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书信是人们互相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实用工具。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书信，如郑子家与赵宣子书，郑子产给晋范宣子书，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然而，春秋时期，由于列国纷争、王纲解纽、政在诸侯，所以，书信往来多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谈论军国大事，主要是进行论证辩论。表达个人情感、叙事抒情的信几乎没有。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使用，人们写信的条件改善了，写信的人也多了，公私书信便与日俱增。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的应用范围更加广大，而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抒情性大大加强、突出。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作者更能袒开襟怀、吐露真情、抒展抱负。当然，这种自由抒写、推心置腹体现着时人对朋友的信任与需要。笔者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后，发现其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觉醒，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人作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种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来进行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心底的真情流动，甚至是无遮无拦的任意宣泄，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无可奈何等等，即使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难以或不愿启齿的，都可在友人面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与慰藉。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就以深厚的感情回忆了昔日与吴质的交往，并在今昔对比中，抒发了对朋友的无限想念之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对昔日之游作了深深的再度体验：在风景秀丽的南皮，几个知己朋友同乘并载，驰骛南北，既切磋学问，又弹棋嬉乐，但是在极其欢乐之时，却“怆然伤怀”，感到“斯乐难常”。接着抒写了今日分别的想念之苦：“今果分别，各在一方”，现在正值仲夏之时，天气和暖，然而“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当年的知己朋友，有的化为异物，有的两地分散，今昔相比，更增添了曹丕对吴质的想念。信中洋溢的浓郁的相思之意尤显出他们友情的真诚与深挚。
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是一封与友人追叙友情、畅谈理想的信。“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当斯之时，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追叙了双方久别相逢、饮酒高会的欢乐。接着抒豪情，写壮志，表现了对远大理想的热烈追求。他推崇吴季重“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实际上正坦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洋溢着一股豪壮的乐观精神。“然日不我与 ，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感慨人生离别容易相会难，就像天上此升彼落的参、商二星。从这种别后对朋友的深深怀恋可见曹植对友情是u多么珍视。
刘琨的《答卢谌书》是刘琨写给好友卢谌的一封书信。刘琨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深重的时代，当时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为异族统治，他却奋起战斗，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室效命。“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面对国破家亡、亲朋死伤，他有无尽的忧愁哀愤，渴望与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时间的欢娱。在这封信中，刘琨还提出了人才在世贵在知遇的用人观点。“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认为好友卢谌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应该努力去为国家效力，其间洋溢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刘琨对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再如习凿齿的《与桓秘书》。习凿齿在当时因事迁怒桓温，被出为荥阳太守，后又罢归乡里。在襄阳故里，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遂写信给朋友桓秘，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蹰，慨尔而泣”，历数了三国时期襄阳前贤的英名与风范，缅怀先人，不由地发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的感叹，将自己的感触伤怀倾泻给可与之心相交会的知己好友。
真挚的友情不但终生不渝，而且会超越生死的界限，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笃于友情的人，他的《与沈约书》就向沈约倾吐了对亡友范云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约皆为范云故友）。“范仆射遂不救疾”，友人已去，不忍明说“死”，而说“不救”，这正吐露了许多难以言传的生死永隔之悲，似隐隐挟带咽泣之声。接下向沈约诉说亡友的平生事迹，实际上是沉入对亡友的深深缅之中。想起范云弥留之际的景象，便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恸，几乎是呜咽啜泣地哭了：“解驾流连，再贻款顾；将乘之际，不忍告别。无益离悲，只增今怅。永念平生，忽焉畴曩。追寻笑绪，皆成悲端”，友人去了，平生的音容和笑影，刹那间全化为梦幻般的过去，生离已使人暗然销魂，死别更令人悲痛难抑。这绵绵无尽的哀思中正沉蕴着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与一往情深。
而刘峻的《追答刘秣陵沼书》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其中所抒发的痛哭流涕的感伤之情绝不亚于对活者的深情。刘峻与刘沼两人生前观点不同，论辩激烈，但这并未影响彼此的友谊；刘沼死后，刘沼写此信追答，对友人的逝世表示万分悲痛，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以便继续交谈辩论：“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实在是难以抑制对好友的怀念之情。正因为这种友谊的内蕴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念，所以能够超越死生而忠贞不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友情的重视，对意气相投的朋友的珍视，便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写给朋友的绝交信。绝交信的出现正从反面表现出人们对真正友情的需要。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是个人之觉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已相当地唤醒。当双方感到意气相投时，便可结交为友，推心置腹；当感到志趣相异时，便可奋笔疾书，以告绝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原本是嵇康的好友，两人曾在一起打铁，后来山涛投靠了司马氏，被任命为吏部郎，想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因不愿与当时残暴的统治者同流合污，便写了这封公开绝交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不以利益、不以权贵，而完全以志向情操为原则的交友，正体现了时人对秉性相投的友谊的渴望、珍重。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下，在人的觉醒下，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下，出现了人们对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视。人们向友人抒发情感、倾吐怀抱、表露志向，这其中渗透着对友人的深深情感，对友人的无比信任，对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对友人的心向相通。这种本自秉性、纯洁高尚、契若金兰的友情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人的友情观，对中国古代的交友观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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