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叙述了主人公斯蒂芬从童年至青年时期的心路历程。在他的成长蜕变中，“父亲”这一角色毋庸置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分析“父亲”的行为、话语、信仰，读者可清晰地体会其正面“男性气质”的缺失，以及对史蒂芬的心理挣扎、困顿的反面影响。“男性气质”准确地说就是“男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康奈尔，95）她描述了西方性别秩序中四种主要的男性气质：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
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说是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而根据此定义，在《画像》中迪达勒斯先生的男性气质在当时的背景下以支配性为主。迪达勒斯先生的男性气质在当时的背景下则以支配性为主。他在家庭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事业与家庭中面临种种问题，也揭露了他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所面临的危机。
一、两性关系
康奈尔提出了一个三重的社会结构模型即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权利关系、生产关系和精力投入。权利关系的主轴是女性的整体从属性地位与男性的统治。生产关系中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常见的既包括家庭内部的分工，也包括劳动市场的分工。精力投入上，康纳尔探讨的是社会成员与对象之间倾注感情关系的建构。
《画像》创作于20世纪的爱尔兰，彼时男性在家庭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文中对于迪达勒斯先生作为丈夫这一形象鲜有直接的描写，主要通过与“母亲”或他人的言语而侧面烘托。在圣诞节的家宴中，“母亲”似乎直接被“父亲”忽视，何谈尊重与关心，“母亲”明显附属于“父亲”。作为客人的丹特对“母亲”的大喊大叫，是对于女主人的不尊重，更是对这个家庭的不尊重。那么在以迪达勒斯先生统治地位的权利关系对这个家庭的成长是存在着巨大隐患的。迪达勒斯先生一直在极力掩盖自己的心虚。比如一天晚上都在重复他和多兰神父的邂逅，在他看来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只负责家庭内务的妻子面前炫耀，但是自己前后话语矛盾，荒谬又可悲。
“在父亲的财产被拍卖的前夕，斯蒂芬非常温顺地跟着他父亲在满城酒吧间里乱跑。……市场上商人们露出虚假的微笑，他父亲不停地跟那些挤眉弄眼的酒馆侍女招待调情……”（乔伊斯，105）他是家庭的领导者必须履行各个方面的“义务”，而“义务”是男性气质中一个重要词汇。他对侍女的调情违背了丈夫对妻子的专一忠诚的义务。迪达勒斯先生破产后，他的妻子也无社会职业，这个家庭所要面临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困顿，何谈正常的异性关系。甚至他还用虚伪调情、沉溺酗酒来伪装自己的“男性气质”的委顿，这也与斯蒂芬后来所犯嫖娼罪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父亲正站在一个梳妆台前非常细心地研究着他的头发、他的脸和胡子，他伸着脖子往身旁的水罐里望，然后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又把水罐向身边倒过来。他一边这样做，一边柔和地用一些奇怪的腔调唱着下面的歌：……”（乔伊斯，99）以斯蒂芬的视角对迪达勒斯先生的动作细节描写，呈现给读者不是阳刚、硬朗的家庭领导者形象，而是举手投足间尽显女性的讲究与阴柔。康奈尔认为正常的异性恋的关系模式是，强劲的男人争强好胜、积极进取，迷人的妇女善于表达、料理家务。而迪达勒斯先生是男人的阴柔、虚伪;迪达勒斯夫人的胆怯、无力与卑微。他们的两性关系面临巨大的隐患，两人组成的家庭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厌恶和怨艾”、“父亲的口哨”、“母亲的唠叨”催促着斯蒂芬逃离。
二、父子关系
社会对于父亲形象的要求和定位，即他首先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在履行这个责任的过程中，他不断建构和展示自己的理想的社会形象，并为儿子成长树立榜样。布兰克鸿指出父亲形象是“社会赋予男人最重要的角色。首先，相比较其他任何男性角色，父亲形象会帮助男人变成好的男人……第二，父亲形象会让孩子受益”。他又进一步指出，“从社会作用来看，父亲形象的深层次目的在于通过让男人们承担起对孩子的义务而让他们为社会所同化接纳”。（方刚，51）换言之，父亲要以自己向外展现的形象和能力引领儿子步入社会。
在《画像》中迪达勒斯先生作为父亲，在以支配性男性气质为主的社会环境下，更应发挥他的父亲形象权威。不幸的是，自己没有成为“好男人”，也不会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虽然他起初拥有赚钱养家的能力，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中，他并没有为儿子斯蒂芬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他后来无法供给家里的正常生活，甚至被赶了出来还要不停地搬家。迪达勒斯先生自己没有成为“好男人”，也没有让儿子从中收益。
“草包、吧嗒着嘴、狗杂种神们、下流的野狗”似乎不该出自一个应树立榜样形象的父亲的口中，更何况是在圣诞节这样欢庆的家宴上，在儿子面前毫无顾忌。迪达勒斯先生的教育方式无法让人想到权威与正统。迪达勒斯先生对儿子的教育方式不是严格、规范的，而是不负责任、不注重言辞与方式的;斯蒂芬已经对父亲表现出排斥的现象，“父亲”的权威形象受到质疑。
“我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可是生活得很不坏。和我交往的都是些有脸面的正派人物。……斯蒂芬听到他父亲的说话声变成了一阵大笑，而那笑声似乎更近似于哭泣。”（乔伊斯，103）表面上是迪达勒斯先生在向斯蒂芬炫耀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实则也是对自己的愈发不自信，最后的近似于哭泣的笑声更代表了他内心的恐惧。“父亲”对斯蒂芬来说非但不是一个榜样、偶像，甚至是一个破坏他的心情的陌生人。任何人只要一提到他的父亲，就能马上破坏他的宁静的心情。
“更不知道什么是父子之道”、“冷漠、残酷”是从斯蒂芬的视角描写，不是对父亲的赞扬反而是厌恶和痛恨。“毫不感兴趣”、“厌倦和颓丧”是斯蒂芬对“父亲”的排斥升级，是斯蒂芬对当下环境的厌恶刺激着他成为艺术家，远离瘫痪的都柏林。“父亲”的说话声最终变成一阵近乎哭泣的大笑也是他对自己身份权威的担忧与无助。作品中迪达勒斯先生的心虚无处不在，他作为父亲，家庭的领导者要用儿子的奖金才能吃一顿好吃的，还要伪装着去“教导”儿子有出息点，掩盖在儿子心中失去权威的真相。
正是由于迪达勒斯先生父亲角色的不称职，加深了斯蒂芬对现实的厌恶，艺术是他逃离父亲，逃离社会的捷径。“他的灵魂已经从他的儿童时期的坟墓中重新站了起来……。”（乔伊斯，197）“从儿童时期的坟墓里站起来”也指彻底摆脱了父亲的权威束缚，也象征着“父亲”的支配性地位在这个家庭里的崩溃。挣开父亲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斯蒂芬才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有了新的未来。斯蒂芬在身份认同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预示着迪达勒斯先生在父子关系中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失败。
三、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体现在职业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在社会层面，“家庭领导者”的形象与角色会慢慢渗透到其他场域。在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家庭领导者”的形象就延伸到当时社会的核心机构，如教会组织与世俗政权。这些机构往往由威严的男人来领导。对于迪达勒斯先生，他非但没有这方面的威严与忠诚，反而是虚伪、矛盾的。“迪达勒斯先生模仿着那位大主教装模作样瓮声瓮气的腔调……”（乔伊斯，81）相比于圣诞节家宴上对教父等的谴责与谩骂，此处的阿谀奉承显得尤为讽刺可笑。也将自己的信仰不虔诚暴露无疑。另外也许这件事本身并不可笑，迪达勒斯先生整个晚上却一直在重复这一件事，是为了在妻子和儿子面前显摆自己在外面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男性优越感。实际上对宗教的态度也是他精神面貌的象征，也是当时整个爱尔兰民族宗教信仰面临的瘫痪问题。
之前已提及的迪达勒斯先生事业上的破产，更加宣告他的男性气质在社会关系中面临的危机。“还要搬家，在贝尔维迪尔一个叫法龙的孩子常常带着一脸傻笑问他，他们为什么老是搬家。……坐得离火炉最远的他的最小的一个弟弟开始唱起<每当夜深十分>来了”（乔伊斯，189）不停地搬家、孩子们的痛苦疲惫从侧面暗示了迪达勒斯先生在工作上的失败、经济上的拮据，根本无力保证自己“家庭领导者”的地位，也注定了他的家庭模式和男性支配性主体地位在社会生活中也是无法实现的。
“学过医，驾过船，唱过男中音，当过业余演员，……还自己酿过酒、收过税、破过产，目前是整天吹嘘自己的过去。”（乔伊斯，293）迪达勒斯先生一直在更换不同的职业，他曾经失败了很多次，也许也成功过，曾经拥有过主动权，他也在努力为实现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价值与角色内涵，结果他还是失败了。他最后便以自吹来掩盖现在的惨淡，逃避现在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在社会关系的职业身份中，迪达勒斯先生无法通过实践确认自己的存在方式，何谈权威与霸权。
结语：
《画像》是一部成长题小说，乔伊斯以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的挣扎、徘徊与痛苦，也就暗示了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与混乱。本文从《画像》主任公斯蒂芬“父亲”这一角色入手，分析了他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表明了家庭因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迪达勒斯先生作为丈夫虽处于支配性地位，但是在权利关系、生产关系与精力投入三种模式中的作用是弱势的甚至是无能的;作为父亲，他不是一个榜样与模范，相反他的权威逐渐丧失;作为社会一员，他没有稳定工作与收入，没有虔诚的信仰。在那样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家庭或社会中他没有政治权利、没有商业财富、没有军事力量，无力维护自身男权体质和合法存在和正常运作。为此，他的妻子生活困苦、儿子挑战他的权威、整个家庭颠簸流离。幸运的是，斯蒂芬摆脱逃离了，不幸的是整个家庭还在受难，也隐含了当时社会的萧条、危机与灾难。
参考文献：
[1]方刚，2007，男性气概实践的多样性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6），51–56。
[2][美]康奈尔，柳莉译2003，《男性气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詹姆斯·乔伊斯，1980，黄玉石译。上海：外国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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