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在 中国 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 研究 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 分析 ，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国语》；编撰意图；文学价值
在诸多版本的文学史教材中，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国语》文学成就的介绍较多，但就其内容言，也不见新说。除阐述《国语》的常识性 问题 ，诸如作者、体例、性质等，主要概括《国语》的思想、与《左传》比较在语言和叙事以及刻画人物方面的优劣等。总的说，《国语》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一直是研究《左传》文学成就的陪衬。而一些研究《国语》文学价值的文章，也多是重复其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的重要意义，其次是分析其语言和叙事的特色等，多无新意。本文有意换一种角度重新审视《国语》，纠正一些偏颇的认识。
一、《国语》的编撰意图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语”书，这是它的特色。张政?先生认为“语”是春秋时期书籍中一种固定的体裁。 王树民、顾静等人也认为先秦存在“语”书。《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谈 教育 太子要使用的教材中，除了要用“春秋”、“诗”、“礼”、“乐”等外，也提到“语”，可知“语”书是一种教材类的 文献 。“语”，韦昭注“治国之善语”，是为性质。记言史官所记以及经整理的瞽口述 历史 ，是“语”类文献重要的资料来源。“语”书的编撰意图在于“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1］(Ｐ485)，以期达到“求多闻善败以监戒”［1］（P531）的目的。《国语》的编撰恰恰包含着这样的意图。
前代有些学者认为《国语》不过是简单的各国史料汇编，或者是编撰《左传》的史料之余，谈不上有编撰意图。唐赵匡和陆淳认为左丘明广集诸国史以传《春秋》，其家弟子门人，收集不入传或虽入传而不同者，随国编之，而成《国语》，以广异闻。 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的话说：“先君（光之父）以为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意也。”李焘同意司马光父子的说法，并说左氏所采之语草稿俱存，时人共传，是为《国语》。以上诸人的意见大同小异，突出了左氏传经，而将《国语》的编撰说成是一些人为广异闻而附带的简单工作，这显然对《国语》编撰的认识存在偏颇。
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在先秦私人修史的过程中就已经得以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也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以何种史料来反映经世致用的观念，这是文学创作中选材的环节，是编撰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国语》而言，从其通篇表现的治国以礼、民本、忠恕、正名等后来儒家所宣扬的这些思想来看，其编撰是有意图的，即重在宣扬这些思想，“多闻善败以监戒”。三国吴韦昭《国语解叙》说左丘明传经后“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 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经义考》引晋孔晁的话，认为“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辞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又引唐刘知几的话说：“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还引了明王世贞的话说：“昔孔子因鲁史以作经，而左氏翼经以立传，复作外传以补所未备。其所着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核，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以上学者间接道出《国语》的编撰意图，即“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和“以方内传”补其所未备者。再者，从他们对编撰者如何梳理史料的分析，可以断言其编撰行为是有意识的，编撰意图是明确的。
此外，《国语》全书的很多条记载，如记天子和诸侯国君、卿大夫们破坏礼制的行为，最后都明确给出了事件 发展 的结果，是其“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体现，也是其编撰意图的体现。全书二百三十条记事，共有近六十条给出结果，仅《周语》就有二十三条。穆王征犬戎，结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厉王弥谤，专山泽之利，结果是国人“流王于彘”。宣王不籍千亩，结果后三十九年，王师于千亩败于姜氏之戎。宣王立鲁武公之子戏，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结果鲁人杀戏。宣王于是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襄王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以为三人必及祸，结果襄王八年晋侯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吕甥、?芮。而赐晋文公命，晋侯有礼，卿士守礼。内史兴以为晋侯必霸，劝天子善待之。后来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晋侯纳之。周襄王二十一年，晋侯以诸侯朝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这种记载方式体现了“语”书监戒的目的，成为“语”书的最大特色。卿大夫们的预言都得到了印证，有的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十几年后得到印证，符合事物矛盾发展必然性的 规律 ，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
傅庚生先生肯定《国语》的编撰是有意图的。他认为因为有了编撰的主导思想，史家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也便“往往想集中某一部分材料去解释某一个问题，剪裁删汰和重点突出的结果，便 自然 在若干部分中都形成它自具的重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既经过史家在纷杂的材料中有规划、有目的地撷取，又经过改编和润色，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所以我们觉得《国语》还不是自然散佚而偶然余存的一部分残缺不完的史料”［2］(P3)。注重对史料的选择，以便表现其编撰思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创作原则。应该说《国语》在对史料的选择利用上，贯彻了这一创作原则，从而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明确《国语》的编撰意图，在分析其史料的来源、选择和结构的安排上才不至于流于轻率，对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乃至思想性的把握才会准确无误，这对《国语》的重新定位是有意义的。
二、《国语》的选材和结构
选择史料及安排结构是编撰意图的具体体现。《国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以礼乐为纲进而表现民本、忠恕等儒家倡导的思想。而其反映的 时代 ，恰是礼乐崩坏的时代。此时，以礼治国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统治者认识到礼为“天之道也”［3］（P76），将其神圣化，认为“政以礼成，民是以息”［3］(P858)；“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3］(P1266)；“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3］(P76)；“夫礼，所以正民也”［4］(P153)等等。《国语》反思这些思想，史料选择和剪裁也便就此展开。《周语上》穆王征犬戎，师出无名，破坏了畿服制，结果“荒服不至”。《周语中》晋文公请赐隧葬之礼，周襄王以礼法为武器委婉拒绝。《鲁语》选择了鲁庄公的悖礼之行，到齐国观社、美化其父桓公之庙甚至要求宗妇觌哀姜以币等。《齐语》记载葵丘会盟齐桓公受天子赐胙，以礼下拜，守为臣之道。《晋语》载重耳流亡，“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居则下之，动则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贤德有礼，终有晋国，一战而称霸诸侯。这类史料遍布全书。另外，《国语》中有的篇章涉及到周代某一具体的礼制，如士冠礼、籍田礼、丧礼、宴飨礼、币制、祭祀昭穆制等。对这类史料的选择，显然是有意识的。有助于突出礼制的“正名”作用，丰富了思想内容，也突出了事件和人物形象。《国语》主要选择的是有代表性的诸侯国的史料，中原其他诸侯国，如秦、宋、卫等没有专门的选择，这也是出于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以及越王勾践霸业的肯定。再者，编撰者对着名卿士大夫们的家史也有目的地选择史料，如《鲁语下》记载叔孙穆子和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行，《晋语八》选取赵文子的事迹，《晋语九》选择赵简子的事迹。通过对他们立身行事的叙述，表现后来人们普遍尊奉的修身、齐家、治国甚至平天下的理念。可见，选择典型表现创作意图，乃古今通义。
结构上，普遍认为《国语》始创国别体例，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语，各语之间不相联属。很多学者诸如清人董增龄、今人白寿彝等认为八国的结构次序是按照周王室与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和蛮夷的关系来安排的。董立章的分析最全面，他认为：“《鲁语》继《周语》之后，可知崇周尊鲁；继而是《齐语》，仅记齐桓霸业。因齐桓公时期是齐、鲁关系最好的时期，…… 再次为《晋语》，…… 究其因是晋、鲁关系极密，自晋文公称霸至三家分晋，鲁始终是晋的忠实盟国。再次为《郑语》，仅一卷。最后是僭越称王的楚、吴越之语。综观其结构，反映了尊王攘夷、先华夏、后夷狄、详周鲁晋而略齐郑吴的思想倾向。在地理关系上，鲁近齐而远晋；就国际关系论，鲁亲晋而疏齐。因此齐虽近而仅记齐桓公在位的齐鲁关系蜜月的时期，晋虽远而详记其霸业兴衰及内部君臣矛盾的发展；而鲁虽弱小却置于齐晋之前，且有两卷之多。”［5］（P4）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说《国语》的编撰有其意图，即为宣传礼治、民本、忠恕等思想，以实现其鉴戒作用。围绕这些思想所选择的史料，客观上也向后人展示了礼乐崩坏的原因。换言之，一部《国语》就是一部完整的西周中后期到战国初期五百多年礼乐崩坏的历史：有起因，即 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表现在上层建筑上就是周天子自毁礼制；有发展，即各诸侯僭越周礼；有高潮，即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有结局，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已经无法维系分封制和士阶层的崛起。各诸侯不再以尊王攘夷、称霸为最后目标，统一中国成为他们的终极理想。从这一角度讲，《国语》的结构安排更有深意。
西周部分，《国语》的编撰者选择了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及幽王当政时的一些重要事件。见于《周语上》的前半部分和《郑语》。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西周中后期 社会 转型的 时代 背景。主要选取的史料有：穆王征伐犬戎、恭王灭密、厉王专山泽之利以及宣王不籍千亩、废鲁太子括而立戏、伐鲁立孝公、料民于太原等史实。这些史实，表面看没有什么关联，共同的特点是均记载周天子的悖礼之行。其实却是大笔勾勒了一个时代的背景：王室衰微、社会正发生深刻的变革。今天我们对西周中后期社会 政治 经济 环境的了解，主要通过《国语》的这部分记载，足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编撰者截取这段 历史 ，体现了“语”书的编撰意图。这部分更是对春秋诸侯称霸的背景介绍，是全书的铺垫。王室衰微礼乐不兴才有诸侯争霸。周天子自毁礼制，才有一向秉持周礼的鲁国也只在“仪”上做文章，《鲁语》的记载较详。《齐语》记齐桓公霸业，尊王攘夷，不过是其称霸的幌子。《晋语》共九卷，一方面有对晋国勤王的考虑，一方面也因为晋国久霸中原、史料记载翔实的缘故。《郑语》记载西周将亡，史伯为郑桓公 分析 天下形势，预言晋、楚、秦、齐必会兴起，郑应据济、洛、河、颖之地以自固。笔者认为，《郑语》所涉及的史实，其实是对周、鲁、齐、晋等国政治变化的 总结 ，《国语》编撰者在四国之后突然又插入一段西周的史料，应该不是随意的。以上四国的顺序安排，意在表明肱股周室的诸侯国尚且僭越礼乐，何况其他诸国，更不要说荆楚和吴越了。楚王尚德，国势强大，与中原晋国长期争霸，楚庄王甚至直接向周王问鼎之轻重，有取代之意。吴、越两国，也曾在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时期与中原诸国抗衡。《国语》对其盛衰的记载，亦能突出其“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以及“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编撰意图。
三、《国语》文学价值的再评价
我们知道，古代史官在记录历史时要遵循秉笔直书的原则，这是实录的传统。留下的是信史，却因文辞的简约而略输文采，所以《尚书》“佶屈聱牙”，《春秋》被视为“断滥朝报”。《国语》集八国“春秋”，各国史官才分厚薄，故而记史风格各异。 内容 上，朱熹认为“如齐楚吴越诸处，又精彩。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藉田等处，令人厌看”［6］(P156)。《经义考》又引其“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的评语。这显然是大思想家朱子忽略了《国语》的思想性，而将其当成传奇演义之类的作品了，却也是事实。语言上，不乏有柳宗元、陶望龄等人对其“深闳杰异”、“深厚浑朴”的评价，但亦存在不足。范宁、韩愈等人评其文“富艳”、“浮夸”。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说：“《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 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这又过于夸大《国语》语言上的不足了。编撰者保持原貌，也是遵循实录的精神，是其职业道德的体现，更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的体现。简言之，《国语》的内容没有经过全面统一的剪裁，语言也没有经过全面统一的润色，才有宋人李焘所说“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的感觉。此外，《国语》也对各国瞽口述历史加以选择，此类史料由于主要靠口耳相传，所以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渲染和虚构的成分，导致《国语》在叙事上存在荒唐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总的看，这部分更像是历史演义，史的味道淡了，文学的色彩却浓重了。
那么，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国语》的价值，除了传统的关于体例、塑造人物和语言运用特色的认识外，《国语》有明确的编撰原则，且能在具体选择史料和安排结构上贯彻这一原则，体现了私人撰述的自觉意识，这种编撰的自觉意识反过来又提供编撰者足够的创作空间。
编撰者遵循“语”书所要求的编撰原则，客观而又明确地选择史料，重点突出了人物阐述的思想。书中各国有名的卿、大夫们，包括孔子、叔向、子产、史墨等重要的政治家有着相同的治国理念，就是以礼治国。正是这一思想使表面互不统属的《国语》成为有机的整体。各条记载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尚书》那样的文诰，也不同于《春秋》寓褒贬于一字之中，更不像《左传》那样有着浓重的历史味道，着力构建宏大的历史画卷。《国语》以记言为特色，记事是简单明了的，有意识地刻画人物，虽显粗糙，毕竟文学的色彩较之《尚书》和《春秋》等早期历史散文愈加浓郁。编撰者善于根据着作自身的特点来梳理史料，大到各国春秋，小到卿、大夫的家史和瞽的口述历史，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人觉得所谓的大事也无所谓大，小事也并非真小，史实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这种编撰方式和“语”书的独特形式，成为文学 发展 史上不可缺少的独特的部分，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国语》还孕育了 中国 传记文学的最初萌芽。《晋语》记录了晋骊姬之乱以及重耳流亡和称霸的历史，也记录了赵文子和赵简子的事迹；《鲁语》有叔孙穆子、公父文伯之母的事迹；《吴语》写夫差，《越语》记勾践，可以看做是孕育了中国人物传记的最初萌芽，虽然每个人的事迹各条独立互不相属，但合在一处丰满了人物的形象，为后来司马迁修本纪、世家和列传提供借鉴。在文字运用上，《国语》的作用依然不可低估。《史记》对其古奥的文字加以润色，对其烦琐之处加以简化和通俗化。两者对比，反映出文学语言的历史演变。结构上，编撰者的安排反映了他的宗周思想和传统的四夷观。值得注意的是，编撰者也考虑到以结构形式来阐述时代变革的因果，对史料的选择说明了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不再阐述。国别体是《国语》的外在形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离开国家分裂诸侯林立的历史时期，这种形式的修史方式多不为史家采用。但是还是 影响 到后来人的编撰。《战国策》十二策，也是以国为单位的；《史记》有夏、商、周、秦的本纪，有晋、楚、郑、韩、赵、魏世家，也是国别体例的启发。后来的《三国志》、《十国春秋》和《十六国春秋》等也在外在形式上借鉴国别体，其根源就在《国语》。
《国语》是先秦私人修史的典范之作，确立编撰意图、围绕着编撰意图来大范围地搜罗史料、结构的安排也服务于“语”书的政治功用等实践，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史官修史提供宝贵的经验。先秦诸子就某事而长篇大论以及他们着述编撰上的特点不能说没有《国语》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国语》在流传的过程中，或有散佚，或有增补，所以还不能以今天所见的版本来推测当初。但统观全书，史料散佚和增补所带来的 问题 需要做出细致的考证，这是另外的问题，此不赘言。不管怎样，史官记史的传统影响了《国语》的编撰，进而影响到《国语》的文学价值。
《国语》被认定是一部历史着作，更准确地说是一部史料汇编。全部二百三十则史料表现的思想主要集中于礼治、民本、忠恕等儒家思想，这使得《国语》具有整体性。从文学角度看，《国语》是先秦历史散文集，如同文选汇编。因形式上各个独立，互不相属，故而在语言运用和叙述方式上，没有做整体分析 研究 的必要。每一篇散文都有自己的表现手法和 艺术 特色，却同样表现其审美价值。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看似简单的史料拼凑的背后，其实有着编撰者良苦的用心，这一份光芒不应该被其语言和叙事的缺憾所掩盖。
参考 文献
［1］徐元诰. 国语集解［Ｍ］.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傅庚生. 国语选·序言［Ｍ］.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 北京：中华书局，2002.
［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 国语［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董立章. 国语译着辨析［Ｍ］.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
［6］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Ｍ］. 北京：中华书局，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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