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连科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产生了“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和平军人系列”、“瑶沟系列”和以河南“耙耧山脉”为依托的一系列小说，有着自己的文学抱负和信仰的他并不刻意搭乘文学潮流的快车，而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色，在坚韧远行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进而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阎连科；文学潮流；坚韧远行；自我突破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鲜明个性的一位作家。90年代中后期，随着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的获奖和几部充满正义激情的长篇小说的出版，阎连科开始受到文坛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热评。然而，阎连科的文学命运并非一帆风顺的。他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天麻故事》，直到1988年《两程故里》的出版才引起文坛注意，真正的成名则要到90年代后期《黄金洞》《年月日》等中篇小说接连获奖，又先后发表了几部颇有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阎连科才确确实实成为当代文学无法忽略的一个存在。
一
对于这样一位在漫长写作生涯中不断锤炼打磨、寻找自己的文学位置的作家，评论家将其长期受到文坛冷落的境遇称之为“文运不佳”。这背后的原因，与阎连科的朴拙有关，也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阎连科并未找到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阎连科长期在文学潮流之外，这给他的作品进入文学史视野带来了困难。虽然他的几个电视剧本获得了国家“ 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但阎连科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主旋律作家。他曾说过正是因为那些写主旋律作品的作家“冲在前面了，把我们留在后方了，让我们可以在后方安静地写你想写的小说了，思考你想思考的问题了”。［1］阎连科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永不满足，他看到了古老中国大地的贫穷和苦难，内心的痛楚使他的创作难以停步。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为了给姐姐挣钱治病，他没有读完高中就离开家乡从事体力劳动，后来入伍参军，靠写作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命运。但农村的生活经历却成为他创作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生平背景不仅使得阎连科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底色，而且使得他能够与农民站在同一立场思考写作。他不是贵族化地在作品中挖掘民族劣根性，揭示劳苦大众的精神奴役创伤；也没有沈从文式的“美的人性、诗的意境”，在淡远的抒情笔致中倾诉个人与民族的隐忧。农裔的身份使他始终贴着农民的心灵去写，执拗地长久地注视着乡土中国的苦难。
90年代阎连科的最大成就体现在“瑶沟系列”小说的创作上，这些作品包括《瑶沟人的梦》《欢乐家园》等，作品的主人公直接以“连科”为名，带有新写实小说的印记。新写实小说1987年兴起之后，在池莉、方方等的推动下声势迅速壮大，阎连科写“瑶沟系列”时，新写实小说已渐趋退潮，他的“瑶沟系列”无论主题还是艺术上都不张扬，阎连科也并未因此在文坛走红。
阎连科曾在部队工作，这使他在创作“和平军人”系列小说时可以左右逢源地揉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整个文学潮流演进中，阎连科的“和平军人系列”小说为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于和平年代军人命运变迁的认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军旅小说向来以塑造英雄形象、歌颂爱国主义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为主旨，然而阎连科更关注的却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寻求和关切。他‘填充’了朱苏进、刘兆林、简嘉们离去以后的‘空缺’，他又和比自己更年轻的所谓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陶纯们作了一个自然的沟通。”[2]可以说这一类型的小说出现，才标志着阎连科有了自己的文学标记。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小说，代表作有《横活》《斗鸡》等，与80年代初以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等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小说”遥相呼应，但并未超越前者，难以再引起人们当初那样的兴致。纵观以上的创作，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阎连科基本上是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思考砥砺前行，但并无太大轰动。
二
进入90年代，文学潮流松散淡化，创作现象异彩纷呈，这给文学史命名带来一定难度，但文学的前进动力并不不总是潮流、流派的推动。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更何况在一个“个体化写作时代”，只有坚持独立的思考习惯和精神品格，才能不被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浪潮和浮躁心态吞没。九十年代新生代、晚生代作家锋芒初露，一些老作家却感到辉煌难继、力不从心，此时的阎连科进入了一个创作喷发期。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中篇和长篇，如《年月日》《日光流年》《丁庄梦》等，仍然进行着不倦地尝试和探索，这些小说明显表现出“先锋”的姿态，就像陈晓明先生所说的：“本土的田园牧歌之后，不再是乡土叙事的残羹剩汤，而是在乡土中国的墓地上，奇媚的后现代鬼火。”［3］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他开始全方位地运用超现实主义来抒写底层农民的苦难疼痛，想通过一种极端写作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激情。这些小说对于现代性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种种焦虑和不适、千百年来农民痛苦的精神蜕变和农村衰败落后的现实都有深入骨髓的揭示。阎连科企图以现代主义手法、民族寓言形式、乌托邦精神家园的建构来重新演绎乡土世界的沧桑巨变，揭示被现代性遮蔽的底层农民真实的生存处境。
《年月日》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版的《老人与海》。主人公先爷为保护一颗玉米种子，与狼群争夺水源，与鼠群作斗争，最终用自己的身体滋养了这颗象征希望的种子。在这部作品里，“阎连科洗尽了忧伤，冲淡了悲凉，呈现出充满力量的壮烈，这里没有彷徨无着的生命沉吟，只有一往无前的生命掘进”[4]。这篇小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为阎连科赢得了巨大声誉。《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子为了给四个呆傻的儿女找到合适的人家费尽了心机，在看到前三个儿女生活得不那么如意之后，她下定决心为小女儿找个健全人，为此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她都认为值得。为了彻底治好儿女的呆病，她不惜将丈夫的尸骨挖出来给她的孩子治病，最后甚至牺牲自己来换取儿女们的健康和幸福。在这曲与命运抗争的悲歌中，阎连科将乡土世界的生存图景演绎得十分酷烈。
将这种生存抗争的悲剧性演绎到极致的则是《日光流年》。这部作品以一种寓言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故事，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5]虽然三姓村人的抗争是一种无望的救赎，然而他们那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足以让人震撼唏嘘。《日光流年》运用“索源体”的形式，从司马蓝的死亡写到他的出生，这种逆流而上的结构正好与作者寻找生命原初意义的动机相吻合。思想的深刻与技巧的圆熟，使得这部小说成为阎连科最受好评的一部作品。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受活》，又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力作。阎连科开始在一个虚构的受活庄里探寻人世苦难，作品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悲悯情怀。陈晓明认为：“这部小说《受活》也是当代中国小说的标志性事件——汉语小说终于可以在一个如此具有概括力的叙事空间中，建立起一个革命历史与全球化现实相撞击的话语装置。”［6］一个残疾人的村庄，在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的县长柳鹰雀的带领下，召集一群残疾人组建了一个“绝术团”，计划用卖艺赚来的钱购买列宁遗体，以此招徕游客、富民兴县，其结果只能是一次荒唐可笑又令人心酸的西绪弗思悲喜剧。这些小说，将乡土小说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又注入了作者对于世俗生存以及灵魂归宿的思考和叩问，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手法为传统的乡土小说中加入了西方现代艺术思维，使得阎连科的小说再次令文坛刮目相看。
阎连科说他不是一个天才，甚至缺乏身为一个作家的敏感，他没有李白式的一挥而就的潇洒和飘逸；没有普鲁斯特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时的细腻和敏锐；然而他的成功之处也许就在于他的坚韧。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精心雕镂着属于自己的“耙耧世界”，既不追赶潮流，也不抢出风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坐标，有了文学版图上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取舍之间，阎连科也在不断进行思考，不断寻求超越，他那充满想象力的荒诞故事、充满爆发力的狂欢化语言、充满创新精神的小说结构，都给当代文学提供了很多新鲜的审美体验，也给现实主义以更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演讲集［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5 .
［2］朱向前.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J］.当代作家评论.1994（6）.
［3］［6］陈晓明.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4］林舟.乡土的歌哭与守望[J]. 当代文坛.1997,（5）.
［5］何向阳.缘纸而上或沿图旅行［J］.花城.1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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