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文本本身显发出来的“性情志尚”,“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允升于大猷”之天降人受而又与天冥合的纯情挚性以及“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之综合性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层层设问,步步推进,深入地研究了《尚书》的性情思想;本文在《尚书》与孔子、思孟相关思想的比较中,来界定《尚书》性情思想的特征,又从《尚书》的性情思想特征出发,来寻求先秦儒家由《尚书》到孔子、再到思孟之性情思想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尚书》;性情思想;思孟学派;阴阳五行
《尚书》具有丰富的性情思想资源。由于它植根于三代历史兴衰更替的动荡之中,大凡作者们都经历了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所带来的情感煎熬和振荡,因而对人本身以及人类社会的思考就特别深刻,并由此而奠定了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基调,树立了某一特殊的理论范式,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一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云:“文不易为,亦不易识。观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于工拙疏密之外,庶几知言知人之学与?”《尚书》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但其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体恤苍生,诛讨独夫的思想后面,毫无疑问是有性情支撑的。《文心雕龙·原道》有云:“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可见,刘勰是感受到了《尚书》的性情的。
《尚书》之文虽作者众多,成文的年代又不一样,因而文章的旨趣、水平、风格都有一定差别。“《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文史通义·书教中》)但总的来讲,不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其思想的主体都是笼罩在儒家思想之下的,虽然文体庞杂,但是江河归海,它们共同地体现了儒家著述的创作规范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我们如果深入到这种美学思想的背后,再深挖一层,就必然会在“工拙疏密之外”得其“性情志尚”。
《尚书》是一本君对臣、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训诰之书,因而它最大的特点是肃穆、尊贵、诚恳。例如开篇的《尧典》,虽文章质直古朴,但由于它的基本思想是“钦明文思”的大德昭显,“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因此,庄严之中透着圆润,质朴之中透着华贵,现实之中透着超迈,展现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闳大景象。很显然,这是一种类似孟子之大智大勇,存浩然之气的人才具备的性情之美。章实斋说得好:“《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这种性情,当然是与天地相冥合的性情。
大约夏商周三代战乱频仍,环境恶劣,人们迁徙无常,因此,《尚书》之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潜伏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盘庚上》)“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无逸》)这种忧患意识使整个《尚书》的文气直切、诚恳而淳厚,韵味古朴而深沉,真诚之中流荡着令人震颤的情感,具有独特的感人力量。章实斋云:“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史通义·史德》)又云:“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文史通义·质性》)感于天地阴阳之移,动乎血气才情之性,化而为诰命文章,此《尚书》之所以感人者也。
由此可见,《尚书》的性情思想以真挚、诚恳为最高的境界。夏商周三代有远见的统治者无不认识到,只有对天帝真诚,对人民真诚,体恤苍生,才能够国祚永保,因为“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君奭》),“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诰》),承受天的大命,是无上的美好,也是无穷的艰辛、无限的忧患啊!但是,“敬哉!天畏棐忱。”(《康诰》)只要真诚地关心民生疾苦,就可以感动天地,就可以永祈天命:“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于是“敬德保民”成了《尚书》中最大的主题:
王若曰 :“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武成》)
以仁义为皈依,以人民为根本,上承天命,下继大统,拯救苍生,辞真意切,谴责独夫,声讨无道,神人共愤,正气冲天,此檄文之情也。袁宗道曰:“盖昔者咎、禹、尹、虺、召、毕之徒,皆备明圣显懿之德,其器识深沉浑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读其训诰谟曲诗歌,抑何尔雅闳伟哉?千古而下,端拜颂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争推为万世文章之祖。”(《白苏斋类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那么这种深沉浑厚、真挚诚恳的性情观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样的哲学背景呢?我们不妨在下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皮锡瑞《经学通论》曰:“《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书为圣学所自出,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祖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1]
根据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一书中的考证,我们现在已经确知,上述的“商书四篇”,早已为先秦时期的《缁衣》、《左传》、《孟子》、《墨子》等典籍所征引,可见这四篇文献自古就有。况且,笔者在研读“商书四篇”之后以为,王应麟氏之论并非肤浅之说,而是深得四篇文献之精神的。倒是皮锡瑞氏之论囿于古代小学的局限,不能从思想史的规律上来思考问题,因而犯有常识性的错误:第一,孔学的出现,必有一个从无到有,由远而近,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把孔子设定为一个没有前期思想铺垫的圣者,这是儒家经学道统观念在作怪,并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其实,孔子自己就说过,他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温故而知新”,是“述而不作”。就是说,孔子所作的只是整理、注释、传述,甚至发展、提升古人的学说,没有以前辉煌的文化传统作为积淀,孔子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二,具体的文献显示,《商颂》的文字,有些地方可以与《商书》相发明。近世王国维有《说商颂》一文,从卜辞的角度考证出《商颂》为宗周中叶的诗,大约成诗于公元前770年左右。学术界已经公认此为《商颂》成诗年代的定论。宋襄公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700年到前637年之间,可见《毛诗正义》的记载“《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才是正确的,而皮锡瑞“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的说法则很不严肃。况且,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时代相距正考父已经200百多年,即便《商颂》真是作于正考父,又何以见得孔子的思想就一定是正考父的嫡传,而正考父就没有吸收商代文明的熏陶呢,即便正考父是孔子的六世祖?第三,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以及各种其他材料的问世,人们不仅进一步确定了《今文尚书》的价值,正在纠正由来已久的对《古文尚书》的偏见,甚至对《逸周书》的许多篇章,人们也都在以信史视之。[2] 这就是皮锡瑞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了。
王应麟氏之说注重了孔子之学的渊源与传承,这是可贵的。但就其言《尚书》言仁、言性、言诚、言学之谓,倒也未必绝对准确。例如,他说“《汤诰》,言性之始也”就以偏概全。《君陈》云:“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生,性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自然之性是淳厚诚悫的,但是会因外物的诱惑发生变化。性情因诱于外物,而放纵无收,以至乖异倨慢,故人主要注重教化,正确引导,慎重地指导人民的接物之道。这段话有性善论的倾向,强调人与生俱来的淳厚诚悫。为此,《泰誓上》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是人的父母,万物造化而钟秀于人的性灵,因此,天生之性只能是善的,因为它是以天地为范本的。所以《康诰》称人民为“赤子”,保民就“若保赤子。”《立政》将人民称之为“受民”。受民者,受天而降,受命而生,故而受天帝之庇护也。很明显,从《君陈》《泰誓》《康诰》《立政》四篇中都可以开出性善论,或者说,都是孟子性善论的滥觞。
当然,《汤诰》讲得最为彻底:“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伟大的上帝降下了“衷”(即“善性”)给天下苍生,顺从人的天性,能够找到安定他们性情的人,只能是君主。大约三代之际,天下纷争不息,民不聊生,“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汤诰》),故“民不静”,忍无可忍,揭杆反抗,致使统治者深感“艰大”(《大诰》),于是“德政”由是而生,修身养性之学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蔚然而形成了传统,因为只有保住人民的“恒性”才能使人民安静。所以,三代统治者的保民思想中,很大的成分是保民之“恒性”,保“赤子”的婴孩之心。当然,《尚书》的性善论思想从思想内容上来讲并没有形成系统,从理论的水平上来讲还没有脱离朴素的阶段,与孟子作为人学基础的性善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君陈》的“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从厥攸好”,《汤诰》的“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都认识到了天生之性,在后天磨砺交接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的特性。因此,“习与性成”(《太甲上》),注意到了人的习尚、习惯、修习的德目与人的生存环境等等后天的因素,都是与“性”相辅相成的,所以,人们必须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养性”、“习性”、“成性”,注重修身的实践性。在《尚书》中,修身养性实际上是一个回应天命的过程,既然天是世界上最大的真实,是世界万物最高的范本,那么人的性情的修养也一定是以拥抱天的美德为目的的。
因此,真诚的情感就必然在《尚书》受到极度的重视。《尚书》关于情感的叙述特别多,其中有几个概念,值得注意。例如,“允”:“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 。”(《大禹谟》)“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无逸》)《尚书》中“允”字凡32见,其中绝大多数是“诚信、真诚”的意思。《尔雅·释诂》云:“允,孚、亶、展、谌、亮、询、信也。”也就是说,允,在《尚书》中与“诚、亶、忱”等在表达真情至性的意向时,实为同一概念:“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太甲下》)“诞告用亶。”(《盘庚中》)“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乃其乂民。”(《康诰》)应该指出的是,《尚书》中,真挚的情感,是人的主体之心贯通天人的桥梁,是人与上天对话,或者说,与“天冥合为一”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儒家哲学宗教性赖以存有的基本土壤,与《中庸》的“诚”实际上已经相去无几了。
三
在《尚书》中,“真诚”是“情感”的最基本的质素,但是,远非唯一的内涵,它具有深远而广阔的理论背景。《尚书》中的情,是以“欲”为基础的。从人天生的欲望来讲,《尚书》的作者们早就看到了“生则逸”(《无逸》)的人性本质,他们已经认识到,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永祈天命”,统治者就必须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且在德性上对人民进行必要的教化,否则人民就不会“安静”,就不会听从上级的领导。对统治阶级内部来说,由于“生则逸”的天性,在他们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往往励精图治,修德正身;可是一旦大权在握,“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旅獒》),则不知稼穑之艰辛,荒亡淫逸,是为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伊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尚书》就提出了“节性”的主张:“节性惟日其迈。”(《召诰》)就是说,每天都应该努力向上,克己修习,锤炼性情,不可稍有惰怠。“节性”的方式和途径在《尚书》中有如下几条:第一,继承先祖艰苦创业的传统,敬德修德,律己克诚。“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太甲上》)“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尊崇先祖的传统,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慎终”、“追远”,古则久,久则天也。这是一种宗教情怀的表现,它的最终结果是使人的性情与天融为一体。第二,尊崇先王的遗策遗典,努力学习知识,诚心诚意,恪尽职守,就不会出现错误。“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五子之歌》)“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君牙》)说得最为透彻的是《说命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增长自己的“胆识”,也只有心胸开阔,有胆有识的人,才能够真正地拓展自己的性情领域,提升其宗教性和美学性的境界,从而上承天命,控制自己的自然情欲,养性情之正。第三,在《尚书》中,先秦儒家以“礼”为手段,辅之以刑法的统治思想已经形成,但是,其中心是一个“德”字。《仲虺之诰》中的“仁”已经不是一个肤浅的标签,而是渗透到文章骨髓之中去了的“仁体”,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欲望是人人都天生具有的,因此,统治者的任务就在于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身作则,教化人民正确的宣导情感,非如此,社稷就不可能国泰民安。“有夏昏德”,骄奢淫逸,丧失天命,致使生灵涂炭,民怨沸腾,震动天威:“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 :‘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原来,在《仲虺之诰》中,“仁”只是“德”的一个子系统,而“仁”的具体内涵就是宽厚慈爱,体恤民生疾苦,诛伐无道,救民于水火,也就是《康诰》的“保赤子”之心。这对孔子、孟子都毫无疑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为了吸取“有夏”的失败经验,《仲虺之诰》在理论上找到了从人的性情上永祈天命的法宝:“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谦虚谨慎,努力向学,诚心修德,以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义”来指导做人的原则,以合符天地精神的“礼”来制约自己的“心”,以身作则,“建中于民”。
“中”的概念,可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先哲们受到地理学、政治学的影响和启发后,引进到性情论中来的一个概念。性情的中和之美,在《毕命》中,是一种不刚不柔,既刚且柔的人性状态:“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性情的“不刚不柔”,究其实质,是有效的控制欲望的结果:“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太甲中》)欲望如果不控制,就会乱了法纪,乱了纲常,给自己带来无边的罪过。对于统治者本身来讲,修身养性就更为重要:“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吕刑》)欲不可纵,礼不可败。受命于天,承天侍命,始终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道状态,才能最终与天道相合为一。
可贵的是,《尚书》坚持中道的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不刚不柔”之上。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 :“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
这是一种以阴阳相济、刚柔互补为基础的性情论,正直而温柔,宽厚而坚栗,刚毅而不暴戾,简约而不傲慢,刚柔相间,互惠互补,既是性格上的概括,德性上的要求,也是情感上的提升;但是“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就不仅仅限于阴阳了,而是全面吸收了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思想成果,其本质是要将人喜怒哀乐的自然情感超拔成本性之上的、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中和性情。尤其是“神人以和”一句,说明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综合牵制,处中而制的性情,本来就是来自于天,最后又要通过自我的修习、提升,以回应天的“大德”,其本质是天人合一。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四方、五方的观念之起源是相当早的。《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思想,也许诚如许多研究者言,经过了无数人的理论加工, ② 但是,笔者以为,其五行的理论内核是古已有之的。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就说过:“殷人已经具有了确确实实的五方观念,”“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学说的原始。”[3] 所以,与其说思孟学派改编、提升了《洪范》,倒不如说,原始的《洪范》给了思孟学派以启示。
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尚书》中的性情论,已经深刻地吸收了阴阳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成果,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彼此牵制、彼此吸收的内在机制,已经为后来的儒家性情论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范式。
注释
① 孔子的思想主体是“仁”;另外,此段文字被《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孟子从精神上吸收了《尚书》中有关仁政、德政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
② 刘起釪先生认为,《洪范》原本是商代的作品,但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不断有人给它增加新的内容。(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三期。)郭沫若先生又说:“《洪范》那篇文章其实是子思氏之儒所作的。”(见《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上海:中华书局,1954,第95-96页
[2] 杨宽. 论〈逸周书〉[j]. 西周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庞朴. 阴阳五行探源[j]. 中国社会科学,198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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