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泉林，不仕于时，历来被认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东汉士人 社会 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以不仕为德高”隐逸情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说士人的去就之节。虽然按照儒家的说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职责。然而，自王莽居摄之时开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结，就一直萦绕在士人之心灵深处。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
王良出仕于光武之朝，其少习《夏侯尚书》，是一个典型的儒士，王莽时曾隐居不仕，光武时受大司马吴汉征辟，历任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俭，其官箴堪称为官者之典范。然而在他拜访友人时，却被拒之门外。据《后汉书》本传载：“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在王良的友人看来，王良不能息心于泉林，奔走于仕宦之间，居其位而没有大的作为，于士节已是有亏。而王良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符合士人节操，于是惭而归家称病，最终卒于家中，再未应朝廷召聘。或许王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已经“亏损”的士节，扭转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够不再抱愧重归士林。从这里，我们深切地看到，在东汉士人观念之中，出仕的士人无论在任期间其有如何优良的官德，于士节上，已是逊于不仕者一筹。
在东汉士人的道德评判标准中，仕与隐是相互乖离的道德取向，如果单纯从道德意义上考虑，隐而授道，旌善兴化，被认为是守志，是具有“清行高节”，相反，对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讥讽为怀禄耽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隐比仕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所以在崔篆劝孔子建一同出仕时，孔子建断然拒绝，说：“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像孔子建一样极端看重隐逸这种“清行高节”的东汉士人，往往把入仕仅仅当作尽士人之孝节、获取生计奉养老母的工具而已，而决不是将仕宦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完成奉养这个任务以后，他们多是迅速地脱离官场，毫不流连。譬如周磐，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其祖父曾为天水太守），少游京师 学习 儒家经书，好礼有行，诸儒宗之。因为家庭贫困，“居贫养母，俭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饥寒为忧，“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周磐虽然为官有惠政，应该具有一定的从政能力，然而他弃官如敝屣，从此以后再不应征：“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周磐的一席话，是将仕途视作荣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够实现其人生理想的“生术”。
此种观念 影响 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穷处、守志不移，不能真正坚持所谓的高素浩然之业，而对名利表现些许的热情，也会被士林视作不能守节。因得罪宦官致仕归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来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热讽，《后汉书》本传载：“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王昱以刘胜为例，暗讥杜密不安寂寞，有损名节。应劭也依据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义，讥讽杜密“婆娑府县，干预王政”，是厚颜薄俗。郭林宗不能处斗筲之役，辞官不做，又因察觉汉末时局之腐朽，虽然在士人阶层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终于没有涉足仕途，范滂曾品题其人品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显然郭林宗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游走在官僚系统的边缘，其与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于人伦，品题人物被称为“则哲之鉴”，其人物评价决定着士人阶层的舆论导向，开后世人物品藻之先声，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东汉士人虽然对其风度、见识敬仰有加，但还是有人对其“清节”提出质疑。徐稺就曾经劝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那些热心政事的“隐士”的讽谏呢？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同书《陈纪传》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以此观之，隐逸之士应该多出于时政昏暗之朝，与朝廷和政权的污浊黑暗相比较，隐居林际水边的士人 自然 显得清白高尚，这些士人可以被称之为具有高节清行。然而在整个东汉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时，隐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认为具有“清节”，这可能也是东汉士人在观念上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隐逸清节的推崇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儒家传统强调的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在隐与仕的关系上，还是以仕为重，并最终以出仕作为士人生命的基调。东汉士人道德质重，普遍重视隐士之节、激贪厉俗之 社会 功能，但这种对处士节操的普遍重视，未免显得有些不得其“中”。后世士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王夫之在论及东汉隐士之时，称之为“遁非其时”。他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而且他认为严光等人的隐逸不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产生的流弊也很多：“故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的确，和心怀苍生、兼善天下，补天捧日、矢志不渝的入仕士人相比，孤高自傲、明哲保身的隐士们的士节是否就一定高尚么？倒是范蔚宗之言颇值得后人思量：“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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