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20世纪罗贯中的交游 研究 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整理、 总结 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文献 学/罗贯中/交游研究/《录鬼簿续编》/赵宝峰
【标题注释】该钞本由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三先生访书宁波时发现。但具体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1936年)第五号马廉校录的《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之短跋(赵孝孟作)云发现于1931年秋。郑振铎藏本之长跋(自作于1946年10月)却说发现于1928年1929年间。 中国 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二)·录鬼簿续编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则认同前者。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情况,明清时期多为原生态的文献载述,几乎没有考证性的文字。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录鬼簿续编》等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罗贯中的交游受到了鲁迅、郑振铎等 现代 学者的重视,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开拓领域。但总体而言,现代时期的罗贯中交游研究材料爬梳罗列有余,而文献发覆考辨不足,因此在当时该领域始终没有形成研究热点。而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年,由于 社会 舆论及学术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思想性方面,因此,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多元化,罗贯中的交游研究很快成为《三国演义》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论争平等激烈,探讨精细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综观该领域的 发展 历程,可以发现学术界的具体研讨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兹要述如下。
一、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和《录鬼簿续编》作者关系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明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虽然对于《录鬼簿续编》作者是否为贾仲明(一作名)(1343-1422)学术界 目前 仍有争议,但这寥寥数十字吉光片羽的记述,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关于罗贯中生平最详赡最可靠的材料,同时也是关于罗贯中交游的最早记载,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线索。
认为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学者,一般都肯定两人的“忘年交”关系。但也有学者对罗贯中与贾仲明这对“忘年交”的实际关系有不同看法。
周楞伽首先认为《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其不可信处有二:第一,一般公认罗贯中是东原人,连罗贯中在所着的书中也自署“东原罗贯中编次”,贾仲明却独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第二,他既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却根本不提缔交于何时,只说“至正甲辰复会”。而“其后六十余年”,正是罗贯中以作《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 历史 小说声誉鹊起之时,他却一无所知,而且竟不知罗贯中之所终。天下有这样的“忘年交”,岂不奇怪?进而他通过对《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传记的 分析 ,认为贾仲明“品格卑劣”、“恬不知耻”,“罗贯中轻视他的为人”,“至正甲辰复会”以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根本不愿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贾仲明完全是谬托知己”,在对罗贯中踪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好说‘竟不知其所终’”(《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我们认为,虽然《录鬼簿续编》钞本存在较多的疑点,但在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应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对《录鬼簿续编》该记载的权威性予以肯定。另外,我们还应该始终明确交游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理解罗贯中的思想,进而为深入研究《三国演义》服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否为贾仲明,贾仲明是否“谬托知己”,对我们就《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所透视出的罗贯中的为人、性情等的理解并无大妨。
二、和施耐庵的关系
早在明代就已有文献记载罗贯中乃施耐庵门人。明初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着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另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尽管前者之真伪目前尚有争议,但“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应该是由来已久的。 问题 在于,明代差不多前后的其他文献如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田汝成(约1503-?)《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586年)、《稗史汇编》等都记载罗贯中作《水浒传》。至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首先对两人之关系及《水浒传》着作权提出了异疑,他在《因树屋书影》卷一中认为“《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续作,因极口诋罗,复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由是,争衅遂开。
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等循周氏思路而倡“托名”一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水浒传》“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认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乃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水淋传)考证》)。但关于谁是“托名”者的种种猜测,都绕过了罗贯中这个文学大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部分研究者继续沿此思路作了一些具体探讨。如1982年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文史》第15辑)中提出,《施耐庵墓志》不足凭信,而罗贯中确有其人,七十一回本《水浒》即出其手。《水浒》写了农民革命,罗氏“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着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王晓家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而是《水浒》的作者为逃避文网虚构出来的人物,是罗贯中的化名《〈水浒〉作者系罗贯中考辨》,载《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作者及其他》,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系罗贯中补证》,载《济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而顾文若、焦中栋则受《录鬼簿续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等语的启发,认为“‘施耐庵’是罗氏采用了谐音法,将‘是乃俺的本’(这是我的本)隐谐为‘施耐庵的本’”,“这是罗贯中为避文祸,根据杭州风俗做的一个隐语”(《“施耐庵”为罗贯中托名》,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文章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但就论述而言,尚显单薄。
当然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力图证明两人的师生关系及之与《水浒传》的着作权的。但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师生关系”的实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欧阳健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施廷佐墓志铭》、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庵公生原迁籍志》等晚近发现的材料,认为二人“非师生授受关系”而是“罗贯中因年岁较小而自居门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上溯本论题的论争历程,可以发现端倪启自明代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因此,其真伪问题十分关键。在目前莫衷一是、驻步不前的情势下,刘冬等提出的开掘“施耐庵墓”以寻求地下文物参证的主张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参见黄俶成着《施耐庵与〈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15页)。
三、和农民起义的关系
罗贯中与农民起义有关系的认识也是由来已久。明王沂《稗史汇编》卷一百三“院本”条载“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论者大都以为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即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另清代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游图”说“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传》……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清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则坐实了罗贯中与农民起义的具体关系。成为后世大多数 研究 者指认立论的直接依据。如王利器就认为,王圻《稗史汇编》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当是指其客霸府张士诚而言”(《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 社会 科学 研究》1983年第1、2期;又见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三国演义研究集》)。
也有部分研究者在认同罗贯中参加农民起义的前提下,对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刁云展认为罗贯中原籍东原,东原对罗贯中的 影响 ,“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对他的影响”。罗贯中可能参加过刘福通部将毛贵领导的红巾军,“可能当头头”。当张士诚的势力伸展到山东时,他才参加了张士诚的队伍。从此,罗贯中开始了客籍南方杭州等地,后半生专心“传神稗史”的写作生涯(《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周楞伽则认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帮助过张士诚,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我倒疑心地依附的是陈友谅”,依据是《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记明太祖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康郎山大战:“友谅集巨舰,连锁为阵,太祖兵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已东北风起,乃纵火焚友谅舟,其弟子仁等皆烧死……是战也,太祖舟虽小,然轻驶;友谅军俱艨艟巨舰,不利进退,以是败。”这一条记载何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火烧赤壁(《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 中国 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版)。刁、周二氏所根据的显然均非强有力的实证材料。
新时期关于该论题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是李灵年对“有志图王”的新解。他在《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文中不同意多年来流行的“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说法。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其一,根据元徐显《稗史集传》、《十药神书》、同治《苏州府志》、《明史》等资料考察,王圻《稗史汇编》中与罗贯中相提并论的葛可久(1305-1353),“其 政治 立场是为元帝效命”,并曾直接参与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元王朝亦曾发出征聘葛可久的诏令,因其病死而未成。罗贯中的思想似不当例外。其二,曾罗致罗贯中入幕府的张士诚,在起义过程中反复无常,并于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正式投降元朝,授太尉职。“一些地主士大夫投奔他,并不因为他是起义军领袖,倒是由于他是元朝的开府太尉”,因此,“即使罗贯中曾经参与张士诚政权,也与农民起义无涉”。更何况罗贯中作《水浒》以劝谏讽谕,是因为他“看到张士诚‘阳为元将,阴欲自图’,对元朝并不忠心”,故而“希望他不要做第二个‘跳梁’宋江”,这显然更谈不上与农民起义有什么关系了。其三,以赵宝峰为代表的浙东地主阶级士大夫是反对农民起义的,而“综观罗贯中现存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否定农民武装斗争的”,“鼓吹匡济之志,宣传封建正统,讨伐乱臣贼子,正是罗贯中作品的政治倾向”,显然“罗贯中与其师友并没什么不同”。因此,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其涵义不一定特指自立为王,而是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在国家‘多事之秋’‘奋臂而起’,涤荡海内,为朝廷建立功勋,以取得封王赠侯”。文章最后认为“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结论自有可商榷之处,但文章在 文献 材料的寻绎考辨、时贤成果的去芜存菁、研究思路的不落窠臼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四、和赵宝峰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于1959年收购到的《赵宝峰先生集》进入《三国演义》研究者的视野,关于罗贯中的师承及交游又有了新说。
《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写道:“至正二十六年(1366),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月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表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这个名单,后来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相继纂修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即本之,另加“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名。
周楞伽、王利器二先生根据上述记载,认为罗贯中就是宋末 理学 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王利器结合《水浒全传》描写陈文昭的内证,作了更为确定的论证(《(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楞伽继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提出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后(《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于80年代末,又结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戴九灵集》《书画肪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考定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2年版)周文所引材料皆确凿无疑,只是周文没能更进一步举出罗本以贯中为别号的实证材料或线索,这不能不影响他的结论的精准性,因此而为有的学者所诟病,认为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之可能(详下),亦未尝没有道理。
李灵年针对“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的 问题 ,提出:“关键在于作为小说家的罗贯中,他与理学家赵宝峰是否会有相同的旨趣”。文章考察了赵宝峰的思想,指出:“作为理学家的赵宝峰,在政治上有他落后反动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始终忠于元帝的立场上;同时,他在认识问题和处世态度上又有开明随时的一面,不愧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赵宝峰这种复杂的思路性格,对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李灵年还指出:“综观赵、罗二氏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最为鲜明的是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思想。”“赵、罗二人都立足于元末动乱的现实……用不同的文字形式 总结 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其政治目的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似无容怀疑”(《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章培恒则对“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的观点提出怀疑,他认为“这篇祭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先兄斯通《先兄春风先生行状》,这位赵宝峰先生是个理学家,并非一般的塾师。罗本若非服膺理学,是不会师事赵宝峰的。而罗贯中则大写通俗小说和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对曹操有所肯定,这都是跟理学家异趣的。因此,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实在也还是一个问题”(《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应该说这样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若据此而否定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师生关系,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五、和高明的关系
“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者是王利器。王氏认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名单中的“高克柔,当作高柔克”,即作《琵琶记》的高明高则诚。并进而认定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胡雪冈在此基础上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补证。作者据《慈溪县志》、《温州府志》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认为高明曾两次在四明(元时曾下领慈溪等四县)任过事,并且晚年也是在四明度过的。因此,两人成为同学应该是有根据的(《高则诚生平及其作品考略——高则诚与罗贯中是同学的一点补证》,载《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氏学问精微博洽,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但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思虑欠周,失之臆断。胡文的补证也仅能说明高明在四明任事、生活过而已。因此,此论一出,驳难即起。金宁芬、欧阳健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金宁芬从版本及《宋元学案》的记载体例出发对此作了详细考证。她首先查阅了四种版本的《赵宝峰先生集》(《四明丛书》本、两种知不足斋钞本及清潍高氏钞本),发现其中所收《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高柔克”均作“高克柔”。再查《四部备要》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宋元学案》,其中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表”及正文,也一律是“高克柔”、“高先生克柔”。这说明赵宝峰的门人是“高克柔”,而不是“高柔克”。另外,同一部《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七十“沧州诸儒学案”黄溍门下,录有“高明”其人并小传一篇。《宋元学案》中所录人物凡二见者,均注“别见”、“别为”、“并见”等。而“高克柔”和“高明”名下,均无此等字样,由此可见确系二人(《罗贯中和高则诚不是同学》,刊198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行文细密谨严,考证笃实有据。
欧阳健则从古人尊师通例的角度提出异议:“按照尊师的通例,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罗本字贯中,但祭文中一律署名。高明,字则诚,着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高克柔为高明之说,可以基本排除”(《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金宁芬、欧阳健二氏的反驳是有据且有力的。罗贯中与高明的同学关系可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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