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義問題討論中，西方不少中國學專家以為，chinese nation屬於「新生事物」，約產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時期。鑒於漢語「民族」一詞出現較晚，有人推論漢語直到1895年還沒有一個貼切的對應詞迻譯或傳導西方的nation概念，或曰至今還沒有；也有人斷言，前現代中國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是否能作如是觀，便是寫作本文的緣起。筆者試圖從中西概念的演變與對比出發，並從中西思想史及歷史語義學的角度，疏證十九世紀中西全面接觸之後，nation在漢語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由於不同的社會結構與統治形式或不同的轉型方式，對事物的認識前提必然也是不同的。從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出發，演繹觀察不同的存在與認識，未必能夠弄清真相。因此，文章還將論及「轉型」之前chinese nation存在與否等問題。
一 一個新詞的誕生
漢語「民族」一詞出現的年代較晚。中國古代史籍中，表達民族概念的詞彙，既有「民」、「族」、「種」、「人」、「部」、「類」等單音詞，又有「民人」、「民群」、「民種」、「族種」、「族部」、「族類」等雙音詞；但尚未發現「民」和「族」兩字連用、作為一個詞表示現今所用的「民族」概念1。漢語中的「民族」一詞究竟產生於何時，或曰誰先使用，學界對此已有多次探討。原先都籠統地認為始於清末民初；而且孫中山可能是中國最先使用「民族」一詞的人（〈中國問題的真解決〉，1904年），尤其是1905年《民報》創刊，孫文的發刊詞直接引譯西方民族主義淵源，正與當時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戶曉」的固定概念。以後又不斷有新的發現，把使用「民族」一詞的時間向前推移。例如1902年《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的〈東籍月旦〉一文中，或同年吳汝綸的《東遊叢錄》中，都使用了「民族」一詞。繼之又發現章太炎《訄書．序種姓上第十七》（1900年）說到「自帝系世本推跡民族」，或康有為1898年6月給光緒皇帝所上奏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揭》中有「民族之治」一語，或《時務報》上1896年已出現了「民族」一詞。韓錦春、李毅夫撰文，認為「民族」一詞最早見於1895年第二號《強學報》上2。最後，彭英明又將時間推前了20年，其依據是王韜1874年左右撰寫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一文3。彭文是筆者所見漢語「民族」一詞溯源最早的文章。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王韜文中所說的「民族殷繁」，存在著模棱兩可的現象：是「民」「族」還是「民族」？其實，「民族」一詞的出現還要早得多。《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刊上登載〈約書亞降迦南國〉篇，講述上帝委約書亞以重任，率領全體人民渡過約旦河，到上帝賜予以色列的地方去。文中寫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陸路渡約耳但河也。」4至於這是否就是漢語中第一次使用「民族」一詞的文章，一時很難作出定論，也許偶然還會有新的發現。
大凡持漢語「民族」一詞來自日文之觀點的人都認為，最先將漢語「民」、「族」二字拼成「民族」新詞，用以譯述西方nation一詞的，乃是明治維新（1868-73）以後的日本人。而且，論者以為中國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文章多譯自日文，早期使用「民族」一詞的人幾乎都到過日本5。《東西洋考》告訴我們，此論不能成立。
「民族」一詞從偶爾使用到最終成為一個概念，從一個陌生的搭配到一句響亮的口號，無疑與十九世紀末葉救亡的呼聲以及西方民族主義思潮傳入中國分不開。從個別到普遍，或曰「民族」這個詞的真正走紅，還是二十世紀初的事情，是當時反帝、反清宣傳中的一個口號和綱領，是「民族主義」之勃興。1895年中國慘敗於日本，使全國陡然驚醒。也許因為甲午戰爭對中國思想史發展之催化作用，也因為「民族」一詞適逢1895年之後的使用頻率逐漸上升，所以有人以為漢語直到1895年還沒有與西方nation觀念（或曰概念）相匹配的表達6。換言之，直到「國民」、「民族」等詞進入漢語詞彙以後（論者指1895年以後），漢語中才有了nation的對應詞。也有人認為漢語至今沒有一個表述nation的詞彙7。本文探討的問題之一，便是漢語在1895年之前是否能夠表達nation的含義及如何表達。在這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和分析一下二十世紀前西方的nation概念史。
二 一個傳統概念的更新
nation是一個法語詞，其拉丁語詞源natio、nationis意為「被生出」、「種屬」、「族部」。因此，natio一詞在歐洲古代及中世紀很長時期用以表示一個人的出身或出生地，而且單指非政治組合的族類。現代民族主義起源於十八世紀下半葉，而法國大革命則是民族意識之第一次「頓悟」8。之後，是否要做法國人、做一個「國民」（至少在理論上）屬於個人決定；換言之，個體對「大民族」（grande nation）之認同所建立的民族（或曰國家）是一個意志整體。而在中歐及東歐大部分地域，民族屬性並不是個體意志所決定的，而是文化傳統等要素。直到進入十八世紀以後，歐洲nation概念的地域性與社會性界定同其他一些界定並行共存；但是，在近代主權國家以及專制統治形成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以主權國家劃分民族的傾向漸漸崛起，nation概念也因此逐漸獲得了總括性的、追求國家民族（state-nation）的明確政治意義；繼之是追求民族／國家之建構（nation-building）。不管是「國家民族」還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其根據都是民族與國家的契合，即民族必然組建國家，國家必然創建民族。對十九世紀nation觀念之分類起深遠影響的是一種對比，即德國與法國比照之下的中歐之「文化─民族」與西歐之「國家─民族」的區別9。也有人區別主觀政治性亦即西方（指西歐）的nation概念與客觀文化性亦即東方（指中歐和東歐）的nation概念10。較少帶有這種民族固定模式色彩的是另一種區分，即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否發生在既有國家（法國、英國），意在國民平等和大眾參政；或者為了謀求統一版圖，新建一個國家（德國，意大利）；或者為著反抗一個既有的多民族國家（例如抵抗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或奧斯曼帝國）11。
認識「前現代」民族概念與「現代」國民意識之民族概念的區別，對理解歐洲狀況以及歐美nation概念史至關重要。歐洲前現代nation概念，指的是歷史形成的、與地域、語言、習俗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所決定的「族類」或「居民」等；凱撒所講的高盧民族（nationis），指的是高盧「族類」。「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帝國」指的是德意志的版圖與中世紀的一種政治形態，「民族」則是前現代民族概念所包含的「文化和語言」之共同群體。換一個例子說，意大利的土地上還不存在意大利民族和國家的時候，其居民對語言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是很明確的：既是熱那亞人，也是意大利人。隨著現代共和政體與公民（citizen）意識在法國、美國、英國的崛起，現代nation概念的內涵才開始真正體現出來，而原先那種多少帶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語言文化共同體便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共同體的抽象觀念，也就是國籍觀與所有公民理想組合體的觀念，以及公民對「他們的國家形態」、「他們的共和國」的認同。從西方nation概念的新舊對比來看，雖然十九世紀漢語中出現了「民族」這個新詞，但多半只是中國一些傳統概念的一種新的表達而已。當時這個新詞似乎與西方「前現代」民族概念較為貼近，而與現代民族概念的涵義常常是相去甚遠。
三 「三位一體」帶來的難題
從西方nation的概念史以及這個概念複雜的內涵與外延來看，漢語迻譯nation（民族／國家）本身就存在一大難題。芮逸夫1942年撰文說：「由中山先生之說，『國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國家』也可說是相同的。這三個名詞在西文本同作一詞：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並作nation。所以我嘗以為中華國族、中華民族和中華國家三個稱謂，可以說是『三位一體』。」12早在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編撰的《英華字典》（1866-69）中，nation便譯作「民」、「國」、「邦」、「邦國」13。而在現今的英漢等雙語字典中，nation依然有「民族」、「國家」、「國民」等譯詞（nationality則既有「國籍」之意，又有一國之內的「民族」之意）。顯而易見，西文中的nation究竟如何用中文表達，完全取決於上下文。而現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潮中所用的nation概念，其涵義常常是（一個）民族造就的一個國家，也就是一個國家所造就的（一個）民族。正是nation「民族」、「國家」兼而有之的時候，譯者就必然陷入進退兩難之地；或者說，「民族」無法涵蓋nation的全部涵義，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不少人用「民族」一詞翻譯nation並視其為「直譯」，可是，這「直譯」常常不能直達其意，「三位一體」很難用中文表達，這就是我所說的「難題」。前文多處使用西文nation，後面還將經常出現，使行文多少有些生硬，實屬不得已為之。
如前所述，西方nation概念源於拉丁文。漢語中與此相關的概念無法與之同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漢語中沒有相近的概念。不同語言、尤其是漢語和西語這兩類迥異的語言，其概念之間自然不可能一一對應，而只存在或多或少的語義契合。下面我們開始考究nation當初在漢語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筆者以為：既然是一詞多義，一詞多「譯」也就自然而然，且傳導了一個詞所包含的不同概念。
四 一詞多「譯」
有人把中國的民族主義分為三個階段：文化主義決定族類意識的階段（帝國時期），向民族主義轉型的階段（約1860-1919年），民族主義盛行階段（1919年之後）14。這裡對於具體時間的劃分，也許還有值得商榷之處。然而，假如這種說法基本成立的話，探討西文中的nation在「轉型階段」的漢語表達形式，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論題。
甲午以後，各種學會相繼而出，「保國會」也於1898年在北京創立。王爾敏認為，保國會意味著對「國」字認識的成熟，這個「國」字「同於當時西方的nation-state。這個『國』字的自覺，在晚清醞釀成熟，在保國會有重要的表達。『國地』（在今日沿用為國土）一詞，同於西方的territory，『國權』（在今日沿用為主權）一詞，同於西方的sovereignty，『國民』一詞同於西方的people。合之足以代表民族主義觀念之成熟。」15不錯，正是在1895年以後，隨著主權觀念的成熟，中國人越來越多地給自己的事物加上「國」的定位，除了「國地」、「國權」、「國民」外，清季還流行起所謂「國教」、「國學」、「國粹」、「國文」、「國語」、「國故」、「國樂」、「國畫」、「國術」、「國劇」等等，當然還包括「國恥」之類16。毫無疑問，這裡的「國」字，就是西文中的national。不僅如此，「國」與nation的對應，早在1895年之前。1887年1月，清廷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在倫敦的《亞細亞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發表英語文章，題名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之睡與醒〉）；這篇名文後來又以中文版〈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17。英文本中共有十三處運用了nation(s)一詞，譯文均以「國」字與之對應，用以論述中國、他國及國際事物18。曾氏文章發表後引起廣泛注意，何啟於1887年2月12日在香港的《德臣西字報》（the china mail）發表反駁文章，題名"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19。胡禮垣當年就把何啟的文章譯成中文，兩人聯名發表〈曾論書後〉或曰〈書曾襲侯「中國先睡後醒論」後〉20。反駁文章從原文到譯文，同樣顯示出「國」與nation的對應，如foreign nations →「外國」之類。正是nation（「國家」）一詞，不但當時通行於西方，今天依然如此。
另外，查考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史書典籍，尤其是介紹外國政治史地的著述與譯文，或是中國外交官和留學生的異域遊記及雜感，「國」字比比皆是，「中國」只能是one of nations，或曰「世界之中國」21。當然，並不能說時人所用的「國」字都與nation相配，在許多地方單指country，但是與nation的「吻合」之處委實不勝枚舉。假如說這種「吻合」純是偶然，或曰那些不通西文的著者不可能知道nation一詞，那麼，我們不妨羅列幾本外國人撰寫或編譯的著作：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著《外國史略》（1847年前鈔本，《海國圖志》引錄此著凡60處），禕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編《地球圖說》（1848年，1856年重版易名《地球說略》），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著《地理全志》（1853/45年），林樂知（young j. allen）著《中西關係略論》（1875/76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1893年，又名《三十一國志要》），譯作《泰西新史攬要》（1894年）等等22。就在這些名著中，「國」字甚是顯眼。毋庸置疑，這些泰西來客是深諳nation之義的。而在《東西洋考》中，介紹各國概況時使用最多的也是「國」字。
十九世紀下半葉不少書名中有「萬國」二字23，這是認識世界以後的自然結果：天外有天，國外有國。1874年9月5日，《教會新報》出滿300期以後，從301期開始，更名《萬國公報》。提起「萬國」，人們定然不會忘記1864年發表的丁韙良（w. a. p. martin）譯惠頓（henry wheaton）《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又名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萬國公法》所論之事，正與nations有關，或曰international。如果我們將原文與譯文對照，「國」與nation(s)之對應是很明顯的。
當然，「國」字是無法兼顧現代西方語言中（特別是西方現代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中）nation之全部涵義的。而現代漢語「民族」概念的涵義，多半只包含nation概念中表達「族類」或「人民」的那部分內容；這也是「民族」一詞最基本、最原始的涵義。那麼，在「民族」概念真正確立或曰被廣泛運用之前，漢語是如何表達這層意思的呢？
有人從中國古代典籍中種界群類的區別，認為「族類」當為「最早出現的民族意識」24。確實，「族類」是一個大概念。然而，中國古代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非我族類」之異族或夷族，不但「其心必異」，而且毫不對等。更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只局限於中國版圖與「四夷」地域，也就是在一個天下。然而，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至少慢慢了解到「紅毛番」、「洋鬼子」屬於「他民族」；沒過多久，不得不承認中國只是「萬國」之一。也就在那個時期，「族類」這個原本頗帶種界血緣意味的概念，也被用來指稱「他民族」。與「族類」等詞相呼應，早已見之於中國古代史籍的「族」字，也從本國轉向國際。（這「推陳出新」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傳釋：「族，類也。」不同類別的「族」，同樣也見之於《東西洋考》：「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蘭西族」、「西洋族」25。當「族」字同國家連在一起的時候，它與現代意義上的nation概念已經相去不遠了。
十九世紀最初介紹各國概況的文獻中，與「國家民族」（state-nation）之觀念最貼近的，也許當推「民」字。《東西洋考》便偶爾使用「國民」一詞26，以及「歐羅巴民」、「法蘭西民」、「俄羅斯民」、「西班雅民」27等等。如果我們將其譯回英文，那將是european people，frenchman之類，而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建立在nation的基礎上。尤其在論述法國大革命及後來發展情形的時候28，從「民」到nation的聯想便是很自然的了。
五 順理成章的事
十九世紀中西全面接觸以後，漢語在如何表達外國「新」事物的問題上也面臨著一次挑戰，這在中國人的泰西紀遊中甚為明顯。對一些抽象概念的譯介更是困難，nation當在其中。從以上討論中可以看出，漢語在十九世紀對nation的表述是極為紛繁的，其原因一方面取決於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源於漢語本身的特殊性亦即構詞和組合的機動性；更由於漢語擁有的豐富遺產。既然nation是「三位一體」（芮逸夫），十九世紀在不同上下文中所使用的「國」、「族」、「民」及其相關詞彙，應該說已經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僅如此，以筆者之見，這種處理方法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對譯nation準確得多，其原因正在於「民族」涵蓋不了現代意義上的nation概念。西方語言中一詞多義極為頻繁，我們肯定不能說中文無法表達；反之亦然。一般說來，哪一種語言裡都可能存在這樣一句話：「我們的語言裡沒有你們這種說法。」但這並不一定妨礙我對「你們這種說法」的理解和表述。也就是說，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詞彙庫，語言概念是人類思維的基本要素，然而它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和地域淵源，也只有在這種實際關照中才能對之作出準確的詮釋。此其一。
其二：西方「民族主義」概念是政治和學術用語中詞義最廣的概念之一；全方位的系統研究才起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二次大戰後的反殖民主義之民族獨立運動則推進了「民族主義」的世界性比較研究。如何依據客觀的、帶普遍意義的特徵來詮釋nation概念，至今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探討nation，絕對不是探討自然法則。nation是一個純歷史的、由文化決定的觀察、詮解、歸類之範疇，nation（民族／國家）源於不同的歷史政治關聯之中，其產生與發展，當初在許多社會和地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種走向。正因為如此，眾說紛紜所帶來的矛盾很難使這個概念獲得明確的界定；不僅沒有公認的定義，而且既有的不同定義也常常是游移不定，因時代和背景的不同而「輪流坐莊」。難怪有人稱民族主義研究為「術語密林」（"terminological jungle"29），探險迷路者不乏其人。現代民族主義以法國大革命為契機，真正發展成普遍運動則在十九世紀。而1870年前，──再說得誇張些──1895年前，中國「沒幾個人」去過歐美；世界列強入侵中國，也肯定不是為了給中國帶來民族主義。這樣看來，nation在漢語中沒有一個完全對應的詞，似乎也順理成章。中國人沒有選擇「音譯」，而是採用了字典中常見的一詞多「譯」：翻譯的是nation概念下的三個分支概念，以表達nation的全部意義。
其三：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是西學東漸的產物，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毫無疑問，中國傳統的「族類」觀念在外來侵略之後受到了挑戰，中國人對「國民集體」之nation定義的理解，也是在外來思想的刺激下、尤其在對外反抗的意識和行動中逐漸成熟的。但是，西方民族主義根植中國以後，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政治背景必然使其帶有自己的特色。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正如二十世紀歐洲之外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其反殖民主義、反外來統治的立足點或出發點與歐洲民族主義觀念常常是大相徑庭。鑒於此，用歐美現代nation觀念衡量世界，肯定有走不通的地方。再則，nation的多層意思雖然由來已久，可是，把「民族」和「國家」幾乎變成一個聯體同時體現在一個概念裡，這是後來的詮釋。「術語密林」的很大一片是後人培植的，即便十九世紀的歐洲對nation理解頗深，假如把今天的一些高度理念化、學理化的術語放到當時，恐怕也是空谷足音。就此看來，下引觀點也不是完全沒有來由的30：
至於晚清民族主義之觀念，當發生甚早。顯然的事實，民族主義之詞彙本身，並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譯來，最早習慣沿用，也並無「民族主義」一項詞彙出現。這種思想，實際是一種時代的覺醒與反應，而使傳統民族思想之內容有所擴充。
這類觀點在西方學界是很少見的。西方的一種看法是，前現代中國人所認同的是文化和歷史傳統，對甚麼是nation毫無概念，因此，這種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基於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義毫不相干31。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才從前現代的文化主義轉型到現代的民族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至今不在少數。而少數人中卻還有另一種發現：前現代中國同樣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且，傳統中國的社會整體之表現形態，並非全然不同於現代民族主義對社會整體的設想。這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觀點，其基點建立在種族性與文化觀念上。也就是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既是族性的又是文化的。（此立場與前文所說的中歐之「文化─民族」觀念相似。）杜贊奇不同意把政治與文化截然分開，在中國如此，在羅馬帝國、印度或中世紀歐洲也一樣。民族主義研究的兩位大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格爾納（ernest gellner），都很強調民族認同中「意識」所起的重要作用；杜贊奇引伸此說，認為把作為一種認同感的文化主義與民族認同感加以區分是很困難的。前現代中國便是一個「自我意識之政治共同體」（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或曰nation32。
六 「不知有國」勘誤
梁啟超流亡日本時創辦的《清議報》第73、74期（1901年）連載的「本報論說」題名〈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簡要地從地理和歷史出發論說中國人「不知有國」，中國「無國號」，並陳述了中國人「國家是君主一家之產業」及「君主即國家」等觀念33。從思路到行文可以斷定，此乃梁氏手筆；其主要思想已詳盡見之於1900年發表的長文〈中國積弱溯源論〉。清末言論界驕子梁氏的此類論說，還見之於他的其他一些文章。這類思路對西方的中國研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換言之，西方中國研究中的一種常見的觀點，很可能源於梁氏的「不知有國」說，從而推論前現代中國沒有nation。歐美對梁啟超深有研究，梁氏許多言論常常是很體面的「證據」。試舉一例：菲茨傑拉德（john fitzgerald）曾徵引梁說，並得出結論說：「中國人習用朝代、而不是國家來指稱他們的歷史共同體，可見，事實上以前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34（筆者註：這裡自然是說「民族國家」或「國家民族」。）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菲氏文章標題便是"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這就是西方從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出發，以朝代編史及中華民國之前沒有國名來論證二十世紀前中國沒有nation之觀點的大概思路。在闡述「中國」是否國名之前，筆者想先作一些說明：首先，逃亡日本、被清廷懸賞通緝的梁啟超的論說，多少帶有當時在知識界開始流行的反清逐滿情緒，矛頭針對一個王朝並依此類推。可是從邏輯上說，「不知有國」的前提是「有國」。梁文本身便是明證。其次，中國二十四史以朝代為序，這是觀念或「規矩」問題，本無可多加追究；在全世界通行以耶穌降生為準的公元之前，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連王韜編《法國志略》（1871年）、黃遵憲編《日本國志》（1879年）也均按他國朝代編史，配以中國年號相對照。馬禮遜《外國史略》記載「葡萄亞國於周朝時已通貿易，後羅馬國攻服之，以為藩屬，漢朝時國日強，然屢被外國侵伐，唐肅宗時並入回回國者三百年，宋朝時〔……〕」35，這類敘述方法在十九世紀介紹外國史地的書籍中佔多數。筆者無意為這類過時的年表辯護，只想說明西曆在中國確立之前的一種通常用法，而且不純屬「國粹」，世界各地均有此例。在歐洲，早期按朝代編史也不是個別現象（當然西人有公元參照），其原因正在於王朝觀念的重要意義。然而，君主國的連續性卻是事實，朝代可以更迭，君主國依舊。同時，歐洲封建主義時期，「朕即國家」並非路易十四之獨家觀念。第三：梁啟超批判中國人「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提倡民權與人的獨立精神，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然而，倘若將此視為中國特有現象，定然是一種錯覺。一般而論，世界史上幾乎所有帝國，帝王是國家的象徵，而在民權思想尚未成熟的時期，忠君愛國是一回事。帝國者，君主之國也。以英國為例：直至十八世紀下半葉，nation與the empire（帝國，帝權）還是通假詞，可相互替換36。第四：朝代與國家在邏輯上（概念上）當然有別，可是在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倘若說歷史上「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那就很難解釋一個歷史事實：十九世紀西方列強侵略了誰？難道不是chinese nation（中國和她的人民），而僅僅是（或曰首先是）一個王朝？最後：國號固然重要，但是，希特勒統治下的波蘭人，可以稱其為亡國奴，卻不能說nationless；波蘭人的「波蘭」依然存在。nation的概念史既表明了這個「通用」概念與歐洲近代史的緊密聯繫，也展示了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主義本體，它只有在理念和價值判斷中才能體現出來。
下面，我們就在這個層面上來談「中國」，並以清末具有代表性的言論稽時人的「中國」概念，以顯示「nationless」論者在解讀「不知有國」或「無一國名」時的誤解。
王爾敏在〈「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一文中指出，中國人統稱其國名為「中國」，原始於古代，歷代沿習，以迄於今。雖然數千年來朝代更迭，各以朝名冠稱國名，而「中國」之通稱，實為最廣泛、最淺顯、最常見的中國人自號之名詞，實為中華民族生長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的自我意識37。可是，這個自古有之、習以為常的國名在近代受到懷疑，其緣由一方面在於這個共喻之稱或曰統稱並非正式的統一國名，一方面是「中國」二字在中西碰撞後本身受到的衝擊亦即國人「中國」信念的動搖。
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曾在《日記》（光緒四年正月初十）中寫到：「佛經呼中國為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轉音曰齋拿。」黃遵憲《日本國志．鄰交志》在「華夏」篇按語中亦有詳盡記載。不同稱謂，只是他國人的事情；中國人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才知道得更多，並對之作出反省，意在為中國「正名」，以徹底取代外國人對中國的煩瑣稱謂。雖然當時的言論界抱怨中國沒有「全國總名」，但是「中國」還是存在無疑的（典籍中的中國，還有「華夏」、「中夏」、「中華」等不同名稱）。換一個角度說：布路亞（葡萄牙）、大呂宋（西班牙）、土魯機（土耳其）、大尼國（丹麥）、比耳西（波斯）等等，單在當時就不是中國人對這些國家的唯一稱謂，這與被稱謂之國有無國名（甚或是否有國）關係不大。國家（nation）之形成是漫長的、系統化的來往相處的結果，是世代聚合的產物。中國人的認同感也許是凝固太久了，甚至變成了「潛意識」。晚清士人對國名的思索，目的是──多少針對滿清與歷代王朝──找一個「正式的」統一國名。但在立論的時候，「中國」已是前提，且沒有人否認這個統稱的歷史存在，只是有人追究它的合理性而已。比名稱更重要的是，nation是一種存在。假如說中國以前沒有nation的話，那就無法解釋清季保種、保教、保國的民族意識。要保的這個「國」不可能晚於意識。
對自古相沿的「中國」提出異議或更改國名的看法，汪康年大不以為然，認為約定俗成的稱謂不一定正確，但沒有更改的必要：「即西人之各種名稱，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於理，豈有當乎。」38黃遵憲則明晰地指出「中國」的來由即歷史上的「相對而言」：「中國之云，本以對中國之荒服邊徼言之。因襲日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39探討「中國」名稱最有說服力者，或許當推竭力主張以「中華」為正式國名的章太炎之文化主義立場40：
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在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
七 贅 語
關於「民族」或「民族意識」問題，也許並非「旁觀者清」。民族意識是個人或群體對一個「民族」的歸屬感，其中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認同。一般說來，認同者總是把自我民族視為崇高價值，是區別於他人的特殊的東西。世界上有兩個極為相似的古老意識：非我族類之夷夏之分；非希臘人蠻族也。這便是民族意識初見端倪的時候。作為一種社會機制的nation，不是假設之物，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地域、社會、歷史不同，民族觀念亦因而有異。至於nation，甲方不必因為乙方沒有一個貼切的表述而納悶，乙方也不必因為甲方一詞多義、間雜難分而感到摸不著頭腦。這也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民族主義既是一種研究對象，也是一種詮釋方法。作為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民族主義在西方近現代中國研究中最為常見，且不乏濫用之例41。
nation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對nation概念的認識，是歷史的積累，歷史還會不斷修正前說。從某種程度上說，nation是一個有待徹底破譯的象徵。因此，鑒於現代民族主義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nation之性質隨歷史而變，沒有一種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近現代民族主義給人類帶來的不僅是平等、主權、民主、人權；無數次衝突、戰爭、種族主義、民族殺戮，至今還在表明始於十九世紀、建築在劃分界線、排斥攮除、建立同仇基礎上的nation觀念之好戰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還是一種ideology亦即錯誤觀念形態。
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s)─「五族共處」，這種組合肯定不符合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國家」理論，也就是各民族為不同的實體，民族有權或必須獨立自主各自建國。但這只是理論或教條而已，世界上多民族之nation比比皆是，大至俄羅斯、美利堅，小至瑞士、比利時。正是在歐洲這個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的發源地，法國的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大不列顛的威爾士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泰隆人等等，受民族主義驅使，自主獨立的呼聲此起彼伏。與此同時，歐洲共同體卻正在茁壯成長，且不斷向東歐擴展。其目的無外乎整合一個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就已說過的「歐羅巴民」亦即european nation(s)。
註釋
1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頁255。──古代文獻中偶爾亦有「民」「族」二字承接出現的情況，但並不連作一詞。例如鄭玄注《禮記．祭法》寫道：「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顯然，這裡說的是「民」「族居」。
2 參見韓錦春、李毅夫：〈漢文「民族」一詞的出現及其初期使用情況〉，《民族研究》（北京），1984年第2期，頁37。
3 參見彭英明：〈關於我國民族概念歷史的初步考察──兼談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辯證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頁8。
4；25；26；27；28 愛漢者（郭實獵 karl gützlaff）等編纂，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71；171、273、22、326、171；197、207、216、281；205、244、273、334；262、296。
5 參見註1《中國大百科全書》，頁255；註2韓錦春、李毅夫，頁39。
6 michael lackner, "anmerk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china, nation und chinesischer natio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in kulturelle grenzziehungen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en: nationalismus, regionalismus, fundamentalismus, ed. h. turk, b. schultze, r. simanowski (g?ttingen: wallstein, 1998), 331.
7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3): 85.
8；10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9 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 vol. 5 of werke, ed. h. herzfeld et al. (münchen: oldenbourg, 1969); karl w. deutsch and william j. foltz, eds., nation-building (new york: aldine, atherton, 1971).
11 th. schieder, "typologie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nationalstaats in europa",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2 (1966), h. 1, 58-81.
12 芮逸夫：〈中華國族解〉，載《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頁4。
13 羅存德編撰：《英華字典》，第三部（香港：daily press office，1869），頁1211。(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9].)
14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109.
15；16；24；30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1970），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227；227；209；229。
17 曾紀澤文章的譯者為顏經與袁竹一。
18 對照本為：marquis tseng（曾紀澤）, "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載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錄一，頁155-64。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載龍應台、朱維錚編注，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著：《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89-96。
19 何啟原文"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mail)，載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錄二，頁131-54。
20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初編．曾論書後》（上海：格致新報館，1901）。
21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1901），《飲冰室文集》之六（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0），頁12。
22 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4）；林樂知：〈中西關係略論〉，載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著易堂印行，1877-97），第十一帙；餘篇均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
23 如《萬國歷史》，《萬國史講義》，《萬國史綱》，《萬國史略》，《萬國興亡史》，《萬國地志》，《萬國綱鑒》，《萬國宗教志》，《萬國憲法比較》，《萬國通鑒》，等等。當然，利馬竇早已用「萬國」稱世界，如《萬國圖記》（1600）。
29 benjamin akzin, stat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64), 7-10.
31 james harriso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69). 轉引自註14，頁98。
32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1-26.
33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清議報》，七十三、七十四（光緒二十七年），《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4611-14、4667-73。
34 註7 fitzgerald，頁86："the chinese custom of referring to their historical community by dynasty (chaodai) rather than by country (guojia) implied that there was in fact no chinese nation at all."
35 〈外國史略〉，載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877-97），再補編，第十二帙，頁24。
36；41 參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序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7-8；3。
37 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1976），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447-66。
38 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遺文〉，載《芻言報》，宣統二年十月十一日；摘引自註37王爾敏，頁459。
39 黃遵憲：《日本國志．鄰交志一》（1879）（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光緒二十四年，1898），頁133。
40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載《民報》，第十五號，光緒三十三年刊（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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