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选取2010—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审计风险水平增加对审计收费、非清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探讨了审计师面对审计风险上升所采取的系统应对策略。研究表明：随着审计风险水平不断上升，审计收费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审计师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也随之上升，且审计师的应对策略呈现出一定的优序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审计师系统的应对审计风险提供参考。
关键词：审计风险；审计收费；审计意见；审计师变更；优序选择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时期，企业面临的经营下行压力也日益增大[1]，部分企业出于维持经营业绩、融资等各种需求和目的，财务舞弊的动机较为强烈，导致审计师进行财务审计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随之加大[2-3]。为了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范围内，审计师是更愿意采用扩大审计范围、揭示信息风险等积极应对策略，还是采用放弃客户等消极应对策略？在不同风险水平下，审计师是否存在风险应对策略偏好或优序选择？审计师为企业提供服务会收取一些费用，即审计收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风险的大小（高雷等，2010）[4]。通常，若客户单位存在较大程度上的审计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很可能会被审计师所感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会增加工作时间或增加更多的审计流程，进而提高审计费用[5-6]；此外，韩维芳[7]和DeFond等[8]认为，当面临较高审计风险时，他们也可能会出具非清洁意见；但是，若审计风险过高，超过了审计师可承受的合理范围，审计师可能会主动从风险较高的业务中退出[9]。那么，为什么处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审计师会出现不同的反应呢？对审计师而言，审计师采取不同的决策对应的成本是不同的。首先，提高审计收费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费用支出，但也会使审计师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增加审计意见购买的可能性[10]。其次，审计师采取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来降低审计风险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市场反应[11]，并提高企业的资本成本[12]。最后，对于第三种策略而言，一旦审计师选择辞职，则意味着审计师与企业关系的彻底破裂。总的来看，作为理性经济人，审计师应该会考虑每一种应对策略的相对成本。所以，上述三种应对方式之间很可能出现一定的优序选择。但在已有研究中，这些策略通常被视为审计风险上升所产生的经济后果[13]，且没有以审计风险水平的大小为出发点研究相应应对措施，且只探讨了审计师应对审计风险增加的单一策略。那么，审计师究竟会采用何种策略系统的应对审计风险水平的上升？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为背景，探讨了审计师面对审计风险上升所采取的系统应对策略，我们认为，随着审计风险水平的上升，审计师会优先选择提高其服务收费；当风险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审计师才会选择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当审计风险水平超过了审计师的承受能力时，审计师才会选择辞职，并引发审计师变更。换言之，面临审计风险上升，审计师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存在一定的优序选择。为了验证上述论断是否成立，以2010—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审计风险水平对审计收费、非清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进一步探索了上述三种行为是否存在优序选择。研究发现，随着审计风险的增加，审计收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审计师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概率也随之上升，且审计师的应对策略呈现出一定的优序选择特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审计风险与审计师的应对策略
近几年，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革新，审计作为一项集聚复杂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其中要面临的风险问题也随之增加。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审计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在被审计企业信息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审计人员面对的审计风险会上升[14]。为了补偿自身所承担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可能会向被审计企业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15]；Hribaretal.[5]还认为当被审计客户公司的会计质量较低时，审计师的应对策略有以下两种，一是付出更多的审计努力，比如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延长审计时间，或者增派经验更丰富、专业性更高的审计成员参与审计工作；二是收取更高的审计风险费用来弥补风险。此外，通过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若事后被审计企业或者审计师被起诉，审计师可以增强自身已经勤勉尽责的抗辩能力，减少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来应对企业因盈余操纵导致会计信息质量较差所引起的审计风险[16]；类似的，DeFondetal.[8]认为若被审计公司存在重大错报但不愿意改正，或者限制了审计师的审计范围，审计师会通过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来降低风险。但是，Krishnanetal.[17]发现，企业盈余管理所带来的审计风险若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审计师更有可能收取更高的异常审计费用来降低风险，但若盈余管理所带来的审计风险过于严重，乃至超出审计师的容忍范围，则审计师可能会辞职，通过放弃该项工作以避免风险。因此，我们认为，面临客户信息质量较差而引起的审计风险上升会导致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出具非清洁意见审计报告，也会有可能引起审计人员发生变换。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对审计风险的上升，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收费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对审计风险的上升，审计师更有可能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对审计风险的上升，审计师更有可能主动辞职，并引发审计师变更
（二）审计风险与审计师应对策略的优序选择
尽管审计风险的上升既有可能导致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也有可能引起审计人员变换，然而，上述三种行为往往不是同时发生的。换言之，审计师对面临审计风险上升的应对策略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序选择。DeFondetal.[18]认为，审计师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审计师希望稳定与被审计公司之间的关系，来持续赚取服务收费；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股东和管理层的第三方，基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需求，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因此，面对审计风险上升，提高审计费用无疑是审计师首先采用的应对之策。审计收费上升会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19]，导致审计师对客户的依赖程度上升，也不会对企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故在审计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审计师不会出具非清洁意见，也不会选择辞职。但是，随着审计风险的进一步上升，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而获取的收益最终也难以弥补审计风险上升所带来的损失，此时，理性的审计师才有可能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这是因为，审计师给企业出具非清洁意见将带来负面的市场反应，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20]，一旦出示非清洁意见审计报告，则意味着审计人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已经破裂。若审计风险继续增加，并最终超过审计师的承受能力，则审计师才会选择辞职，并引发审计师变更。总之，面对审计风险的不断上升，审计师在选择应对策略时应该考虑到每种策略的相对成本[21]。对审计师而言，对比各种风险应对策略，提高审计收费的成本较低，对财务报告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成本较高，审计师辞职的成本最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对审计风险的不断上升，审计师会首先选择提高审计收费，其次选择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最后才会选择辞职，从而引发审计师变更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删除了金融行业、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小于0或者行业年度观测值小于12的样本，最终得到了14247个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的Winsorize处理。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滞后一期以降低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的样本区间为2010—2019年，而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样本区间为2009—2018年。本文全部数据都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审计风险。被审计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常被用作审计风险的替代变量。已有学者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伴随着审计风险的上升[2-3]，为了降低风险，审计师可以采用增加审计费用、出示非清洁意见审计报告[8]以及放弃高风险客户[9]三种应对措施。由此看来，若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也就越高，盈余管理程度代表着审计风险水平高低，盈余管理程度可用作审计风险的替代变量。而应计盈余管理是最为广泛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作为审计风险的替代指标。通常，审计风险水平会随着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而上升。故本文以应计盈余管理表示不同审计风险水平的情景，以揭示不同审计风险水平下，审计师应对策略的优序选择。关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借鉴Billsetal.[22]的研究，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和DD模型来衡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模型（1）、模型（2）所示。（2）其中，Ta表示总应计利润，A表示资产总额，吟Rev为营业收入增加额，吟Rev为应收账款增加额，Ppe为固定资产，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为上述两个方程的回归残差的绝对值Absda1（修正Jones模型）和Absda2（DD模型）。（2）审计师应对策略。本文选取审计师应对策略的变量如下：审计收费的对数值；非清洁审计意见：若审计师出具了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则为1，否则为0；若审计师发生了变更则为1，否则为0。（3）控制变量。根据Billsetal.[22]的文献，考虑到影响审计收费的一些因素，分别控制以下变量：审计师特征（Big4）、公司规模（Size）、业务复杂度（Inv、Rec）、偿债能力（Lev，Liq）、经营状况（Roa，Loss）。本文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具体的变量定义详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本文构建以下模型：Yi，t=茁0+茁1Absdai，t-1+茁Controlsi，t-1+着i，t（3）其中，被解释变量Yi，t分别为以下3个变量：（1）Infeei，t：审计收费的对数值；（2）Maoi，t：审计师是否出示了非清洁意见；（3）Changei，t：审计师是否发生变更。Absdsi，t-1表示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Absdsi，t-1数值越大，代表着审计风险更高。若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成立，则应该显著大于0。为了检验在审计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审计师行为是否存在优序选择（假设4），本文构建如模型（3）所示的排序Logit模型：Responsei，t=茁0+茁1Absdai，t-1+茁Controlsi，t-1+着i，t-1（4）模型（4）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模型（3）相同，但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Responsei，t是一个离散的排序变量，表示审计师行为的严重程度。Responsei，t取3意味着审计师改变了，取2意味着审计师没有改变，但审计师出具了非清洁意见；取1意味着审计师并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出具非清洁意见，但收取了较高的异常审计费用（审计费用模型的残差大于等于行业年度中位数）；取0意味着审计师并未发生改变，也未出示非清洁意见，且只收取了较少的异常审计费用（审计费用模型的残差小于行业年度中位数）。若假设4成立，则茁1应该显著大于0。意味着在审计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审计师收取的费用逐步上升；若审计风险继续上升，则审计师会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但当审计风险水平上升超过审计师的承受能力时，才会发生审计师变更。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的均值大于中位数，并且采用DD模型计算的的均值也大于中位数，表明部分企业大量的采用了应计盈余管理方式操纵盈余。的均值为0.070，说明仅7%的企业聘请四大进行审计，即四大在我国占据的审计市场份额较小。的均值为0.150，表明样本中有15.0%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的均值仅为0.050，说明仅有5%的企业被审计师出具了非清洁意见，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审计市场的整体审计质量偏低。
（二）回归分析
（1）审计风险与审计师的应对策略。表3为研究假设1-假设3的检验结果。第（1）和（2）列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修正Jones模型还是在DD模型中，和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审计风险的上升，审计收费呈现出增加趋势。上述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1，说明为了应对审计风险的增加，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成本的投入或者收取一定的风险补偿，从而导致审计收费的上涨。控制变量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与本土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能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其余控制变量的符号也都符合预期。第（3）和（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因变量是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情况下，和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审计风险的增加，审计师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加大，研究假设2得到了支持。相应控制变量符号、显著性都大概符合预期。当因变量是审计师变更时，在第（5）列中，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在第（6）列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t=0.86）。结果表明，审计风险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审计师发生变更。总体来看，回归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3。（2）审计风险与审计师应对策略的优序选择。为了验证研究假设4，本文构建了如模型（3）所示的排序Logit模型，顺序变量衡量了审计师行为的严重程度。从表4中可以看出，1和2均大于0，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在审计风险的上升后，审计师会系统的应对。当审计风险上升幅度较低时，审计人员倾向于收取更高的费用；在审计风险上升幅度较高的情况下，审计师才会出具非清洁意见审计报告；当审计风险过高并且超过审计师的承受能力时，审计师与管理层的冲突会加剧，为了规避风险，审计师会选择辞职，这最终导致了审计师变更。因此，面对审计风险的上升，审计师的应对策略确实存在一定的优序选择。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文章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采取以下的稳健性检验方法：第一，对模型（3），当因变量为Mao和Change时，采用Probit进行估计，并对模型（4）采用排序Probit模型加以估计。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修正Jones模型还是DD模型作为审计风险的衡量，Absda的系数仍然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剩余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也大概保持一致。第二，Huang等[23]指出，客户议价能力能够影响审计收费。鉴于此，我们在模型（3）中加入客户议价能力（Power），重新估计审计收费模型，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修正Jones模型还是DD模型作为审计风险的衡量，Absda的系数都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三，以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影响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24]，也能影响审计收费的高低。鉴于此，本文采用迪博公司编制的内部控制指数（ICscore）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衡量标准。将ICscore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3）和（4）并重新估计上述模型，研究结论基本不变。第四，我们改变了可操纵性应计的度量方法，采用传统的Jones模型来衡量审计风险，并重新估计全部模型，研究结论基本不变。
五、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审计报告被社会广泛认同，由此带来的审计报告权威性不断被提高。同时，提升审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类似的，审计师面临的风险也不断上升。为了进一步探索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导致的审计风险水平上升，审计师行为是否存在优序选择，文章以2010—2019期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和DD模型作为审计风险的衡量，检验了审计风险对审计收费、非清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探讨了审计师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导致的审计风险上升所采取的系统应对策略。研究发现：（1）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审计风险上升会导致审计收费的上涨；（2）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审计风险的不断上升，审计师出具非清洁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也随之上升；（3）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审计风险的不断上升会导致审计师变更更加频繁；（4）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审计风险不断上升，审计师的应对策略存在优序选择。审计师会首先选择提高审计收费来应对风险，当提高审计收费带来的收益无法弥补审计风险上升带来的损失时，审计师才会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当面对的审计风险过高，并超过了审计师的承受能力时，审计师才会选择辞职，并引发审计师变更。本文研究表明，审计师会系统的采用风险管理的方法降低审计风险。本文研究成果可以为审计师有效控制审计风险提供借鉴。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审计收费提高、被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审计师发生变更可能是审计风险上升的结果，这一结论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作者：胡华夏 李怡雯 熊毅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