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的“焚书”事件。在宋朝时期,有大量的诗人焚毁自己的诗文草稿。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主要缘由是诗人文学自觉意识中的选择性,以及对先进诗歌理念的追求。宋代诗人焚毁自己的诗文草稿,也真实的体现了当时文化的种种特点。
关键词:宋代;诗人;焚稿;缘由;内涵
一、诗人焚毁诗稿的缘由
诗人文学自觉性中的自我选择意识
在唐宋时期,文人对自己作品的收集,对自己诗集的编纂已经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所以在诗集的编纂过程中,就有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抛弃不符合自己诗歌理念的内容,或是毁掉自己不满意的诗歌作品等。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述的一段黄大临对其弟弟黄庭坚的言论,曰:“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十篇。”[1]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韩元吉,在其《焦尾集》序中自述到:“予时所做歌词,间亦为人传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尤不能尽弃焉,目为焦尾集,以其焚之余也。”[2]这清晰的记述了黄庭坚、韩元吉有意识、有决心通过自己的诗文扬名后世,从而着手准备自己的诗稿。因此,在他重新对自己的诗文草稿进行审视过程中,焚毁了那些自认为“劣质”的诗文。他们的这种行为正是出自诗人在自觉收集、编纂过程中的那种自我选择意识。
诗人学习先进诗歌理念的自觉意识
在诗歌发展进程中,诗人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特别是在宋朝时期,宋人为了超越前辈,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和前人并驾齐驱,更加致力于诗文的革新。由此,许多诗人在某种契机之下,焚毁自己以前的作品,抛弃自已以前的作诗方式、方法或者作诗风格,顺应时代潮流,顺应诗文发展的需要,接受新的风格,学习新的作诗方式、方法,例如宋代诗人陈师道。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自幼笃学能文。十六岁拜曾巩为师,得其古文笔法。陈师道的文学成就,特别是诗歌成就很高,在宋代能够自成一家,人们常常“黄陈”并称,后被列为“一祖三宗”中“三宗”之一。这在他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他曾献诗给黄庭坚云:“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在《答秦觏书》中自称:“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诚以其苦心深造自成一家,不拘拘于规抚涪翁,正其善于学涪翁也…”[4]文中说到陈师道在亲眼目睹了黄庭坚出类拔萃的诗歌作品之后,再拿自己的诗作进行对比,显出自己诗歌作品的贫瘠,便坚决把自己以前的作品焚毁,学习更加优秀的诗歌观念。
二、诗人焚毁诗稿的文化内涵
文人的自觉意识
在中国,文集的编纂始于魏晋时期,经过发展,到了唐宋时期,文人对自己作品的收集,对自己文集的编纂表现出了比前人更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文人中间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唐宋时期的诗人在这种文化现象的促使下,便有目的地对自己以前的诗稿进行整理,对于那些自认为既没有新意,又没有存在和保存价值的诗稿,作者选择了扔掉甚至是焚毁。希望能够借此来抹去那些可能玷污自己诗歌理想的糟糕作品。北宋时期的贺铸在《庆湖遗老诗集》序中说:“始七龄,蒙先子传授五七言声律,日以章句自课,迄元祐戊辰,中间盖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巳者屡矣。”[5]正是这些“妄作”,作者以为他们不仅不能成其名,而且在将来,这些诗作还可能玷污自己的诗名。所以,出于对自己名声和声誉的重视,在有些时候,作者在编纂自己诗文集的过程中,会焚毁一些诗稿。
从“文人相轻”到“愿立弟子行”诗歌观念的转化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即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砥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6]文人相轻,自古使然,但是这一现象到了宋代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宋朝诗人中,诗人们不仅乐于向比自己优秀的诗人学习,也会诚恳地拿出自己的诗稿,请高人批评、指正。诗人对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别人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甚至“愿立弟子行”。
例如前文所举的诗人陈师道,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向士諲,他在为徐俯诗集所作的序文中说道:“始为诗以数百计,一见师川快说诗病,尽焚其稿” [7]向士諲和徐俯相遇,讨论诗歌,向士諲便接受了徐俯的批评建议,焚毁自己部分的诗稿。这些都表明了文人之间由那种“文人相轻”的观念向“愿立弟子行”观念的转化。也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化,出现了一部分诗人焚毁自己诗稿,以追求更高的诗歌理念。
强烈的文学自省意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8]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时时对自身进行反躬自省,以期来完善自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本人文学观念的自省,另一方面是对当时整个文学观念的自省。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能进否。他日观此集,其羡也乎?其亦厌也乎?”[9]就是这种不断自省不断创新的精神,使杨万里的诗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成就,与陆游等并成为“中兴四大家”,被公认为当时诗坛领袖。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当时诗坛崇尚江西体的现象进行反省与自省,创制“诚斋体”,冲破江西体的种种藩篱,自成一家,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所以杨万里在1162年焚毁自己的诗稿,儒家的自省精神,文学的自省意识也是促使其焚诗重要的缘由。
通过对宋朝诗人焚毁诗稿行为的分析和探索,并在这个基础上反观唐宋诗人的文化心理。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文学思潮的演进,伦理道德的变化与当时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研究诗人的这些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诗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宋人诗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叶梦得.避暑录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39.
[2]《四库全书》本《焦尾集序》卷首.
[3]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十.9.
[4]冒广生 冒怀辛.后山诗注补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5.620—621.
[5]《四库全书》本《庆湖遗老诗集》卷首.
[6]范文澜.文献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13—714.
[7]楼钥.攻媿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13.
[8]杨伯峻.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9]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257—3258.3263—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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