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时，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济宁本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艰难过程，济宁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逐渐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交流，从重仕重农轻工轻商逐渐走向重视工商业。当地经济形态逐渐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济宁运河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
关键词：济宁；济宁运河文化
“文化通过渗入既存的东西而使它具有尊严，而不是用新的东西取代它。”大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流经市属的梁山、汶上、嘉祥、任城、市中、鱼台、微山等七县区，全长约230公里。济宁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本土文化受到了被大运河所带来的，以江浙文化为主的南北文化的冲击。经过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艰难过程，济宁人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逐渐从封闭、半封闭状态不断走向开放交流，从重仕重农轻工轻商逐渐走向重视工商业。济宁当地经济形态也逐渐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不断走向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济宁运河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
一、与自然生成河流的江河湖海等文化相比，它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注重人自身。与海洋文化相比，其“以人为本”的特色十分鲜明和突出。在海洋文化中主宰人命运的是一些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人们往往会把这种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幻化成海神。对于运河沿岸百姓来说，他们更相信人自身的力量，他们虔诚地崇拜活河神——大王，并认为大王是可以降伏龙王、鼋神等“自然之神”的。这是因为大运河的形成过程，既是人认识自身，发挥自身创造才能的过程，更是人征服自然的过程。在大运河的开凿过程中，各地地质地貌的差异给实质施工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潜能。人们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沿运河地区的人们在参与修浚、运营运河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人的力量可以战胜自然的力量。
二、济宁城市文化体系既不同于政治型城市也不同于商业性城市。以政治中心带动而发展起来的政治型城市偏重防守，多因防守而趋于封闭，因封闭而趋于稳定。其政治功能远远超过其经济功能。以海运带动发展起来的商业性城市偏重于“市”，多因交换而开放。对于沿海地区的居民而言，商业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手段。济宁本是一个军事重镇，后因运河漕运带动发展成为工商业文明色彩鲜明的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济宁城市文化体系不能划归单一的“政治型城市”或者单一的“商业性城市”之列。在济宁的城市文化体系中，济宁城市功能是多元化的，在漕运的鼎盛时期，济宁既是漕运管理中心、朝廷一日不可疏忽的军事要地，也是商业性都会，还是全国著名的手工业发达城市之一。
三、不同文化圈的文化之间的顺河联动和互动形成了济宁运河文化强烈的对外辐射性和交流性。运河文化从总体上说不是局限于一域一处的文化，人们借助运河的流动性和通达性，把一域一处的文化传承播于运河所伸延的地方。大运河纵贯南北，沟通东西，流向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域，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途经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22个城市，全长约1794公里。运河每到一地，便把其他地域的文化传承到那里作为运河文化的一部分与当地土著文化发生联动、产生“联姻儿”。那些“联姻儿”也顺河而下或逆河而上，再与其他地域的文化联姻，生成新的“联姻儿”。如济宁八角鼓的形成就是运河文化的联运和互动的产物。济宁运河文化不仅吸收接纳异域文化，同时也把自身的文化通过运河传递出去，从而对别的地方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济宁商人在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济宁会馆里兴建了金龙四大王庙，对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本地民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联动和互动，跟内陆山地文化固守陈因相比，济宁运河文化显示出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四、在济宁运河文化中，工商业文化所占的比例有所偏重，显示出重钱重利特性。在运河未全线贯通济宁之前，济宁上层领导者的价值取向多是重农轻商甚至抑商，一般老百姓也多重视农民轻贱商人。大运河开通后，济宁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逐渐从轻商变得重商甚至追商捧商。主要因为：一，大运河和众多外来漕船及人口带来了广泛地域的各种信息，打破了当地闭目塞听的局面；二，受江南审美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较大。史载南北漕运最盛的明、清之际，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生产。他们创办了大批商号行栈、手工作坊，如苏州戴氏创办的玉堂酱菜铺。他们在创办商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济宁人们受其影响，逐渐转变价值观，逐渐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三，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济宁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客观条件和市场空间；四，周边农业经济比较发达，为济宁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资来源，也是济宁工商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五、与其他运河城市文化比较，济宁运河文化凸现了鲜明的“个性”。
与同样属于齐鲁文化体系，同样处在运河沿岸的德州相比，济宁的商业文化发展得更充分一些。“明代德州的工商业远远落后于临清和济宁。”主要因为：一是地理位置上巨大的差别，德州靠近京畿，而济宁接近江南。南方文化对德州的冲击力度远不如济宁。大运河初开通时，济宁和德州一样，城市里的商人多是外地人。随着商业文明的不断深入，更多的济宁人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主动积极投身于商、贸行业之中。而德州人参与商品生产和商贸行业的意识却不强，其主要的工商贸易行业还是掌控在各地客商手中，商业很难真正发展起来；二是济宁有强势的手工业支撑商业发展，如济宁的皮革业等。正是这些具有自己特点的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构成了济宁城市商业的支柱，能够生产较多的商品参与社会交流，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地客商。工商业的繁荣使济宁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购买力不断增强。旺盛的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济宁商业的繁荣。如此良性循环，使济宁工商业长盛不衰。而德州的商业仅靠“四方商旅”设市的集市性贸易支撑，一到战争年代，这些外地客商便纷纷搬离德州，到运河沿岸济宁等其他城市发展，其商业很难稳固发展。
参考文献：
马尔库塞著.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4页.
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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