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孔子教育是传道解惑，所以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这个“道”，表现在言上，就是学问思想的出处；表现在行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儒者的人格担当。
现时的主流学者，认为儒学即包括了儒道在内，是一种学问或哲学，更据此作出“所当然、所应然”的划分，认为儒学的核心在“所当然”部分，也即是五经所载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主张。根据这种表述，“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是可感知的；未发的道德意识，未发表的学术思想，未实行的方法，是非经验的。”虽然学者们也提到“如何追究已发、已见、已行背后的根源而获得道”，但是这种追究其实只是哲学上的考证、推敲和思辨。*
按照这个理路，儒学传续的重点在训诂和诠释“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儒学研究，更是把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拿过来，作为现代诠释的主要语言，甚至赋予现代儒学的意义了。
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儒道传承的问题。
一．儒道
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所有一切“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都是这个“道”的衍化和表现。离开“道”，这些文本言语方法，就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
我认为儒道的含义，广义的说是孔子所悟的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的真谛，狭义的说是孔子所传的做人的道理。孔子是根据自己的体悟来指示学人达到圣贤境界的方向途径。古人论道，自己悟得十分，才肯向人道得一分。在这里，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古人比喻为“以手指月”。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雍也》）孔子在讲授五经的过程中以“述而不作”的方式融入了自己的体悟和见解。但求道既是为己之学，孔子其实从来没有试图在五经中系统地阐述自己所悟之道，像现代学者们臆测的那样动辄“建构儒学理论体系”。古代圣贤施教，都是因病给药、因材施教、因境施教。譬如《论语》集孔子同学生们相处的语录而成书，其中与子贡、子张、樊迟等人的对话即是证明。学生中没有人达到能够领悟的水平，所以孔子也就没有机缘说，没有完全体现在文字记录里面是必然的结果。难怪孔子的学生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如果把五经的文字当作孔子所说“道德仁”的全部内容，那就成了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为什麽要这样说？《论语》载孔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圣人的一言一行如同四时行百物生，都是从心上自然流出。好比太阳放光，从来不会先去想一想“我要不要放光”。如果凡事还需要想一想，需要推敲哲学逻辑或道德义理，那早已不是了。从这里正可以体味“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中庸》）宋儒讲到“形上形下”、“已发未发”，已经隔了一层。《中庸》一书传孔子心法，则曰“诚者天之道也。”
这个诚的境界，超越一切文字言说。如果勉强用现代语言来指认，这就是人们摆脱私心和我执时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是经由证悟而得到的主心骨。从前禅宗的临济祖师有三玄三要，其中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籍里头人。”就是看穿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私心我执牵着走，不得自由。经由儒道的证悟，可以使我们了解并回归到一尘不染、人天不二的心灵境界，止于至诚至善之地。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朱子在这一条下面注解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朱子认为心与天是两个物体，心主人，天主理，因而把心与天分作两节，把尽心的前提归结于穷外在之天理。虽然穷极思辨，但是大有问题。
学人体证悟入，就会明白确切地了解，原来此心与天是一而不是二，不需要走弯路去另外寻觅一个天理。（这个道理，思辨学者或许能说而不能真知，能说而不能得实际受用。）所以“尽乎心量”，只是一个去其私蔽，复归其清静本体。好比云破月出、图穷匕见。私念不生真心现前时，清静虚寂，无内外、无大小、无远近、无终始；就能认得我们的这个自性，“不见而章、不动而变”。然后真理不假文字言说、直觉地直接地从我们的喜怒哀乐上，如恶恶臭、好好色那样自然地本色地呈现出来，主持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这才是知天理。可见先圣所教，原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才能知天理。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王阳明举“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而形象化的说明。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都是说的这一件事。你若认得它时，天命即是性，性即是道。政治、道德、科学、技术，夫妇子女，乃至穿衣吃饭，都可见是这个道的显用。秉持真诚无私之心，胸怀坦荡，随处所作所为就是君子儒的“直道而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正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这个诚的境界，是一切道德学问的基石。《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研究儒家道德伦理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孔子却指出，无论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智）、修身治国的智慧品德（仁）、还是对于生命价值的坚持（勇），学人悟入诚的境界，就抓住了一条掌握天下最高道德的主线，就找到了主心骨。然后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术里面，更可以验证“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了知一切内外、大小、远近、终始之别，不惑于爱恨、善恶、生死、气质之辨，乃至于指导今天的日用伦理、学术研究、社会与科学发展。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萧惠问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古今学者根据“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论断孔子的世界观，争论不休。其实孔子所悟固然超乎生死，而阳明在一千多年以后上承“不知生焉知死”之义，都不是靠文字上得来。
孟子曾论及道德的三个层次，对我们今天追求道德学问颇有启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章句下》）
这里的第一个层次：口眼耳鼻身代表本能的物质的欲望，若是这五欲（还可加上金钱名位）做了人的主宰，品行便与禽兽没有根本的区别。第二个层次：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由于仁义礼智和天道的规范，使物欲得到制约，因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升华为君子人。在这里，命与性相对，是外在于我的。仁义礼智和天道作为对人的道德约束，学人对仁义礼智和天道的求索和敬畏，这些都是于文字言说上求学问的境界。第三个层次：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程子注解说：“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所以这个性，是指我人悟入孔子之道而发明的自性。虽然外表上还是原来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内里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真诚无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更有什麽仁义礼智和天道！
这个诚的境界，孟子主张学人深入体悟，才能“自得之”。孟子把它比作大海的无尽源头，“苟为无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学人或直下悟入，仰观其大既是天理，暗室扪心也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本自具足，毫无亏欠。这是“自诚明”。或如唐诗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亲尊贤、恻隐不忍的天然情感，就是人人可见、人人可行的诚之端倪。从此深自悟入，是“自明诚”。所以孟子说“反身而诚”，阳明谓“简易广大”。虽然时代变化，虽然个人的机缘和条件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中庸》）
真能悟入而贯通，就能了解儒道的价值原是普遍的绝对的，不曾变也未曾移，而它的一些具体的主张、论说、和形式则是与时俱进、变通无碍的。用这个观点看古今儒学，学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势环境下努力寻求的本是同一个道，虽然论说纷呈，政见歧出，甚至有尖锐对立的学术论争，如同千江流水千江月，但月亮本身没有新旧变异。古人对此有个比喻，说好像是身处黑漆桶里，一朝“打落桶底”、豁然开朗。表现在言上，就是学问思想的出处；表现在行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儒者的人格担当。现今很多人批评儒学不能实践，这个病根就在于缺少实证的体悟，身在黑漆桶中还不能自知。而现代哲学家们认定它是“非经验的”，其原因正如阳明先生在四百年前就指出的：“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传习录上》）
打一个比方。我们走在大街上，看这个人气质高贵、那个人形象猥琐。有一天忽然大家在洗澡堂里面遇到，裎裸相对，却不觉得有什麽差别。这时回想在大街上的情景，才醒悟原来我们一向都在以衣冠取人。《论语》记载，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往往给出若干不同的答案。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韧。”对樊迟说“爱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对鲁哀公的提问，则说：“仁者人也。”再三再四地解说，弟子们仍不得要领，孔子只好对他们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大道就在眼前放光，是你们不认得啊。
常听到有人说，孔孟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所以要用西方哲学重新诠释，甚至“重构”，才是现代化。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借用禅宗的一则公案：学人问佛法，马祖大师指着墙上挂的掸子说“即此用、离此用”。即此用，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掸子；离此用，是借这个掸子所显现的无尽佛法。世人只见掸子，未见真法。把古书翻得烂熟，只是搬弄掸子。拿西方哲学来说事，也只是搬弄掸子。又恰似赶着自己的影子捉鬼，终不可得。
我们高张儒道，其实并不否认“学”和经典的重要意义。因为孔子之道，不在四书五经，也不离四书五经。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见对“学”的重视。这里有个区别：如果只是以获取知识为目标，方法学术便是做学问的内容了；而如果要寻个立身立命之处，就不是言语文字方法学术等等所能及。《中庸》讲：“修道之谓教”，佛家讲“一切法如影、一切法如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不把学术言语方法看作唯一的学问，而是如同圣人的演示、身影、脚印、和回音余响，那正是可以启发我们、指引我们入道的门径。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章句上》）学习孔子之道，应作如是观。
二．例证
[ 例一 ]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甚至是唯一的传人。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回从孔子那里学了什麽？最有名的就是《论语》中所记载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答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颜回的志向，是“愿无伐善、无施劳。”其平生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在今人看起来实在很稀松平常。
然而孔子却是这样至高的评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为什麽孔子的评价与我们在文字上面看到的事绩有如此鲜明的反差？唯有孔子能见颜回的修养功夫：“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这正是因为对道、德、仁的传授和学习，真实的内容和功夫不在文字书面之上，而在文字之外。我在拙文
《论语札记》中曾经这样说：
以“克己复礼为仁”为例。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什麽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复礼”是为初学者说，从日用伦常中、从起心动念上入手，克服私欲逐步趋向于仁的境界。在这里，克己才是修仁。周礼在当时最完美地体现了三代仁人的精神，因而礼被用来作为修仁的载体和尺度。好像禅宗参话头，是达到明心见性的手段一样。古今很多人误会，认为克己只是死板板地行礼如仪、不苟言笑，或者外表符合礼仪就已经是得仁了。其实正好相反，克己复礼的意义在于仁心外现于礼仪。这与佛门念佛的意义不在口而在心是一样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此则极言功夫从脚下做起，从今日做起。乃至一时一刻都不间断---“无终食之间违仁”。
[ 例二 ] 朱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学问之博、好思之深，无出其右者。
朱子的治学方法，对后世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到格物致知，朱子主张：“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与理会过”（《语类•15》）。读书辨理而勤奋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独步古今。
但是今天公认的结论，包括朱子自己也承认，他没有悟入孔子之道。朱子曾自述：“余早年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中和旧说序》）“昔闻之师，以为当于未发已发之几默识而心契焉。向虽闻此，而莫测其所谓。”（《答何叔京书》）
朱子晚年更深自检讨，散见于书信往来。如《答吕子约书》云：“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汨溺於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 ”而《答张敬夫书》有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於本旨全不相照。”
“无本以自立”，“於本旨全不相照”，朱子之痛，痛何如哉！
三．儒学面对挑战
在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辛亥革命消灭了儒家经论借以更新完善的社会基础----中国封建制度，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故。”。儒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问题的根本所在，不仅仅是子孙的汉服汉字，也不仅是儒家学说的文本国故。跨出这种经院式哲学的理论层面，我们就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一面是引进西方生活方式和现代科技经济的繁荣，另一面是拜金主义和金权结合的腐败，和现代化都市背后的旧式贫困乡村。对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而言，社会民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对接受应试教育失望无奈，我们的部分官员和教授学者在里面扮演什麽角色，恐怕不用多说。占中国人口80% 的农民（除了沿海地区以外）生活在怎样的沉重负担之下，也请大家读一读《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
让我引一段这本书中的调查资料：安徽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小县，由财政养活的竟有一万人，由各种乱收费养活的又有五千多人。中央部门的收费项目就有九十三项，地方政府的收费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这还没包括乡村难以计数的收敛。例如，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征收十四项费用！（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出版第152、172页）农民投告无门，抗税事件和伤害人命的镇压事件屡屡发生。
陕西蒲城县是有名的贫困县，贫困人口占26%，却耗资数百万元，由从县到乡各级领导参加动员，全县搞“歌颂精神文明”的歌咏比赛。县财政的赤字达到了2000万元，这个钱从哪里出？当然是从农民那里收。2005年，就有农民为税而被逼自杀。（据中广网报道）
显而易见，现代儒学如果只局限于哲学式的说文解字，或者从四书五经中摘取片言只语来标树儒家道德伦理、政治理想，或者试图引进西方哲学来求证五经在现代的“合法性”，但不能用来指导解决由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能用来解答下一代人的人生困惑，这样的儒学便要在现实中被淘汰出局。
这便是儒学面对的挑战。
四．溯本归源
以上所说，约略地揭示了当前儒学之病。而治病之途，只有回溯到孔子之道。
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儒学教育是以传道解惑为宗旨，是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学术，不可以当作哲学专业或业务看待。传统儒学的精神，如《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个步步紧扣的过程，而以笃行为博学之指归。譬如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四端”：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辞让为礼之端，是非为智之端。我们读书是学，推己及人是行。行顾言、言顾行，一日三省，也只是叫我们放下一个“我”字，去体贴那个无我无私的境界。直到能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才是真见道处。
道不远人，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现在的百姓，教育水平大大高于旧时代，博士博导的数量都在成倍增加，为什麽识字读书仍然不知？这是因为，儒学的精神不只于日用伦常守得两句闲言语，而是要时时深入反省，寻取向上一著。 从这里体会得孟子说“反身而诚”，实在是对孔子之道的非常切近的引导。俗话说，取法乎上而能得其中。儒学教育应该设立这样的高标准，才有可能走出江河日下的格局。
能学不能行，这是当今许多人都指出的问题。最近的郑家栋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还有人引证西方学术传统，认为研究讲授儒学只是职业，应与学者的道德操守区分开来。这个问题的症结，是现代儒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已演变成为一种“研究儒学”的纯粹学术，而不再是心追力行的学问。向思辨的西方哲学寻找方法和出路，导致传统儒学精神的衰亡不是偶然的。
其次，儒道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有一段名言：“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下》）这是阳明先生从千难万死中得此，特为后学拈出，意义深远。
说起知行，很容易就想到知识与实践的话题，把学儒看作是少数人埋头做学问。这是一个根本的误解。孟子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豚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章句上》）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个启发。
（1） 儒道不属知识思辨。这里的“知”不是知识，而是良知，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这个天性是人人本来具有，不因学问而增加一分。你看孟子所举的圣贤，舜“异于野人者几希”，傅说、胶鬲、孙淑敖、百里奚，也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做起善事来“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是不暇思索，率性而行。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学习儒道，就是要体悟、恢复我们本来具有的这个天性，而不是去哲学里面另外求（时髦的说法是“建构”）一个理。好比有人见不到自己的面貌，于是千方百计地照镜子。有的镜子照出来美，有的镜子照出来丑。因为爱美嫌丑，还与别人争得头破血流。其实无论怎样照，都不是本来的面貌，都不是真的。我们读书、受教育，是入门的途径和助力，不能把它当作了目的。
（2） 知与行本来是一不是二。心性本寂，随感而通。舜就是一个绝好的榜样。所以先圣传道，曰“唯精唯一”。知行不二，就是其中本有之义。那末为什麽现在又来说知行合一？因为我们的这个天性，被物欲所污染蒙蔽，被一个私心牵着，颠倒懵懂，所以把知行打作两件事。 “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 （《传习录下》）这个批评一针见血。
因此，儒道至大至深，而圣人之学，却在一念存善除恶的当下把握之中。现在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回头猛省，做去私存真的功夫，找回我们天性本有的观察、判断和应对一切事物的主心骨。那时纵横洒脱，有什麽知得行不得、行得知不得？你反对应试教育和腐败吗？那末从改变自己的生命开始做起；你要担当社会进步的责任吗？就从自己的一念发动处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不同于文革时的“斗私批修”那种互相检举揭发挖隐私，也不是非要去边远地区办小学，不是非要轰轰烈烈一窝蜂地搞运动，而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做的自我反省功夫。小而言之，这就是“君子慎独”。或者大而化之，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第三，儒道的精神是脚踏实地，与时俱进。人们说“现代化”的时候，常常把它和儒对立起来。其实儒道教育与专业学习不相违背，与农工商不相违背，与现代化不相违背。为什麽？《论语》载樊迟请学稼，孔子曰： “吾不如老农。” 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孔子的教育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只是高屋建瓴，先教你做人之道。悟入道体，自然会成就于一切专业技术领域。你去美国学电子、去德国学化工、在朝为官、在野经商，都只是你这个人。过去穿长袍，现在穿西装；过去讲君臣，现在讲民主；也都只是你这个人。所以说“谁能出不由户？”（《论语。雍也》）“不诚无物。”（《中庸》）就是教你做一切事情有主心骨，如是而已。换言之，儒道教你如何掌握现代化，不沦为现代化弊病的奴役。这不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吗？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儒道贯通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也就不会仅仅在形式的东西上抱残守缺。终日辩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孔子之道恰是南辕北辙。古人悟道，放言“六经为我作注脚”。今人不见道，却以六经为西学作注脚。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就指出：“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说道统也好，说改革进步也好，一项措施的效果常常不是取决于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涵；又要通过经办人的行为向社会发出信息，来传达它真正的的意图。一味地炒作形式口号、创造新名词，对于儒学和社会都不会有助益。民初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曾经指出：“侈谈立国而罔顾立身，不知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尚不能立，安能立国？”时至今日，这仍然需要我们深思。为什麽所谓学术腐败层出不穷？为什麽强调道德教育的大学，却把努力放在圈钱盖大楼上？很多地方领导，也都是受高等教育和长期的政治教育。为什麽还有搜刮浪费民脂民膏、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九月里，国务院刚刚发出红头文件，禁止贫困地区盖大楼、大吃大喝。类似的文件在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这一次农民们就真的能受惠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反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法律能不能真正发生应有的效应，说到底是干部素质人心的问题，这是社会安定进步的根本。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孔子之道，如果我们在各行各界形成一个潮流，就能有效地回应以上现代化的挑战。
第四，有识有志之士，应当把眼光从学术界小圈子里的思辨和论争，转向在高等教育和社会成人教育上普及和继承孔子儒道的实质努力，为改善社会人心实实在在地出一份力。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理念上，重要的不是另起一套理论学说，去标新立异，而是真正把经典作为道的载体，要体悟孔子之道的简易广大。最近，温家宝总理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由于目前教育体制上的牵牵绊绊，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我们这些民间的教育功能上。因此，民间书院就有了重要的意义。书院是社会教育资源的民间组合，它可以不背包袱，兼容并蓄，吸引高校师长们广泛地参与合作教学。教授和学生，大家不为名来，不以利聚，真正办一回教育。主义之类又何足道哉。
（2 ） “学而优则仕。” 作为儒学教育的产出，这个“学”不是只有学问，而是懂得做人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能为社会做表率。所以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现在大学办很多经理班、干部班，当然首先还是冲着人家的钱。没有钱不能办事，有了钱可一定要办正事。书院可以作为一种体制外的教学资源，与大学合作，也把儒道教育包括进去，把这个成人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各个层次的国家和企业的干部素质教育体系。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儒道教育对机关企业的运行必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学生应该是儒学的丰沃土壤。可是现在大学生面临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压力，据说北京高校有17% 的学生有精神抑郁症状，有轻生的、有混文凭的、有退学的，彷徨不知如何自处。大学教育目前虽然有它自身的难处，但能不能协调开放书院走进去开设学位规划外的、自由参加的儒学讲座和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开启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3）在面对大众的教育内容上，老老实实地从一部《论语》教（学）起，搞一个民间的《论语》再教育。“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妨把训诂考据、文献研究、断代研究的事，留给少数学问家作为文化事业去做。另一方面，目前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学术意见看法。但也不妨，可以各教各的。重要的是大众在学，青年人在学，学了以后会有他们各自的体悟。
我们寄希望于一部分真正致力于体悟孔子之道的学人，打破现今“为人之学”的风气，从立命立身做起，以身作则，进而教育学生、影响社会，重塑我们社会的人性基石。
结语
德不孤，必有邻。欢迎学界前辈、同侪学人批评针砭；更期望有同志诸君共襄义举，付诸行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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