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立以来就一直处于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中，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一讨论也霎时风靡全球，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才算真正站稳脚根。然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创造与发展却总会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那当前我国哲学方法论是如何发展的?其研究对象、目的及原则又有哪些呢?本文将从我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出发，分析其研究发展的特点、认识其存在的不足，从而为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做一些建议。
一、当前我国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
(一)当前我国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特征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课题相当重视，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发表也不断推陈出新，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当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都只是对中国当代哲学人物的著作进行大量引证和转述，却没有自己的见解。比如有许多文章篇幅虽近万字。但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加有引号的引文。对于不带引号的部分大多数也是对原作者著作的转述，在这种文章中根本就看不到作者对于他所研究的哲学人物的分析和评议，更不可能找到他对所引用的哲人语言及观点的理解，这类文章只是层次最低的研究成果而已。
2.大多数作者在对哲人的著述、观点进行应用时还极力想弄清楚事实的是与非。比如在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即“内圣外王”之道时，有的作者分析说儒家比较看重‘内圣’;有的作者则着重强调说儒家人格极力推崇“外王”，而现代哲人冯友兰在其著作《新原人》一书中则指出儒家所说的“内圣”是指人的思想修养，它要求通过培养锻炼以达到内在人格的完善和圆满;‘外王’是指人的社会作用，它要求人投入外在世界的政治活动中去完成社会使命。
3.在对哲人思想转述与引证的同时热切关注现实社会，从而对这些哲人先贤的思想观点作出中肯的是非评估以及社会意义的判断。比如在对孔子“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中，有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了他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并中肯地指出：“这是孔子作为一位有有抱负的读书人的一些政治理想，表达了他对当时战乱社会的不满以及对百姓疾苦生活的同情”;然而很少有学者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之后还会进一步考虑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并把它与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我们的现实社会服务。
有了科学的方法才会使人们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从而获得更为辉煌的成果。而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普遍运用也必将成就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未来。
(二)当前我国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原则
1.遵循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原则。
所谓理解的历史性，是说要还原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形，然后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哲学思想放回属于它的那个时代，分析它在当时社会中实践意义;而所谓诠释的“相应的”是指对于古代文献、古代哲学思想资料我们不能作抽象的、超历史的、粗暴的、非客观的、望文生义的解读。
2.遵循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原则。
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没有国别和种族，但不得不说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却是有国别的。因为人文学科受种族和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且人文学家的创造也具有不可重复性，这就是其必然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哲学是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规律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其发展变化也受国别与种族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能磨灭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3.遵循“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原则。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梁启超曾说：“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使用，只能再加一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然而中国哲学的传统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间的这种差异也是的确确存在着的。其次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哲学跟随着历史的脚步也同样经历了先秦至现代这上下两千多年的洗礼，因此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二、当前我国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在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缺乏求索精神。当前在我国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只具有满腔的热忱而缺乏对现实的求索精神。只是浮光掠影地翻翻史书，对某位哲学家所处的现实背景略知一二就去对其思想发表议论，并没有真正深入的查找资料、进行比对、深入研究过。
2.忽视了各个时代、各个派别的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时代背景。哲学是来源于生活的一门学科，因此在研究其方法论时就必须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不同时代、不同派别其哲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其方法论研究的重点。
三、关于当前我国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建议
首先，需要重视理性精神。一些西方哲学家曾强调“哲学首先是真理，其次才是方法”，以这种观点来看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研究“真理”的方法，所以说理性精神是哲学方法论的根本特点。而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赋予事物以普遍形式。许多学者也都认可“哲学是光辉的日出，理性的从地平线上跃起，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热闹喧嚣的白天”。由此可见理性精神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哲学进行研究分析时，必须时刻具备理性精神，以理性思维去分析、思考问题，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真正本质。
其次，正确处理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片面的西化思潮，当时有些学者就以为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有理性，很完美;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无理性，很糟糕。这其实是他并未读懂中国文化经典，同时也并未真正理解西方文明而已，他们不是全面理解这些思想系统及其背景与特性，而是由这种立场或情感出发，即他们既未读懂孔子，又未读懂苏格拉底;既扭曲了孔子，又扭曲了苏格拉底，强为比较而两相伤害。
最后，关注现实社会，注重实践意义。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哲学研究目前存在着严重的转述与引用现象，许多作者都是没有自己的思考与理解的。那么要怎样思考与理解呢?其实这就是有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谓“知”也就是我在文章之前所讲的要还原哲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去理解其思想的现实意义;所谓“行”就是要结合我们当前的社会现象，将哲人的思想用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做到古为今用、做到“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这样我们的哲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与价值。
四、结语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几经波折，改革之初，一些中国哲学的研究着重将哲学广义的理解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又将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使哲学有了多元化的特点，90年代之后又有人提出将哲学史转为哲学论的观点。可不管其名称与研究对象的如何转变，我们都肩负着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重任。
作者：石芳燕 来源：金田 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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