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比兴作为中国诗学的传统命题，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其丰富的内涵与精神吸引着人们不断地探寻。本文在分析比和兴各自含义的基础上，从比兴概念之由来与其浓重的政教色彩入手，从而讨论比兴合为一体的重要意义及其最终归宿。
关键词：比；兴；比兴；政教色彩
赋比兴是中国诗学的传统命题之一，几千年来，人们对它的探讨和分析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对于赋的阐释并无太多分歧，赋的含义也相对单一，而对于比兴的阐释则是众说纷纭，几千年来对于比兴的研究总是充满了新鲜的活力。在讨论赋比兴三者时，人们往往把赋单独列出，却把比兴合为一处进行阐释，那么比和兴各自有什么含义，比和兴与比兴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一、“比”、“兴”之含义
郑玄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i他又引郑众之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ii郑众的解释显得合理一些，他没有说善恶之事，而是认为比是比喻，兴是寄托、隐喻、象征等，他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比和兴的大体区别。
后人对比与兴的阐释中，我们大致也能看出这样的思路。挚虞《文章流别论》：“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iii《文心雕龙·比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iv朱熹《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v
我们可以看出比的含义较为明显，即是比喻的意思。而兴的内涵则比较复杂，大体说来至少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触所发生的情思；二是指联想、想象、象征等表现手法。事实上，我们发现在前人的论述当中很少把比和兴分别进行讨论，而往往把它们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又是为何呢？合在一起的比兴与分开的比和兴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二、“比兴”之由来
赋比兴是三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vi当代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赋、比、兴植根于原始感性生活的沃土中，与原始的巫术宗教祭祀仪式和歌、乐、舞艺术综合实体有密切关系，在原始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比和兴本身也是一个联系极为紧密的整体。《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曰：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vii
《毛诗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viii
“六诗”中比、兴并举，而在先秦其他记载当中又是怎么描述的呢？有两组概念我们不得不说，一是《周礼》中的“兴、道、讽、诵、言、语” ，二是《论语》中的“兴、观、群、怨” 。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曰：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ix
《论语·阳货》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x
我们在这两组概念中并没有发现比、兴并举的情况，它们只言兴而没有说比，不管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区别，在后人的一些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竭力在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注重阐发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刑昺疏“诗可以兴”云：“若能学诗，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xi朱自清也在《诗言志辩》中说：“《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xii不管是“引譬连类”还是“譬喻” ，这些解释都是在说明兴中是包含了比的含义的。而前面所说的郑玄注《周礼》“六诗”虽然不尽合理，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周礼》的“六诗”到《毛诗序》的“六义” ，比兴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从乐语的比兴发展成为政德教化的比兴，政教色彩的日益浓厚也对后来比兴阐释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勰是第一个将比兴合称的人，他认为比兴是相互依存的。虽然在具体论述时刘勰仍是把比兴分开进行论述，但从他开始，比兴一体化的倾向越发明显。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比兴一体化之后它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兴的含义既不同于比，也不同于兴，而是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内涵，它指的是有寄托，有现实内容与社会作用，而这个新的内涵却对后来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比兴”之政教色彩
《文心雕龙·比兴》曰：
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xiii
刘勰认为比兴的重要意义在于讽喻和教化，这正是一种政治伦理价值的体现。《毛诗序》中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xiv郑玄解释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歌咏依违，不直谏。”xv谏的最好方法是不直谏，而是委婉、曲折地进谏，言在彼而意在此。“譬喻不斥言”同样是不直谏的意思，用比喻、象征等手法言他事而实指此事，这些都是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的。不管是“主文谲谏”还是“温柔敦厚” ，它们采用的都是比兴的手法，因此，当比和兴合为一体之后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政教色彩，在以后的诗论中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唐以后的文论中，比兴被赋予的政教色彩无限升高，开先河之人当属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xvi
兴寄即是比兴寄托，陈子昂强调的是诗歌必须要有社会现实意义，要寄托作者的理想。托名王昌龄的《诗格》云：“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二曰有以，三曰兴寄。”xvii如果说初唐之人对比兴的阐发还停留在温柔敦厚的范围之下的话，那么中晚唐之人对比兴的政治伦理要求则显得愈发浓厚，他们强烈地要求以比兴的手法表现社会现实内容，从而达到政治上讽喻的要求。白居易《与元九书》曰：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xviii
自唐之后，历朝对于比兴的阐释以政教色彩为主的不在少数，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写到：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寄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xix
比兴理论发展到这个时候，政教色彩、社会伦理、风刺讽喻的要求已经过于强烈，这不仅不利于比兴理论的发展，同时也让许多奉比兴为圭臬的创作显得不合时宜，诗歌的艺术性被严重削弱。郭思《瑶溪集》中说：
诗之六义，后世赋别为一大文，而比少兴多。诗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时能兼之。如《新月》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风之事者。‘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才升便隐，似当日事，比之事也。‘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河汉是矣，而关山自凄然，有所感兴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泽，雅之事。‘暗满菊花团’，天之泽止及于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颂之事。说者以为子美此诗，指肃宗作。xx
针对这种情况，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说到：
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xxi比兴理论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新的阐释亟待出现。
四、“比兴”的最后归宿
到了清代，比兴理论发展到了古代文论最后的阶段，这时期人们仍然大多以政教伦理来解说比兴。令人奇怪的是，对比兴的总结不在于诗论中，而是在于词论中，比兴理论也在词论中得到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常州词派，虽然他们将比兴作为自己创作的不二法门，但他们所说的比兴已不再是单单依循传统比兴说强调其伦理性，更是延伸到了艺术性的层面上。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自序》中说：
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谷风》阴雨，犹自期以同心，攘诟忍尤，卒不改乎此度，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xxii
这里比兴的的伦理性已经大大降低，比兴兼重的比兴观已经逐渐向以兴为重的比兴观发展，他要求诗作有深厚的思想感情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在况周颐那里，比兴理论有了最后新的超越。他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到：
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xxiii
比兴到这里已经完全将重心转移到兴的身上，再难看到社会政治伦理的内容，更多的是强调作者内心与外物的感应和碰撞，它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艺术手段，而是升格为这种手段产生的艺术效果。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比的含义即是此物与彼物的关系，比兴则是将社会政治伦理的内容和寄托比附作为重心，而兴则更加关注由外界事物的触发而引出的艺术审美感受和体验。比、兴和比兴这三者的概念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独把比和兴作为讨论对象是不合适的，因此这才有了比兴概念的出现，比兴最后的归宿综合了比和兴的概念而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我想这也正是它能长久保持生命力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钟嵘著，陈廷傑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
[4]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9]陈廷焯著，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0]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王国维著，周振甫、徐调孚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1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12]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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