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美学史家博克提道：“当危险或痛苦逼迫太近时，它们就不能产生任何愉快，而只有单纯的恐怖。但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受到一定的缓解时，危险和痛苦也可能是愉快的。”这是因为当人和这种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和恐惧的对象建立起审美关系时，这种痛感才会转化为一种崇高感，人得到一定的愉悦。①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改变与环境不适应的心态，使得人们空虚、不安、焦躁，生活本身又是极为残酷和无情，因此中国当代油画表达“cruel”是生活实质的一种反应，是现实鞭挞下的本能呐喊。油画中残酷的、无情的场面与现实中的血腥混乱的情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安全线”。受众在“安全线”以外是否能解读艺术家传达的社会公共价值，感受其魅力？
一、“cruel”于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主题的取向
艺术家是“cruel”的参与者与观察家，用画笔臆想解决现实的冲突，描绘出一个奇特的视觉世界，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受“后现代艺术”思潮影响：打破现有的秩序，不依附历史、神话之上，自由表达个体的情绪与愤怒，更倾向于表达社会现实问题，如死亡、等、人性和生存等主题。艺术家直接将矛盾与冲突呈现于画面中，传达对“cruel”的控诉，或通过一定的主题将某些残忍的画面简化为未加修饰的人性与良知或道德等问题，影射社会公共价值。
1.场景的直接描绘
场景的直接描绘或许是艺术家们内心最直白的陈述，毫无隐藏地向受众展示他们在一定社会时期的处境或社会现实，也许血腥，也许冷漠，等等。
杨少斌的作品取材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如童年不安全的生存状态、被警察羞辱，他以绘画的方式抚平焦虑和彷徨。《暴力的本质》系列作品，单纯地以“红色暴力”元素贯穿其中，人物相互纠缠吞噬，扭曲变形，夸张的动态和膨胀的肌肉直接渲染“cruel”的辛辣与残酷性。管勇的作品《鞋底子》，人物动态并不激烈，大片的红与黑营造着一种紧张的氛围，施暴者抬起的手臂虽还没有落下，确已然让人感受到不安。杨少斌和管勇的作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强调了他们对暴力感的关注，在这种关注的背后所折射出的冷漠快感隐喻了他们在一定社会时期的生存体验或是经验感受。王兴伟的作品《又不是一百分》中父亲权力的威严无限扩张，站立的孩子那般无力而隐忍地面对着父亲对他学习成绩的失望之情，两个性感的女人则在此刻充当着桌椅。王兴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暴力、性和幻想，人物的行为和状态以及场景的舞台化预设使表演和假定进入了绘画中的再现现实当中。②
2.无情伤害的间接隐喻描绘
绘画语言的外在形式更多的是阐释内在观念，作品不一定有明确的主线呈现出作品承载的社会公共价值，却肯定是间接描绘了某种精神层面的伤痛。
唐志冈的作品《中国童话》中永远长不大的“小朋友们”不再是各怀鬼胎地坐在台上打呵欠、挖鼻子、手舞足蹈或故作深沉，而是在大海中奋力地喊叫、在沙滩上艰难地紧握吊环、在跳水板上惴惴地向下……焦虑、恐惧在蔓延着。童话越来越冷，“小朋友们”面对极限的恐惧，竞争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代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危机感乃至竞争社会异化出的残酷与麻木。刘野的作品《剑》中，令人窒息的血红下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对面站立着，稚嫩的小手紧握着刀剑向对方挑衅着，画面抑郁而唯美，无限诗意般娓娓道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沉痛的故事。
赵能智、尹朝阳、忻海洲以及何森等画家描绘一种以“伤害”为主题的“青春残酷绘画”。无社会性的指涉对象，是缺乏神性寄托的无对象心理缺失式的受伤，艺术家们通过自我的寓言性的表达，完成一种青春时期的自我救赎。③赵能智《表情》系列作品对受众构成绝对的挑战，一张巨大的、红色的、细胞状的、水肿了的面孔，呆滞、疑虑、忧郁、窒息甚至愤怒。一股无力摆脱的难言痛楚似伴随着奋力张开的嘴、睁大的眼向对面的观赏者求救着。何森的《女孩》系列作品，时髦性感的女孩子，一手夹烟一手抱着玩具，慵懒地斜躺在沙发上，空洞的眼睛不知看向何方，精致而迷茫，她们似被困于这个都市化物质的社会而不知所措。忻海洲的《卡通英雄传》中，卡通式的人物总顶着硕大无比的脑袋，瞪着一双古怪、冷漠、互不信任的大眼睛，所谓的“英雄”是无聊的甚至透露出一种无名的恐惧的少年。尹朝阳《正面》《赵棒》《老蒋》等系列作品有的只是一个处于爆发的失控状态的人，无处不在的血气，灵魂与肉身的剧烈冲突，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却又仿佛能透过这个非常状态的人找到某种熟悉感。
快乐未必能推己及人，但痛苦是可以推己及人的，艺术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或警示别人避免痛苦。④“cruel”题材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
二、快感与魅力——中国当代油画“cruel”题材的价值审视
1.满足人释放压力的诉求
现实生活中的工作、学习、婚姻、赡养以及人际关系等束缚着人们。我们需要绘画或观赏绘画这种无损的宣泄方式释放消极情绪，既不会对自己造成损伤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绘画是艺术家们表达自我、揭示现实的方法与手段，他们在这过程中自我释放，自我快乐。“cruel”题材作品的血腥画面会给受众强烈的视觉刺激，激发其痛感或怜悯之心，这是来自人类心理深层对死亡的原始恐惧，而“安全线”使得受众可以从“现实”的责任意识中安然脱身，满足了受众对刺激的需求，压力的宣泄，这是一种无损的快感。
2.人文关怀的回归
“赏心悦目”不再是艺术家们唯一的追求，也不再是受众欣赏的唯一需求。“cruel”题材的作品是艺术家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与顾虑，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写照。艺术形式上的血腥性表现并不等于推崇暴力，也绝不是反社会的暴力行为。“cruel”是艺术家在艺术与社会、个体经验和社会历史背景之间建立了一个视觉世界，它是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情绪反应，它是引发受众对社会矛盾、生与死、人性与良知、艺术与社会等问题讨论的切入点。同样也引发受众对人类潜在暴力本性的研究思考。
真实生活中的伤害是残忍无情的，绘画作品中的“cruel”却如电击般刺激着我们所回避的社会中不堪言说的部分。这也许就是“cruel”题材之魅力所在。
注释：
①博克.崇高与美 [M].李善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
②张离，聂本洲.王兴伟真的假的？论王兴伟以及相关艺术家[J].艺术界， 2011（6）.
③朱其.受伤：一代人的青春开始集体逃亡[N].华夏时报，2002-4-22.
④冯博一.畸形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病态激情[J].现代艺术，2001（2）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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