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诗之流”这个概念是班固论及赋体起源时提出的,后人经常引用来阐述诗赋关系。其中又牵出赋体与六义之赋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探寻汉魏六朝时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赋体与六义之赋关系作一点梳理,从中关注此时期文学观念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赋体;六义之赋;古诗之流
赋,不仅是一种文体,同时还指一种写作手法,即诗六义之一,这两个概念常被杂糅在一起讨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关于赋体的起源,班固提出了一种说法,即“古诗之流”,这个概念被后人不断加以发挥,以此对诗和赋之间的关系做不同的阐述。本文试图探寻汉魏六朝时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赋体和六义之赋之间纠结的关系作一点梳理,以期从中发现这段时期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从现存资料看,《荀子》中有《赋篇》,则在战国末期,“赋”已经作为文体之称。赋体发展到西汉成熟起来,且越来越追求巨丽宏大。随着赋体的发达,对这种体裁起源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关于赋体起源,汉代开始就多有论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认为: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i
班固《两都赋序》又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流亚也。ii
这是最早讨论诗和赋两者关系的材料,《艺文志》源于刘向《别录》。从这两则材料看,他们都把赋认为是诗之遗绪。《艺文志》认为“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大夫地位下降,形成普通的士人,他们失志而作赋,以继承诗“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社会功能。班固看法大致相同,他认为赋“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继承了《诗经》的美刺功能,是“兴废继绝”的文体。汉代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确立的时期,对政教功能比较注重,因此刘向和班固等人对于赋的论述都从继承诗教功能入手。此时对赋评价的标准也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iii。至于诗是如何变为赋体这样一种讲究铺陈的宏大文体的,汉人并未论及,对诗赋在艺术表现上的关系也没有提到,同时,也没将其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
赋第一次和比、兴、风、雅、颂并列出现,是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iv。
另一个提出六义的文献是《诗大序》: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v。
《毛诗》在西汉为古文经,不为世所重,所以一直到东汉后期,郑玄笺《诗》,以《毛诗》为主,才大行于天下。《周礼》和《毛诗》的情况差不多,自面世之初就被藏之秘府,在汉代长期不被征信,所以当时人并没有注意其中所提的“六诗”。这可能是汉人不曾把赋体和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但赋用来说诗并不仅是古文经的传统。赋比兴的说法,汉初习《诗》的经师都使用。今文三家诗虽大多亡佚,然从尚存的部分《韩诗》可以得知,今文学家也采用赋比兴的方法说诗。班固等虽把赋体看作是对诗的继承,却并没有关注经师讲《诗》时的“赋”,也没从这个角度论述其与赋体的关系。
同时,汉代对赋比兴之中的“赋”的解释和看法,也并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发达的赋体的影响。《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vi
虽然提及赋作为诗之一法有铺陈的特点,但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政教善恶”,对诗的这种写法在形式上的特征并不很在意。
由此可知,汉代赋体与六义之赋还没有扯上任何关系,这和汉人对文学的看法主要从政教功能出发是分不开的。
到了魏晋时期,汉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蔚为大观,有关讨论也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就围绕着“古诗之流”即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展开。左思《三都赋序》说:
盖诗有六艺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vii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把赋体和六义之赋牵合在一起了,把六义中的赋法和赋这种体裁联系起来,而排除了从 “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角度考虑诗赋关系。从这来看,他对赋诗关系的理解,并不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考虑,赋是“古诗之流”,只是因为它对六义之赋的继承性,换个角度,也说明他认为六义之赋与赋体在写法上有相似之处。其次,他说“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认为赋应该描写亲目所见的事物。虽然他承认了“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的社会功用,但这主要是从“观土风”即辨八方之名物的角度来说的,和汉人“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不一样,对赋这种文体的认识,已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汉人。
把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还有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他说: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茍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viii
皇甫谧和左思一样,将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古诗之流”。他从形式上概括了赋的特点,赋是“美丽之文”,它铺叙物理达到“人不能加”的程度,所以“文必极美”、“辞必尽丽”。这是对赋体形式之美的一种肯定与赞赏,汉代虽然在赋的写作上极尽宏丽,但论述赋体之时却很少对其丽辞给予肯定。同时他认为赋体在思想上应“纽之王教,本乎劝戒”,又继承了汉人注重美刺的观点。从这看出,他认为赋该继承诗的“文质之体”,是形式和思想两个方面的“古诗之流”,在意识到赋体形式特征的同时,又试图将社会功用性糅合进来。
此外,论及赋是“古诗之流”,但不及赋体与六义之赋关系的有挚虞《文章流别论》: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ix
挚虞不从六义之赋来着眼论述赋体起源,他对“古诗之流”的解释却并不同于班固。他虽对“丽靡过美”提出了批评而要求有益政教,但政教功能并不是他唯一的着眼点,他认为赋应该继承古诗“发乎情”和“明礼义”的特点,还要“以情义为主”,“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可见他对辞色描写不反对,只是不提倡过度追求描写而已。
南朝最值得注意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诗赋关系的阐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x
刘勰同样从六义之赋来寻找赋体的源头,关于诗赋关系也是从六义之赋来切入的。但是与左思、皇甫谧还努力牵合艺术与政教两方面不同,刘勰谈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只从六义之赋这种艺术手法着眼,认为赋体与六义之赋在艺术上有相同的特点。它们都“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作为艺术手法,赋是一种铺列文采、通过描摹物象来表达情志的写法;而对于赋体来说,这正是它的文体特征。所以从根本上说,“诗与赋如树之干与枝也”xi。赋是诗一种写法的发展,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古诗之流”。
从魏晋南北朝关于赋与诗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当时所论述的“古诗之流”逐渐偏离了班固最先的含义,这是从他们用六义之赋来观察赋体起源开始的。作为《诗经》的一种写作手法的“赋”在汉代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讨论,淹没在了以美刺来说诗的洪流之中。但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逐渐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文学本身来观察各种体裁,赋体在政教方面的功能被逐渐淡化,而人们在探寻这种文体起源的时候,开始对它写作形式上表现的特点留意起来。于是 “古诗之流”的这一概念得以继承的同时,其内涵却被悄悄改变,赋体对诗的继承,主要不再是对其社会功能的继承,而是对六义之赋这一写作手法的继承,所以赋体与六义之赋屡屡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相应的,赋体的艺术特征也影响到了赋作为一种写作手法的具体理解,对于六义之赋,开始从铺陈文采、寓言写志、直书其事等方面来认识。这两者之间纠缠的关系,正是这个文学观念转变期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第六册,第1755-1756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
[2]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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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四册,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5]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页。
[6]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7]左思《三都赋序》,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8]皇甫谧《三都赋序》,《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6页。
[9]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79-180页。
[10]刘勰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诠赋》,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
[1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诠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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