挑水喝。笔者在深圳调查时，曾看到来自河南、安徽等地50多户拾荒者居住在一片废弃的荒地上，污水横流，蚊子苍蝇满天飞舞，这是居住在深圳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
居住在与城市隔离的"孤岛"之中。使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表现为非正常化、隔离化和村落化三个方面。
所谓非正常化，是指他们的生活不稳定、不完整，他们中的不少人过着单身生活，生活在同性别的人群中，接触不到异性朋友。已婚者没办法过上家庭生活，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有的是与子女长期分离，子女在农村靠老人照看，缺乏父母的正常呵护和监督，从而产生各种社会化问题。
所谓隔离化，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
对我来说，交通费很少，因为我很少出去。超市我从来也没进去过，买不起，进去干什么？？农村人在大城市不可能长期呆得住的，房租高、收入低，孩子上学、赡养老人都是问题，在农村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大队和乡里乡亲的，总会接济补助些，不会让我们饿死也不管，在这里生活可没人管我们的死活。北京人对外地人"干什么都不一样"，租房子要看外地人老实不老实，要是在这一带呆时间长了，人家熟悉你，还好些。要是刚来的生人，北京人总是怀疑小心提防。在背后打听情况，打听清楚了才肯把房子租给咱。（笔者2003年6月做的访谈，访谈对象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摆早点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隔离化还表现为缺少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或者没有胆量去享受。我们在北京接触到一些农村流动人口，他们说自己没有去过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和长城等风景点。大多是由于没有经济条件，买不起门票（或者舍不得买），有的是担心跑到公共场所会被警察抓走，乃至收容遣送回家（2004年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他们就少了这方面的担心）.一个在北京工作了6年的农民工没有去过******，他告诉我们说，他怕到一些有名的公共场所惹麻烦。他们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电影票太贵了，看一场电影少则20元，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一天的工资收入也就20元。
由于与城市社会相隔离，只生活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农村流动人口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表现为：第一，他们的交往圈局限于自己的内群体，缺少与外群体的交往。第二，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聚落。
他们的内群体不仅仅指他们的家人、同乡，还包括跟他们一样的所有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的交往圈基本上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展开的：亲人（血缘和姻缘）——朋友（情缘）——村里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乡镇（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县（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地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省（地缘和业缘）——农村流动人口（身份和业缘）.最大的边界是农村流动人口。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缘和社会身份，这为他们构建了在城市生存的社会支撑体系。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广州的新疆村等。
2003年我们根据深圳一个管理着15000多外来人口聚落的管理处的名册，做抽样分析，发现这个村落集聚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江西省新余、茶樟等县和广东省粤东一带农村（分别占33133%和32194%），超过当地流动人口的一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聚居，表现出以地域为范围的村落生活模式。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化解由于城市的排挤带给他们的各种困难，由此形成了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
（三）社会认同的"内卷化"
城市社会的"妖魔化"贬损，从社会心理层面将农村流动人口推向从内部寻找支持，我们称之为社会认同的"内卷化".社会舆论的"妖魔化"和社会认同的"内卷化"，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感情上与城市社会产生距离，从而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他们与城市的不融合。
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难以进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子，除了与他们的居住边缘化和经济收入低密切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社会对他们的"妖魔化"的社会排斥。比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歧视性的称呼折射出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心态，最初是绝对排斥，现在则陷入了二难困境：一方面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和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仍然以居高临下至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甚至将他们妖魔化，从而为排斥他们寻找合理的借口。近年，深圳的一位专家竟然对媒体说，"是外来人口尤其是素质低的农民工延缓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转引自艾君，2004）.当然这一观点遭到很多人的批判，连这个专家本人也出面说媒体曲解了他的意思，但是却不可因此而误以为只有个别人歧视外来人口，不少人口头上并未显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但在心里、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仍然会表露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污名化、妖魔化倾向。
"妖魔化"的社会排斥和与城市隔绝的生活状态显然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看法。一方面城市的繁荣和更多的赚钱机会，吸引着农村流动人口，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城市的排斥也使他们没能生发出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转向本群体内部寻找认同，我称之为认同的内卷化。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来的，后来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e ）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变迁时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他遇到的情形。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转引自刘世定、邱泽奇，2004）.本文借用内卷化的一个基本含义：在不能向外部转变和扩张的情况下只能转向内部的变动。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
不被城市认可。第二，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第三，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当然，这里只是说，随着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定型，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城市的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认同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
马某某来自江苏农村，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幸运的是她嫁给了北京人，老公在某出版社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婆婆和公公也没有歧视她，但是她碰到的问题是，周围的人特别是丈夫的北京亲戚却看不起她，她说：我是打工妹中处境最好的，但也深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侮辱。我所在的单位老板经常说我们是民工，没有资格和条件跟他们拿一样多的工资，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处于低等的社会地位。在家里，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没有什么抱怨和看不起，但我的小姑子、我丈夫的表叔甚至一些朋友都看不起我，在他们看来，我嫁给北京丈夫，好像好处很多，似乎占了天大的便宜。（笔者2003年6月访谈）
按道理说，马某某从经济、生活方面已经融入城市社会了，但是仍因为来自农村、没有稳定的职业，被城市社会所排斥。
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影响比大人更甚，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有许多不适、不满和不认可。许多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面临着与城市孩子无法整合的困难，他们不能形成相互的认可，正如北京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我们所说的："外来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不好整合，他们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学习基础、语言以及地域情结等都不一样，正如水与油一样，不相容。外来子弟在公办学校，就有被歧视的感觉，心理比较脆弱，或者自卑，或者逆反，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不适应公办学校"（笔者对北京市海淀区某民工子弟学校访谈，2003年5月）.前几年的研究表明，只有813%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有"家"的感觉，其他则或是没有"家"的感觉、或说不清楚，或没有答案。
对农村的许多方面的不喜欢、不认可，也是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不少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也逐渐地疏远，逐渐地不喜欢农村社会。一位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他很不喜欢回家过年，在家乡根本没办法待下去。为什么呢？
他说，村里到处都很脏，上个厕所也不方便，更主要的是，没有朋友可玩，也没有电视可看。所以，有一年他在农历年三十回乡，过了正月初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笔者2004年5月在北京丰台区访谈）.当然，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是少数，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把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
在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减弱、而对城市社会还没有形成认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他们寻求对自己内群体的认同，表现为对内群体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生活认同。
在身份上，他们中有一些人既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又不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相同，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居民，带有双重身份，当然还有人认为自己就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我们的调查发现，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在增加，而第三种情况在减少。第一和第二种情况都表明对乡村的认同在弱化而对城市缺少认同实际状况。拿第二种情况来说，他们很想成为城市居民，但又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理性认识，渐渐地他们也会失去了对城市和农村的认同，去寻找内群体的认同。
内群体认同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寻找情感上的安慰和交流。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内，靠内群体人员之间的交流来驱散在城市社会的孤寂，也确立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深圳的一个调查对象对我们这样说：
到了深圳，有失也有得。像我这样大龄未婚、来自农村的女青年很多，我认识的就不少。这就是代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现在谈恋爱，太实际了，不注重感情，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去婚姻介绍所，那里更注重实际，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想将就结婚。现在我交往的圈子很小，不是老乡就是同事之间，晚上基本上躲在家里看电视，从头到尾看到睡觉。（深圳，2003年4月）
农村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跟老乡交往，在与城市居民隔离状态下形成的内群体认同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支撑。
他们并不认可这种漂泊的生活，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他们也并不是很悲观。在拾荒者集聚区，一位安徽来深圳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苦一点没事，有钱赚就可以了。我们捡垃圾的，住在一起，彼此关系很好，没有为捡垃圾争吵过、打架，经常互相帮忙"（深圳访谈，2003年4月）.虽然在城市捡垃圾是最差的职业，一天的收入非常低（每天赚40到50元），住得很差，吃得很差，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很乐观，也很愿意跟我们谈，而且个个显得很友善。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争，对自己的内部生活有着很强的认可，特别是相互之间的帮助，更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础所在。
三、进一步的讨论
显然"，半城市化"问题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到社会、经济、体制、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半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是农村人口向非农、城市化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与城市社会难以实现融合，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像斯科尔所说的那样"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呢？是否在将来会出现呢？
半城市化会不会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出现过"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会发现，虽然不少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论在就业还是在居住、生活、社会认同上都会碰到当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所碰到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遇到像中国这样的体制隔离问题。相反，发达国家不断出台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旨在帮助这些处于"半城市化"的人口早日融入城市社会。如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政府出台廉租房政策，就是要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居住问题。经过第一代农村移民的"半城市化"，他们的子女由于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居民孩子的同等待遇，所以很快就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消解了第一代的"半城市化"问题，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在第二代身上延续。
从这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半城市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在体制层面基本上不存在障碍和不整合。相比而言，正如上面指出过的，目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制层面，是后者的不整合导致前者的不整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更严重。
但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相对有利条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土地保障条件，与过去相比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都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激化"的表现。在过去的20多
年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们得到比在农村务农高得多的收入，特别是进城务工经商者，不仅获得较高的收入，还能享受到城市的进步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表现出一定向上流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在农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农地作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降低了向非农、城市流动带来的生活风险。同时，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不断占地，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地被驱散，不断地在流动，难以在城市某些地区长期聚集，没有形成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类国家"社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有利条件正在不断消失，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动中获得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也在不断流失。首先，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壮大，逐渐地取代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既不愿返回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其次，失地、无地农民大量涌现，加入到农村流动人口行列，农村的土地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了意义，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多种选择。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改革满足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之要求。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将会使"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会"不断复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了这项制度。制度和系统层面如此长期的不整合（system disintegration ），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趋于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比如，在长时间的非正规就业状态中，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致使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由于享受不到晋升的权利，他们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从而限制了他们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从而损害到他们今后参与高考竞争的能力，更损害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能力，等等。反过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层面上的这种结构性的"半城市化"，又在强化着城市的制度性调整和系统性整合。由此可见，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当然，中国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结构转型性优势：中国还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结构还有一定的弹性，按博兰尼的观点，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脱离嵌入"这个大转变，接下去应该是迈向市场"重新嵌入"其他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大转变。因此，现在到了全面调整城乡关系、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和系统重构与整合阶段。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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