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论文联盟http://称。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自成一套体系，涵摄于中国人的思维、生活、对外交往之中，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摆脱的一部分。国学争鸣的背景是在世界日益交融、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能否与世界先进文化相衔接?
一、国学争鸣的“主题”
“国学”概念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华民族面临着保国保种的困境，发扬国学，意在反制全盘西化、凝聚民族精气神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的一轮传统文化热、读经热即“国学热”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最近，关于国学问题出现了一次争鸣，它发端于刘泽华先生的《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争鸣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进行的。
(一)国学学科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把经学科分解于其它学科之中。今天，围绕是否有必要设置国学一级学科出现了两种观点。
刘泽华、蒋寅、李宪堂三位先生持不赞成观点。首先，国学已经失去了社会背景依托，现行学科已经涵盖了传统学问。国学热反映的是“人们无所归依的文化乡愁”。因而，设置国学一级学科必要性不足。其次，国学学科自成一个知识体系，在现有学科分类体系下国学研究对象、领域、学科建设都不明确。因而，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可行性很低。
陈启云、王达三、吴光三位先生持赞成观点。首先，国学“可补救现行各科系乃至各学院的学理与内涵互相割离和隔离的缺点”。还可起到作为“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的作用。因而非常具有必要性。其次，参照西方大学设置“宗教系”经验，国学学科设置并非空中楼阁。应否设置国学学科应该从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观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出发给出答案。
(二)王权主义
自封建以下至民国，君主制是传统中国的主要制度形态。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是“阴阳组合结构”，阳主阴辅，君为阳，臣民为阴。社会被笼罩于王权主义之下，王权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王权不但是一种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决定着政治思想和社会形态。
王权主义等同于专制主义吗?首先，在社会效用方面，方朝晖认为“尊王”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社会发展。“忠君”则意味着从大局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忠于自己良知和做人道义。其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梁涛认为不能用“王权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王权在“提倡教育、重视文化、宗教宽容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可能，”再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顾家宁认为古代王权在专断力量方面强大，而在穿透力量方面则是很弱小，也即渗透力量很弱小。最后，在制度的运作方面，陈启云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互动性的存在，不能作为推崇君权的例证。因而，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并不是笼罩一切，控制一切的独裁专制。
(三)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塑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因而。正确认识传统中国必须正确解读儒家思想。
1.儒学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用小、阻力大
首先，刘泽华认为儒学反映的是一种臣民文化，其中心观念是“分与和的组合结构”。儒家崇“礼”，“礼”代表的是一种等级性的和谐，与平等、自由的现代政治思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儒家的“王道论”归于王占有道，道出于王。而“民贵君轻”在“尊君”——“罪君”的思维结构下，是一种帝制统治思想。再次，儒家以伦理入政治，主张“贤能政治”，缺乏对权力腐败的制度设计，成为专制的工具。
2.儒家思想并不是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而是起着建设性的批判作用
首先，儒家尊“仁”，仁者爱人。以仁爱思想为主旨的儒家思想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等方面具有历时性、普世性。其次，儒家主张“礼治”，礼治不能等同于专制，礼治要求君臣恪守“礼”规定的行为规范。儒家崇三代之治，宣扬“公天下”，提出君道、臣道，这是从对春秋时期的“家天下”、君臣无道的批判出发。道是价值本原，儒家以“有道”为标准批判“无道”，道高于王。
解读儒家思想，既要看到思想层面的儒学，也要看到制度层面的儒学；既要看到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学，也要看到被不断丰富与改造的儒学；既要从现实出发，也要具备历史的眼光。解读儒学应该用辩证的方法，顺应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要求，以启蒙的精神批判儒学，以儒学接轨启蒙。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
方朝晖认为民主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安排，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关系本位和群体主义的文化习性决定伦理本位、贤能主导、礼大于法是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方式。
其它学者认为民主具有普世性，人权、自由是它的本质。中国文化特点是关系本位而非集体主义。例“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中国近代祸乱不断正是传统专制之恶果，当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民主法制。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贤能政治，这是适应小农经济下的政治理想，其价值在现代社会仍有意义。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抹杀世界民主潮流，倡民权、行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都呼唤民主社会的到来。处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之路。
二、国学争鸣的背景及成果
(一)国学争鸣的背景
第一，文化已经被提升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逃脱不了的文化胎记。“国学、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固本之学”，“正因为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主要是‘失本’，所以现在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即回归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回归中创新，而固本的学术基础就是国学”。“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源’和‘流’的关系”。
第二，国学热源起于世人对“天下亡”、“人类亡”的关注。“天下亡”反映的是对道德与文化沦丧的担忧，“人类亡”反映的是对生产发展方式的担忧。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伦理困境、生存困境、发展困境、精神贫乏、行为失范等问题，而这反映的是一种价值错乱与迷失。在普通群众的观念中，国学是一套价值系统，是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可以很好地填补这一精神缺失。此外，国学是一个价值系统，追求的是“道术”，很多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框定国学，于是出现了分歧。
(二)国学争鸣的成果
1.国学争鸣取得的成果
首先，在思想层面，虽然对传统文化主干思想——儒学——的解读存在偏差，但参与各方基本认可这一说法：儒家思想中虽有精华也有糟粕，但仍有研究之必要。各方仍然无法达成共识之处在于：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有多大价值。
其次，在制度层面，对王权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认为王权制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制度模式，民主制是中国未来政治模式却是大家的共识。
再次，在方法论层面，辩证分析方法是学者们的共识，在对事物的分析中普遍采用了历史分析法和二分法，在否定消极方面的同时也肯定具有的积极方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对某一问题是肯定与否定在学者意识中占多大比例的问题。
2.国学争鸣亟需注意的方面
首先，争鸣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在这次国学争鸣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探讨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以对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行作答，虽然探讨的是同一主题，但得出的结论则有着天壤之别。对传统文化进行探讨时必须分清思想、制度、器物层面，它的对应物也只能是现代文化下的思想、制度、器物层面，如此探讨才有针对性与深度。
其次，国学是一个大的体系，争鸣中既要立论宏大也要关注具体。这次国学争鸣主要探讨的是思想、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立论宏大能使人一窥全豹，但也易犯明于说理、拙于明事的毛病。中国传统文化因地域、时间、社会、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有着多种样态，而任国征在探讨具体而微的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尝试。其中一篇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学思想的文章认为传统文化偏重于建章立制、感化教育；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江南国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江南诗性文化。这种具体而微的研究为当前国学研究做了很好的补充，有其重要的价值。
再次，对同一对象研究后得出相异的结论既由于视角、立场的不同，也由于立论的基础不同，因而，争鸣中必须关注对方的立论基础。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批判社会中的封建残余，但也要避免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在看到王权、忠君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因而，既要“警惕儒学成为不容碰撞的意识形态”，也要警惕“现代化、民主成为不容碰撞的意识形态”。
三、国学争鸣的三大启示
国学热的根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热。何谓传统?“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对现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当中精选出来的，是现代人通过对过去的重构或者新构的方式所构建起来的”。而争鸣是对传统的不断体认、阐发、批判性继承的一种方式。放在宏观的时空大视野中对国学争鸣进行再思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学理价值。
(一)历史与现实：历史上的学术争鸣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学术争鸣与封建王朝始终相伴，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政治思想，真算得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争鸣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是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是学术争鸣健康进行的背景前提。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思想的轴心时期，是与当时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包容的社会心态分不开的。
二是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后长期占据中国思想界顶峰，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已是经由董仲舒借鉴了其它学术思想后改造而成的儒家，此后历经玄学、佛学、道教，儒学内部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天理说与心性说，朴学等等不断争鸣与衍化而成当今之儒家思想，故而，批判与继承是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的主要方式。
三是梁启超论及国学复兴时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儒学后人以包容心态采诸百家为我所用，方开出儒学长盛不衰之历史。故而今日学术探讨，更应该以极大的民族自信心采诸西洋治学方法，取其所长补我所短，不可偏一而废学。
(二)思想与制度：思想之弊抑或制度之弊的检讨评估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中国封建王朝正式终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直至今日，关于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仍被广泛关注。现将有关学人思想与制度的观点作以梳理：
一是表现在思想上，黄远生在《国人之公毒》中指出：“故曰中国之病，由于政治不良，由于社会不良，由于道德不良，由于智识不良，皆是也，皆非也。以余武断，其受毒之地点，在思想界；其所受之毒名曰笼统；此外元别物也”。笼统主义表现为“无统系，无实质，无个性，无差别者皆是；其所发生之现象，则为武断专制沉滞腐朽因循柔弱，凡在今日为造国保种变化进步之公敌之病象，无一不归之”。
二是表现在制度上，梁启超认为“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任剑涛认为“儒学是就成贤成圣的君子理想人格裁取伦理中合人心、合人生亟须的内容，也是就成为圣王的政治理想人格裁取政治中合仁政、合德治祈求的意涵的”。李泽厚认为：“春秋战国是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过渡时期”。同时，钱穆认为“直要到秦汉……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
(三)西方与东方：对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权的思考
西方现代文化相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鲜明体现于：解放了人，人从神或上帝、君权或贵族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是一种伦理政治，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是一种一维线性结构。而西方文化传统下的政治论文联盟http://模式则为法理政治，法理政治是三维立体结构。法理政治在理论架构上由神学——宪政(法理)政治的超验思维，哲学一宪政(法理)政治的形而上学之维，科学——宪政(法理)政治的具体制度安排三个维度，关联着形成其理论支点。神学显示政治的神圣公正性，哲学显示社会正义原则之普遍、持续的有效性，科学把社会独立要素纳于具体运行中。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法理政治)相比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政治)更为完备，结构更为紧密，契合更为协调。因而当儒家思想遇到现代社会后，“一方面，当工业社会具备了取农业社会而代之的普遍必然性之后，发展成为社会运作的最重要主题，稳定及维护稳定的儒家伦理政治就丧失了社会支撑条件。另一方面，当社会日益复杂的分化，使得单一的伦理化治理规划严重滞后于社会需要时，一者伦理政治想以其道德层面收拾人心的功能会受损，二者伦理政治思想以其政治层面整合社会的功能不得发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大工业化的推进，人日益要求从各种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西方文化实现了人的这种解放，进而使西方国家能够后来者居上超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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