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玉器艺术，是我们当代玉雕艺术的根本，在美轮美奂的当代玉雕艺术，却是古代玉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古代玉器艺术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
元代，蒙古贵族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在历史舞台的统治时间分为蒙古国和元朝前后两段。1206年，蒙古各部贵族共同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为成吉思汗，国号蒙古汗国，亦称大蒙古国，覆盖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达贝加尔湖，南抵大青山的广袤地区。至1271年忽必烈停用蒙古国号的66年间，为蒙古国；成吉思汗即大汗位不久，为了继续开拓疆土，频繁地发动战争，主要是西征与南进，先后征服了中亚、西亚，灭了西夏，打垮了金，形成了历史上空前辽阔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
1260年，忽必烈夺取了汗位，1271年定国号“大元”。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亚洲大陆的控制比蒙古国更为广大，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与清乾隆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相仿。1272年，又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从此，元朝统治近百年，直至1368年被朱元璋所灭。
粗放洗练、大气磅礴的艺术
风格是元代玉雕的特色
元朝建立后，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更是超过前代。忽必烈在即汗位时，即以实现“天下一家”为己任，更广泛地学习、采用中原王朝传统制度和政治经验，接收汉族礼俗，视全国为一体。元朝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继承汉族、女真族的爱玉风尚，在礼制上取金宋，远法汉唐，在舆服等制度方面广泛应用玉器，从而使元代玉器打上了宋金玉器艺术风格的印记。
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农户30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的十余万户，其余还放为民。又在北方征召工匠42万。被网罗的工匠称为匠户，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承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办手工业生产，造成了元代官办手工业的繁荣。被元朝政府任用的大批工匠中，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代、金代玉匠。这些玉匠进入元官办手工业作坊后，继续从事玉雕业，从而使宋金琢玉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元代玉匠吸收了宋金高超的镂雕琢玉技术，同时浮雕技法被运用得出神入化，最后创造出气势大、雕琢精、装饰巧的元朝玉器新风。元代艺术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大量文人和工匠参与设计及生产，另一方面与元代朝廷对玉器的重视，对于手工业加强管理不无关系。
蒙元继承宋金玉器的艺术手法，又具本民族的风格，玉器作品大气豪迈，但有的作品在工艺上不拘小节，略嫌潦草，其代表性玉器有渎山大玉海、玉押、玉带板、玉绦环、玉带钩和玉帽顶(玉炉顶)等。
朝廷玉器
1渎山大王海
蒙古汗宫廷玉器的代表作渎山大玉海，应是中国玉雕史上第一件真正的巨型玉雕。以往由于受玉材及雕琢技艺的限制，中国的玉器一向以小巧玲珑著称，因而常被划入首饰、玩物类，其科学艺术及历史价值常被研究者忽视。事实上，中国玉匠一直在探索琢制大件玉器的可能性。目前能见到实物的，就是这件元代“渎山大玉海”。
此器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玉质青白色中带黑斑点。椭圆形，内空。器体外周身浮雕波涛汹涌的海水及浮沉中的龙、螭、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兔、鱼、鼠首翼鱼、鳖、海蟾、螺、蚌等13种祥瑞动物。
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己丑，渎山大玉海琢制完成。此时距蒙古国灭金已达30年，而在元灭南宋之前14年，表明玉海是由金代玉匠琢制的，依当时蒙古玉匠工艺水平，是无法琢制难度如此高、器型如此大的玉器的。玉海重约3500千克，可贮酒30余石。玉海竣工后，忽必烈下旨将其敕置广寒殿(今北京北海白塔处)。蒙古汗官办玉作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此器成后，至元三年(1266年)成立玉匠局。此器应为蒙古汗宫廷玉器的代表作。这不能不说明蒙古统治者对玉器的重视程度(见殷志强《鉴玉甄宝》第163页)。
乾隆十年(乙丑，1745年)命以千金购买，置于承光殿前(今北京北海团成院中)。清高宗命工刻御制诗三首及序。其序曰：“……大可贮眈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命中。”此器虽经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八年四次修琢，但未伤旧貌，蒙元遗风犹存(部分引自《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第133页)。此渎山大玉海，是专供御宴的酒瓮。
2玉押
元代处理公文的玉器要属玉玺及玉押。玉押具有元代玉器特色，也是中国玉器家族中的新宠儿。始于五代，但实物见于元代。据记载，元代百官，尤其是蒙古、色目人官员，多不能执笔画押，就以象牙、木刻而印之。宰相及近侍至一品官，得旨则可用玉图书押之，非特赐不能随便使用。据当时制度，一般官吏可用象牙或木押之，而玉押只有一品以上高官并由朝廷特赐方可使用，反映了元朝有严格的用玉制度。元代玉押在传世品中较为多见，例如国家文物局调拨国家博物馆的8万件中就藏有多件元代玉押。此次虽未能展出，相信不久将来很快就能与我们见面。
装饰玉
1王帽顶一玉炉顶
元朝帝王及贵族爱用玉器做佩饰。蒙古王公贵人俱带大沿帽，以玉钮作顶饰。2002年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中发现的玉帽顶，短柱形，多作镂空透雕状，下端有嵌宝石的金质覆莲座，与南京博物院藏的一件元末明初白玉荷塘鹭鸶帽顶下端有镀金铜莲座的配置相同。
这类玉器是帽顶装饰还是炉盖顶装饰一直有争议。2001年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随葬的玉佩、玉带饰和玉帽顶。玉帽顶上端为龙穿牡丹造型，下端嵌宝石莲瓣座。梁庄王墓还出土了几件金帽顶，上端镶嵌一粒宝石，下端为嵌宝石双层莲座。其下层莲瓣座与上述龙穿牡丹玉雕下端的嵌宝石莲瓣座造型基本相同，大小相差并不悬殊，说明二者用途应大致相同。尤其是顶端嵌橄榄型水晶珠、下端为金仰覆莲座的帽顶，和一件上端为玉镂雕云龙、下端为金质覆莲座的帽顶均出于棺床上。由此看来，这类玉雕定为帽顶较为合适。据研究，这类玉帽顶流行于元代，至明代中晚期有些文人将之用作文玩香炉的捉手，从而成为炉顶。这一见解也较为符合实际(引自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玉文化论丛2》)。还有学者认为，此类玉器其用途有二：一为炉顶，二为帽顶，皆可。南方多作熏香炉顶，北方多作御寒帽顶。
玉帽顶一玉炉顶在传世品中颇为常见。常见的装饰有鹤鹿仙人、鹘啄天鹅、孔雀牡丹、鹭鸶荷莲等。
例如本次展出的元代青玉雕人物炉顶、元代白玉雕人物炉顶，此类人物题材多为镂雕、圆雕。主题纹饰均为仙人、卧鹿、仙鹤、祥云等组成，人物均刻画得生动、饱满，人物的眉、鼻、嘴为一笔勾划，有宋代人物的遗风。衣纹流畅、飘逸。这两件作品，虽是镂雕但却不甚玲透，纹饰边缘浑圆光润，器之体量略显厚实，应为元代早期作品。
元代青玉鹘琢鹅炉顶，器镂雕鹘攫天鹅的“春水”图案，原有的黄色玉皮被巧妙地利用于荷叶和鹅头。元代白玉镂雕孔雀牡丹炉顶，孔雀牡丹为玉雕作品中的传统纹样，深雕叶面，花朵圆润、饱满，均沿袭宋代风格，构思独特，意境优美。元代白玉镂雕鹭鸶荷莲炉顶，这类题材的炉顶是元代经典作品，传世品中也流传的最多，纹饰雕琢得层层叠叠，玲珑剔透，镂雕技艺炉火纯青，器之体量较之早期作品略显轻盈，应为元代中、晚期作品。
2玉带板
元代对佩玉有一定的等级规定。玉带板，只有正、从一品官可以用玉，或花或素面，所见出土实物数量为八块、二十块不等。元代著名的范文虎夫妇墓位于安徽安庆东山棋盘山。范文虎系南宋降将、元朝高级官僚，任“尚书省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提诸衙屯田通惠河道漕运事”。大德五年(1301年)葬，所殉玉器就有玉带带夸(八銙一铊尾)、虎钮玉押(玉押应为宫廷所赐)等。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社会主义学院工地出土一套人物玉带板，全套二十块。
本次展出的一套白玉胡人戏狮带板，除数量不同外，与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社会主义学院工地出土元代人物带板的造型和图案基本相同。此套玉带板为白玉，质地、工艺均精良。共七块，其中铊尾两块、桃形銙四块、方銙一块。
七块带板均深雕地子，有边框，边框处雕有凹槽(元代其他带饰均有这一特点)。主题纹饰为浮雕胡人戏狮图案。但七块带板纹饰略有不同。其中两块铊尾纹饰相同，均为身着窄袖长袍，头带尖顶高帽，脚蹬半腰靴的胡人形象，胡人手舞飘带与两个狮子嬉戏。四块桃形銙，各有两组纹饰相同，一组人物相貌、服饰同前，姿势均为一手搭在腿上，一手撑于地面，席地而坐的胡人形象，两人姿势左右对称。另一组为奔跑、跳跃的狮子，狮子造型左右对称。方銙为胡人戏狮图案，纹饰为一卷发、阔鼻，身着束腰长袍的胡人，手舞飘带行走于狮子身后，与狮子嬉戏的场景。这种纹饰通常被称之为“狮蛮纹”。
“狮蛮纹”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条中记载：“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饰这种图案的带銙未见于宋代实物，但在元明时的戏曲和小说里，狮蛮带却成为武将披挂中的常见之物。如《水浒传》第五十四回说宋江“头顶茜红巾，腰系狮蛮带。”《三国演义》第五回说吕布“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西游记》第六十回说混世魔王“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狮蛮带”。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但实物直到1987年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中出土一套20块琥珀带具，皆呈紫红色。方形带板饰人物牵狮子，地上散缀金锭、珊瑚、彩球、宝珠等。人物或跣足魋髻，或戴虚顶尖帽，多袒露一肩，似表明来自远方。狮子与人物相互顾盼，构图饱满匀称。这套带具虽为明代之物，但应与宋之“狮蛮”相去不远(引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
本次展出的白玉胡人戏狮带板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中出土“狮蛮带”略有不同，尤其是人物造型、服饰不同。“狮蛮带”为跣足魋髻，或戴虚顶尖帽，多袒露一肩。而“胡人戏狮带板”则为“顶笠穿靴”，身着袍服的胡人装束。其次，地面上没有散缀金锭、珊瑚、彩球、宝珠等。除人物、狮子以外，地子空白，相比之下工艺却更显得精细、规整。此幅带板应为元代晚期蒙古贵族使用的带饰，因在世上经年散落，数量上已有欠缺，但能流传至今，也是弥足珍贵的元代玉器艺术珍品。
3玉带钩
唐代比较多见的成套玉带饰，至元代比较少见，但带钩却多于前代。例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元代白玉龙首雕龙带钩，与陕西省西安市小塞瓦胡同村出土元代螭龙纹玉带钩的造型、风格十分相似。该器为白玉，质地光洁、温润，龙形钩首，龙头较长，头后双角间距较窄，双眉、双耳均向后平展，角、鬣后披，钩体宽阔，边缘有凹槽。元代玉带钩一般体量较大，有厚实感。钩体多呈“琵琶形”。龙首较长且前宽后窄，双耳平行后展不弯曲，鬣长，钩体纹饰早期多浮雕，钩首与钩体纹饰间距较大，钩体周边雕有凹槽，这一特点与元代玉带板及其他带饰相同。明清时期玉带钩体量逐渐减小，尤其清代更是如此。钩首较短，前后宽窄大致相等，双耳开始向下弯曲。利用镂雕使腹部纹饰逐渐腾起，钩首与钩体纹饰间距较小，宽窄幅度也不大，钩体少施凹槽。
元代官营琢玉机构除玉局外，还设玛瑙局，这是由于蒙古族得天独厚的条件，习惯大量使用玛瑙所致。据魏文帝《马脑勒赋序》云：“马脑(即玛瑙)出自西域，文理交叉，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蒙古铁骑曾横扫西域，获取大量优质玛瑙，故对其情有独钟。
本次展出的玉器中就有一件元代玛瑙龙首雕螭带钩，该器为琵笆形，钩首为龙头，卷眉、大眼、阔鼻、宽嘴，角、鬣后披。钩腹高浮雕双螭相互盘绕，雕工精湛。螭龙是龙子之一，始见于东周，盛行于汉代，历代虽有雕琢，但运用得均不多。元代螭龙纹承宋代传统，不仅运用得多，而且非常成功，并创造了元代螭龙的风格。元代螭龙鼻子呈楔形，五官集中在嘴尖部位，因此显得头颅高大，常被毛发遮住，身躯鼓圆，腿出上腹部，前腿弯曲柔软，后腿一弯一伸，呈爬行状。龙尾更细长，分为两股，一长一短，左右分开。这种钩首为龙头，钩体雕螭纹，二者相互呼应的形制，在玉带钩的造型中基本成为程式化，延续时间很长，从元代至清代大都是这种形式，人们通常将这种玉带钩俗称为“玉龙钩”，其中也有“苍龙教子”寓意。
元代玉带钩较多的主要原因是蒙古族历来喜欢穿袍服，腰部需要束带，显贵者就用环、钩扣具束衣，因而传世品中玉带钩也就特别多。
4玉绦环
元代在对玉带板的使用日益制度化的过程中，玉带板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成为官服的一部分。束腰玉器，除宽体玉带钩外，还有玉绦环，为束腰丝带的结扣。在官员燕居时，或者在根本不穿官服的人们那里，遂系绦带。绦带上的带钩称绦钩，其环称绦环。南宋的绦环已出现精美之品，宋代文学作品中就有大量描述，但实物未见，此物到元代才多起来。
元代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城市居民的着装，受蒙古服饰影响很大，男子多“顶笠穿靴”，着装也多模仿蒙古服饰，于是绦带便大行其时。元曲(《包待制陈州粜米》中，妓女王粉莲不认得包拯，要请他看大门。对他说：“好老儿，你跟我家去，我打扮你起来，与你做一领硬挣挣的上盖，再与你做一顶新帽，一条茶褐绦儿。”这正是当时老年人的打扮。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了一条丝绦带，其上装铜钩和玉环，环比钩还大。
本次展出的一件元代绦钩非常精美，绦环也展出多件，只是相互之间欠缺与之对应的绦钩或绦环，从传世品中把质地、沁色、做工、纹饰都相一致的配套绦钩、绦环找全，实属不易。本次展出的元代白玉花首雕鹘绦钩，钩首用阴刻线雕有盛开的荷花，钩体浮雕一只似在空中飞翔的鹘，应属“春水”题材。这类绦钩与常见的带钩不同，主要区别在于钩首，钩首短圆、扁薄，纹样一般阴刻，不作高浮雕，以便与绦环相扣，钩颈与钩体上的高浮雕纹饰间距大。数量比常见的玉带钩要少得多。元代钩、环的最高形式，是钩、环合二而一，两者相扣，使用便捷。
本次展出的白玉双螭璧形绦环，器壁背面有四个穿孔，以便于绦带固定，璧正面高浮雕一大一小两个蟠螭，蟠螭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与生活中的壁虎十分相似，两肩高耸，四肢滚圆，一只蟠螭的身体呈镂空状，阔出环的一侧，作为可穿系的隧孔以便与绦钩相扣。这类造型的玉佩，民间广为收藏，是中原地区最通俗的纹饰及造型，但将此纹饰及造型用于绦环，应属奇思妙想，在传世品中也是凤毛麟角。该器玉质一流，工艺精湛，造型新颖独特，蟠螭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应为元代不可多得的精品。
藏品中一件非常优秀的元代青玉狮戏球绦环(图十四)，曾引起多名玉器专家的赞赏。也是在库房清理工作中，将众多带扣造型藏品进一步细分为绦环的第一件带饰，极具代表性。器为灵动飘逸的绸带簇拥着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狮，狮子身后阴刻一只绣球。狮子毛发浓密，体态健壮，狮尾呈拂尘状。绸带曲折翻转，两侧各有一隧孔可供绦带穿缀之用。造型古朴简括，刀法粗犷劲健。既有马背文化的雄健与风发，又有中原文化的传统与内涵。这种狮子绣球的纹饰，人们常赋予“锦绣前程”的美好寓意。
5“春水”、“秋山”题材的玉绦环
“春水玉”、“秋山玉”，本是辽金契丹族、女真族广泛使用的玉雕题材，元代继续沿用。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朝在按节令出行打猎时，出动猎犬万只，管理人员二万人分成两队，一队红衣，一队蓝衣。另有打捕鹰人一万，携带凶猛贵重的猎鹰“海东青”500只，还有经过驯服的狮豹参加。皇帝出行打猎时，坐于内用金锦、豹皮、银鼠皮装饰，外用豹皮覆盖的大木楼内，由四只大象抬着木楼前进，前后左右另有万人护卫。《黑鞑事略》记述，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人，在一二百里的大范围挑土为坑，插木为表，系挂毳索，挂起毡羽，风吹时毡羽飞起，野兽就不敢往外逃跑，然后合围追击。(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
1960年，江苏省无锡市墓出土海东青攫天鹅“春水玉”。说明至迟至元代，“舂水玉”已传播到江南地区。云南省昆明市荷叶山出土的元代椭圆形镂空天鹅水草纹玉饰，表明“春水玉”类题材被广大汉族地区所接受。元时还将“春水玉”逐渐演化为鹰击天鹅、芦雁荷藕图。钱峪墓的“春水玉”绦环与绦钩的组合复原，是元代出土文物中仅见，当为鉴定同类玉器的佐证。本次展出的元代白玉鹘啄鹅绦环(图十五、图十六)、元代白玉鹅穿莲绦环(图十七)，就是类似钱峪墓“春水玉”的传世精品，只是雕刻得比其更为精美。这种题材的影响波及到明清时期玉器装饰。
6玉带扣
在元代传世品中，除了带钩，带扣应是最常见的腰饰了。元代匠师逐步打破常规，不再拘泥于一钩一环的格式，而将钩、环改成对称的部件，当中互相套接之处也设计成适合的图形，括结装置隐于背后，正面的造型浑然一体，使之从环和钩的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这是元代工艺美术的新创造，孙机先生将此类带扣也统称为绦环。
江苏省溧水县城南柳家村元墓出土一件螭龙纹玉带扣(图十八)，此带扣工于设计，利用一椭圆形玉料，先琢出一个直径为1.8厘米的半环孔，然后从侧面剖成两片，连接处琢成扣环，使两片玉开合自如。在两片玉的正面高浮雕一螭龙，大小相对，犹如父子，为元代晚期玉作螭龙风格。这类玉带扣在调拨国家博物馆的8万件中多有存在，只是此次未能展出。
“巧作”玉器更加丰富多彩
元代玉器除注重形体、饰纹、线条外，还考虑玉色的搭配，玉器的色泽搭配技巧十分熟练。在表现艺术主题技巧上，广泛用玉皮，加工成巧作器物，这是当时为增加玉器美观而有意设计的新品种。在动物、植物纹饰上，运用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利用棕黄色玉皮表现半枯的秋荷，更是惟妙惟肖。
在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展出的几件辽金时期“春水”、“秋山”题材的巧作玉器，就是利用和田籽玉棕、黄色玉皮，表现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四季捺钵”时的自然景色。在传世藏品中，还发现辽、金、元时期不但善于使用棕黄色，还大量利用青灰色玉料巧作的玉器，例如辽金青玉摩羯带饰、金元青玉巧做卧虎饰件、金元白玉巧做云龙炉顶。尤其元代，这类玉器数量更多。
例如本次展出的青玉巧做双兽绦环，玉呈青灰两色，采取镂雕巧作的技法，右上角高浮雕大象，对角饰麒麟，两兽上下对视，麒麟后腿部留有可供穿系套合的隧孔。“巧作”即利用同一块玉料不同的天然色泽和纹理，巧意构图，使玉雕天然浑成为不同层次、内容的艺术作品，这种工艺又称“俏色”。该器的大象利用灰色部分雕刻，麒麟用青色雕刻。这种青灰或黑灰两色巧作的玉器，在元代传世品中也颇为流行。又如元代墨玉巧作云龙饰件、元代白玉巧做云龙饰件、元代青玉巧作龙虎饰件、元代墨玉鱼莲佩等。
但从目前元代出土玉器观察，则很少有类似玉质的玉器发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东何家村出土的一件童子牧牛形玉坠，玉质为灰白色，两侧的牛呈青灰色，与上述传世品中的玉质类似，只是牛身上有黑斑而已，不是巧作。
据文献记载，蒙古国和元代采用的玉材是有区别的，前者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和林)地区为主，后者以于阗玉为主。据载，元代“产玉之所，日于阗，日匪力沙”。(《元史·食货志》)于阗即和田，现称和田，是昆仑山脉著名的产玉区。考历史地理，匪力沙之名始于元代，似系蒙古语，其地在今和田西南额拉额什河畔苏盖提。于阗与匪力沙虽同在昆仑山北麓，但不在一个点，于阗在白玉河畔，匪力沙在乌玉河旁，说明两地产玉品种不同。
于阗一直是中国玉的主要产地，考古发现自殷商以来，宫廷琢玉一直以于阗玉为上，到隋唐宋元明清，仍以于阗玉为主。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晦出使于阗，描绘了于阗地理环境及采玉情况。据记载：“其南千百里日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日白玉河，西日绿玉河，又西日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棕黄色皮子的籽玉来自和田，那么青灰或黑灰色的玉料是否来昆仑山脉的乌玉河呢？这点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
元代玉器，在风格及形态上以朴拙和粗犷著称，很多玉器作品工艺上不拘小节，留有砣痕，但是注重写实，刻画逼真，又以大气磅礴，追求艺术宏伟气势而闻名于中国玉坛，显示出蒙古民族的豪迈风格。
第2篇：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发展史
一、史前时代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テ鞯谋逃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D？D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三、秦汉时代
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六、明清时代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
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七、结语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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