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知识论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的美学原则”有诸多错位之处，由此带来的是价值论的颠倒。“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建立在相当经济实力上的文化，是一个紧身衣式的命题；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离真正的新美学文化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与“文学的边界”之突破是同一事件，标志着传统美学和文艺学面临的挑战——审美泛化无边，文学同时也就失去自身存在的固有疆界领地。无论是建构姿态之“新的美学原则”，还是颠覆式的“文学终结”、“文学理论死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话语。这些话语的出现与盛行，一方面有理论自身窘迫的原因，如关于美本质、文学本质诸有关本质的理论在论争中缺少新意，这是一种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它们与文学教师的职业困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理论外部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数字时代的传媒视像文化，正如艾尔雅维茨的《图像时代》一书的第一章标题所说：“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注：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传统文学的生存问题成为全球性忧思。
一 一位美学客人，强大的挑战者
在人“诗意存在”的千年家园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它像位“大爷”似地宣布自己就是这座家园的合法主人，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再坚持“反客为主”就要被扫地出门。于是钱竞在“生存还是毁灭”问题中坚持“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注：钱竞：《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在与王德胜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中，鲁枢元感慨：“我真的已经老了”（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钱中文在对“身体写作”的批判中唏嘘：“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已经发出“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我要研究大众文化”的声音。我们确实看到在这场论争中，师生两代的对话对峙。
然而且慢，悖论是历史地构成的，无悖论则在历史之外。就是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的非悖论式叙述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路径。
2002年杰姆逊送中国的一个话题，即“当前时代的倒退”，他说：“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把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无疑就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
“当前时代的倒退”也就是从后现代倒退到现代，即我们所说“无边的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包容。这种“倒退”也就是前进，是为“走出后现代”，或走向“后现代之后”，是指走向被改写的现代性之核心——启蒙的理性。这些“倒退”现象还包括如罗蒂之为马克思张目，“破”字当头的德里达与哈贝马斯撰文支持欧盟“立”宪等等，“传统哲学的回归”必导致人文复兴，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必将在一个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此，关于文学生存的忧思便与在一个未走出物质和消费占统治地位时代如何在“回到伟大的经典”中保存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并创造美好未来的问题相联。
在新近这场美学、文艺学大论战中，我们往往发现在非学科化和非学理化的“攻方”与学科化、学理化“守方”之间两种话语毫不兼容，你说的是文学想象的“内视”特性，他说的是科技传媒时代摒弃文字语言之视觉图像对感官的直接冲击，因此在学科和学理的内部无法守卫学科和学理固有疆界，无论你说什么，它自“岿然不动”。把问题转移为“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之幽灵再现与“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使得问题更加模糊不清（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既然对手已经请来了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美学文艺学助阵，恪守单一学科疆界线便无法交锋。与这位“大爷”对话，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视野，因此不妨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多学科与批判性—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整合）和资源来辨别文化研究的“中国”异味（非批评之拥抱文化现状），是为“顺势疗法”。
在这场冲突的源头，德里达、布尔迪厄已经作古，文化批评大擘杰姆逊也将届耄耋。为中国少壮派理论新锐传授“后现代真经”者几乎都是西方的苍髯老者，表明这场论争的本质并不在于以“代沟”分割的“保守”与“开放”。一种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地封隔于其它社会生活要素的研究与把文学看成历史所展现的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其它生活现象紧密地联系着的研究；以及一种把文化研究看作西方“后现代真经”用来“审美化”本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常生活，与把文化看成社会不同分层结构与不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现象用以批判一切不合乎人的现实关系，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因此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而更是什么样的文学研究与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冲突。
有人把“本质主义元原理”与“批评”在文学学科中分开，断言只有“元理论终结”，批评方能“开始”，并将“文艺学”归为“文学理论”加以解构（注：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使我们想起了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并不存在一个体系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那只是经典作家们的“断简残编”之拼凑。在美学上也是如此，美学家们表明自己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也只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言论片断，其中免不了大量的阅读盲点与阐释谬误。同时我们又可以想到作家们对文艺理论，也对批评的抱怨，认为它们不仅不能指导反而妨碍了自己的创作和灵感；当前的这场对“元理论”的挑战恰恰又以文学学科中的批评家们为主力。
19世纪以来的学院学科化建制和规范推动了各学科教本编纂的发展，对学科历史发展的基础与研究对象的本质审视加以总结，这就是所谓“元理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为古典时代终结后的新思潮，在文学和美学上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言论加以系统化，编写成各种教本推动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社会思潮的起伏波动中旧教本的更新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批判从不受学院式学科化的束缚，然而他们自由思想之伟大发现从来没有离开过以学科划分的各领域的知识资源。对于文学，创作/批评/理论是不能断然分开的系列环节，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们在源头上大致是同步的。文学创作与作品与对它们的吟唱、阅读、鉴赏、批评同源，理论思维是对世界万物包括文学现象之求真探索。“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志”、“道”、“思”，即包括文学现象本身的思考，它们与“诗”、“言”同在。理论是批评的磨刀石，批评因理论而锋利，没有理论的批评如钝刀子割肉。所以“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的提法是荒唐的。
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文受到的挑战是全面的，是哲学的，也是美学和文艺学的，是理论的、批评的，也是创作实践的，因此把当前的人文困境描绘为理论单一的危机并不准确和全面。在“电传时代文学不复存在”中，终结性既是创作本文的，是批评的，也是理论的。创作、批评、理论要死大家一道死，除非三者都归顺于这同一“新的美学原则”之下，否则谁也别想通过消解另者存活自身。
二 鲍姆加登这本“经”怎么念？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如何界定存在许多歧义。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简称《评崛起》）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区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区分的实质是人的日常生活首先体现在劳动作为谋生方式成为审美的活动与人的劳动成果被作为商品加以美化的包装到市场上出售之间的不同。王德胜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简称《辩护》）中指责《评崛起》用“炸油条”为例来说明以上区分“简单而粗率”，表现为“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注：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鲁枢元又以《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简称《再思考》）针对《辩护》展开了第二回合论辩（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同时，陶东风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指出，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注：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第1月26日。）一文中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他所指不是一回事（注：陶东风：《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16日。）。为橘？为枳？是一个首先要清理的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本土首先提出的问题，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本土性，然而又由于“土质与气候”之别，在知识论上又发生“橘”、“枳”之别，“好吃，不好吃”之价值论混杂其中，于2003—2004年掀起了新世纪美学和文艺学界第一场大辩论。
“日常生活”之所以是“审美化”的，在于：（1）“日常生活”与需要、满足、消费、欲望、快乐这样一些感官功能的联系；（2）现代高新科技产业所带来的“视像文化”在现实审美中的作用；（3）视像的存在最为具体地带来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享受，“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身体快感”。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是“直接”地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辩护》的作者在《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简称《快感》）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之要义（注：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关键词是“感性”，借助鲍姆加登以aesthetics（感性学）来为美学命名这个方便不可不利用，既然已经请来了“美学之父”这尊神，那我们就要看看这本“经”念得是否真切。
《辩护》认为：“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的感性和感性活动。这也正是当年鲍姆加登用aesthetics来命名美学（感性学）的主要原因。”尽管在《快感》中已把理性、理想、信仰以及一切与精神有关的东西弃若敝屣，而《辩护》又声称赞成“感性与理性统一”，但同时还指出：“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检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由此可见，其整个倾向仍然是感性，这个基本点没有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什么样的“感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作为感觉器官的功能与性质可分为两种，一是与认识相联接的，即听觉和视觉，这也是审美的感觉器官，据此可把审美划归认识；二是与欲望联接的感觉器官，如味感、嗅觉、触觉，它们不是审美的器官，也不是感性认识的器官。鲍姆加登的“感性学”即美学aesthetics的完整称谓应为他所说的“感性认识的科学”。他之所以要用此来命名美学确实是针对当时德国以莱布尼兹和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派别的。前者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是“明晰的认识”，感性的认识是“混浊的认识”，两者不能统一。沃尔夫认为美是对完善认识所带来的愉快，这种对完善的认识也是通过感性达到的。“完善”乃最高理性——神的目的之结果，是通过感性认识所达到的最高理性。鲍姆加登一方面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感到了他们的片面性，于是开始了德国哲学与美学把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的伟大工程。他对美学的命名便体现了这种意图。所以作为美学的“感性学”不是如《辩护》从这个字的最表层意思理解的那样：一，它在认识之外；二，它排斥理性。下面用鲍姆加登的一些话来证明：
（8）明晰的认识和混乱的认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这样，我们就可根据已经明确认识到的思维的基本法则，去调节那些首先以美为目标的认识。在此之后，明晰的认识就会更加完善。
（14）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也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
（22）普遍有效的美，特别是客观事物和思想的美……那种丰富、崇高的样式和动人的真理之光都使我们感到欣喜。
（38）美的精神还包括……只要与理想相类似的思维对精神的巨大生动性必然导致理智和理性的美，导致外延清晰的认识之间的联系。（注：鲍姆加登：《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版。引文所注条目序号与同一汉译本所标原文一致。）
正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所说：“鲍姆加登把莱布尼兹的‘混乱的认识’和沃尔夫的‘美在完善’两个要领结合在一起，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280页。）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鲍姆加登在他的美学著作中从来没有把“感性”与“认识”分离开来，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指出，鲍姆加登给美学的命名还有一个意思，即“打算用他的新哲学科学去构成感性认识的一般理论。这种感性认识被当作逻辑的补充，二者一起被构想为提供全面知识的理论，他称之为gnoseology（知识论）。虽然他追随沃尔夫将之称之为‘低级能力’，但他的目的不是去谴责它的低级。”（注：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9页。）这恰恰与《辩护》顾名思义所理解的“感性学”相反。“感性（感官）认识到的完善”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完成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统一的起点，经过席勒的“游戏冲动”或“形式冲动”，康德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到黑格尔的“理念之感性显现”完成，都是以不同的表述在理性与感性统一的基地上对美学的界定。对鲍姆加登的误读以及对作为美学的“感性学”的误解，恰恰表明《辩护》所说的“感性”是非认识的，也是非理性的，也就是非美学的。这样的“感性学”可以是“欲望学”、“快乐学”、“消费学”，而不是鲍姆加登所命名的美学。虽然《辩护》也说什么“反对单纯的感性享乐、欲望追逐是应当的”，那只不过是幌子，从《快感》一文所说“快感的征服性效应”可以“‘无目的’而‘合目的”’得到证实。羔裕尔从希腊“美（kallos）”字把美学精到地命名为kallitik（注：黑格尔：《美学》（1），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但是asthetics已约定俗成，不过这不应由鲍姆加登来承担把美学片面地主观感性化/欲望化的责任。这对古典美学的倒退，恰如《辩护》所言“勇敢地直面自身的崩溃”，也是一种前进，那就是向现代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前进。新的美学原则对经典美学的颠覆与以“身体”为轴心的日常生活审美中对上半身的颠覆相一致。
三 霸权，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
《辩护》一改《快感》一文对康德理性主义美学的颠覆语气说：“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这个话没错，不过接下来就必须回答“霸权，究竟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这个问题。
《辩护》设定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为打击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纯属子虚乌有。它之提出是建立在从对鲍姆加登起到整个美学史的知识论错位之上。从包括美学和文论的世界通史来看，所谓“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只有以布瓦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古典主义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德国理性主义。这两者都有一定的启蒙成分，因为启蒙的旗帜就是科学与理性，但刚从中世纪的神权走出，仍在君主主义下，还没有找到与成熟的启蒙精神相应的形式，前者为浪漫主义所挫败，后者走向德国古典主义之体系完备。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武器主要是非理性主义，本身包含着启蒙与反启蒙之悖论。后现代主义进一步高扬反启蒙大旗，也表现为非理性主义，主要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笼罩着的解构主义和种种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所以除实践的技术理性和新教伦理之道德理性外，在笛卡儿、培根、黑格尔之后思想史上就没有再出现过足以构成流派气候的理性主义。现代—后现代根本谈不上“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倒是非理性主义压倒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正如卡缪所说“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所以，在后古典时期思想史上主要对立不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和感觉论之间，而在理性—感性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常言“科学主义与人文的碰撞”即在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思想体系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以上对峙中的位置。由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经验的重视，从纯学术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思想体系来批判的尚未见到，因此这要从地缘政治来看，也就是《辩护》所说“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鲁枢元的《再思考》挑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时代，……如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以及文化领域有‘全面专政’等”（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然而，这种“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虽然与神学理性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并没有像莱布尼茨等那样在理论上系统化，其理论面貌却常以“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出现，而在绝对权力基础上把个人神化之本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第一，它违反了事物发展（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第二，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反映的理性的话，它不是符合这种理性而是以把这种理性推向极端的形态背反这种理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些东西谈得上任何理性吗？这种非理性主义尚未被彻底颠覆，一种金钱、消费、欲望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支配一切的非理性主义又叠加其上。因此，钱中文、许明于90年代中后期发出了建设“新理性”的呼声，钱中文强调“新理性”不是“新理性主义”。他所极力倡导的“文论的现代性”也就是启蒙的理性以及相应的进步主义在被颠覆之新语境下的再拾。然而，在一个长期封建蒙昧主义禁闭的社会环境下再加之拜物主义，非科学、非民主、非理性的东西，犹如神话中的怪物，砍掉一个脑袋，立即长出十个，并且科技把这种神话化为电脑病毒无限复制文本自身的现实性。所以，钱中文2004年喟叹：“在资本、世俗的权力面前我们自己确实是多么渺小和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至于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批判理性”就更不足道了（注：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大小强弱系比较而言，理性的声音渺小是因为非理性的力量“确实是多么强大和实在强大”。难道还有把这说成什么“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更荒谬的么？当前我们除笼罩在全球性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整体氛围之下，还有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丛林法则”，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英国汉学家怀特所说“权贵资本主义”，以及易宪容所说的“掠夺经济”（注：http: //, 2005年1月2—4日，13：59，《中国经济时报》。），而缺少以公益公德法治表现的社会公共理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即其表现为文化消费主义之产物。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最古老的定义就已经把理性、感性和非理性等东西全面包括在内了。因此，我们可以接过《辩护》的话来说：“非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非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在这种非理性话语霸权下生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产品只能是夹杂着大量垃圾的泡沫文化之虚假繁华，反人文为其基本特点。
所以无论从思想史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来看，《辩护》所设定的打击目标确实是子虚乌有，是为非子虚乌有东西之推出必要的铺垫，非常实有的东西便是金钱、消费、欲望之“感性”统治的非理性主义，即“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从前新时期的政治权力的非理性主义到经济思想和文化美学理论上的非理性主义；以拜物教的狂热代替领袖崇拜的狂热。一种已经足够“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还嫌其不够强大，无非是让已经十足霸气的非理性主义之霸气更盛。这不是某个学者、某篇文章的霸气，而是全球化时代性的非理性主义话语霸权。只是与西方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非理性主义不同，中国一方面是拜物教非理性主义，另一方面是仍然保留着强烈****独断的气息或者可说是伪自由主义的非理性主义。
一面在那里“弑父”灭祖，一面又请老祖宗美学之父来助阵；那里颠覆康德，这里祭拜鲍姆加登；既请来了鲍氏，又无细读文本的兴趣和耐心；自己在那里随意曲解aesthtics，却反过来指责别人“简单而粗率”，“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已是物欲泛滥、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真理倾覆，却在那里一味挞伐理性之霸权；既要反（技术）理性的****，又要投入高新技术营造的视觉狂欢，谁能辩得过这样的大法师呢？
四 不可回避之价值态度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外来的命题，并无定解，目前国内提到和引用其出处较多涉及英国费舍斯通和德国韦尔施的著述，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二人。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冲突”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命题，但从科技传媒的作用和消费文化角度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美学家舒斯特曼从新实用主义立场在美学和伦理学的界面上直接地提出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审美化地构成”。法国的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美国的杰姆逊是审美化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更为激烈的批判者。这些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丹尼尔·贝尔主要是比较接近传统的道德主义对审美形式的消费主义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费舍斯通寓褒贬于描述之中，杰姆逊在分析中渗透着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当前时代的倒退》一文中把这种“倒退”在美学上的呈现归为“资产阶级”为动因的“美学复苏”，它有两个极点：“一方面是纯粹的装饰和令人愉悦的平庸化；另一方面是审美判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感伤的唯心主义。”（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前者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后者是指以艺术为中心的多元审美文化所承载着“意义”的社会结构性。布尔迪厄的批判不取马克思主义名号而在立场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非常贴近。鲍德里亚的批判表现出后现代非本质主义的影响，其激烈程度可能有深刻的片面性问题，然而可以在西方值得一提的学者中还没有见到有全面肯定这个命题者，包括实用主义的舒斯特曼以及强调“快感”的费斯克也不是没有批判。
韦尔施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描述中渗透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正如《重构美学》的汉译者陆扬和张岩冰的“译者序言”所说：
美学在当代社会中危机深重，是因为审美泛滥无边，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韦尔施说，我们的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美的艺术过剩，所以它不应当继续染指公共空间。（注：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由知识论错位所带来的便是价值论的颠倒，那就是已经有人指出的，在西方是充满悖论和焦虑的东西，移植到本土在某些人那里便成为可以热烈拥抱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知识论的错位只不过是价值论错位的策略。
诚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这样一个广涉文化学、美学文艺学等多学科之移植过来的命题，如同它在西方也不是众口一声那样，在国内也有争议，有不同认识和评价，本属正常。《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发表的倾向肯定这一命题的文章的作者有王德胜、金元浦、陶东风等，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陶东风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说，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的：“一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我们确实看到陶东风前两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作为消费文化，也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之一的广告。他还在另文中指出，金元浦对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力的态度“非常乐观，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民主精神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对其“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生存的不健全的环境注意不够”（注：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这显然与《辩护》一文的倾向大有不同。金元浦与王德胜也有差异。就我本人来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也是倾向肯定较多，拟从高新科技中提炼美学兴奋感，并从大众文化中体味对精英颠覆之痛快，虽然没有发表文章，目前的观点也可能在批评与反批评中，通过再解读和再思考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复杂多变和剧变之时代，在任何问题上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因此方要论争。
就我目前的认识水准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无定解，也就无所谓“误解”，只是一个紧身衣式的弹性命题。我们只能从人类的总体性历史宏观的不同阶段来看审美活动与人的一般生活之关系。从人之为人那天起人就开始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并且对美的规律的认识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今天所见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物，如彩陶等，当时都是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阶级有不同日常生活，审美观念和方式也有不同。科学技术在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进一步摆脱劳动和职业的束缚，赢得更多审美活动时间，以及更多提供自娱自乐自创之手段可能性，可以预计在“走出后现代”之后人们在审美化的生活中更会有一个今天难以预测的飞跃。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在线性的历史不带有特定阶段的特殊性，其所以表现出一种当下性却有其特定的语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注：见笔者《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这一口号是对上一世纪早期的“审美主义”（汉译为“唯美主义”）的承接与反动，是以都市白领或中产阶级为中心并进而吸引广大市民与中小知识分子的泛大众文化。对现代性反思与改写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唯美主义对峙，以大众文化挑战精英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审美主义推向广泛平庸的日常生活，以泛化“美”的消费文化替代审美，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消费主义的必然联系。它遮蔽了在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人们美的观念上的分歧，即抹杀了与非人化联系的非审美的东西，把悖论式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主要只是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其主要哲学基础仍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使主体，特别是对平庸的、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人，沉湎于“世俗欢乐”，对现实有不合理方面采取容忍、妥协，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
五 审美头脑与经济头脑
日常生活审美化既以白领阶层为主体，也就是建立在相当经济实力上的文化。因此，审美头脑终以经济头脑安慰我们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目前作为“一部分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大众需要’的对立面，‘大众需要’也不见得就否定了‘一部分人的需要。’这就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扼杀‘大部分人都富起来’的追求，更不是对‘大部分人都想富起来’的否定”。
确实，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维持，在于塔尖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基座“‘需要’的对立面”（注：参见http: //.cn, 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然而，社会刚呼唤“关注弱势群体”不到十年，政府刚开始考虑在税收方面调整过去的“劫贫济富”以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贫富矛盾，却立即有权威经济学家出来叫喊：“杀富”解决不了问题。然而，我们也知道正是在这样经济学家的生产理论帮助下多少中小股民的“棺材本”被骗到“黑庄”手中，正是以“想发财”之“大众需要”满足了他们“一股独大”之“需要”；他所提出“二套房”之“小康标准”也是以“享受生活”的“大众需要”实现作为第一暴富房地产商囤积房源，制造泡沫，抬高房价之“需要”。直到2005年的政协会议上，此人还声称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当然此人仅为一批“见钱不见人”之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有权威者之一。这些经济学权威中有的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至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等等。“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这个口号便来自这些经济学家（注：纪硕鸣：《郎旋风刮起改革反思》，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这是20多年来不公平竞争的理论基础，实践已充分证明“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不顾公平”。它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快感》告诉我们，房地产商们对楼盘广告的种种“美”名“几乎最大限度地把当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享乐欲求与有限的审美想象力统一了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的后面，囤积的空置房源与疯涨的房价与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买房困窘“统一了起来”。
由此可见，这样的经济头脑与审美头脑是在同一辆战车上。
经济头脑之下的审美头脑给了我们一个美妙前景：“少数人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然后“共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公式。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金字塔上层的人并不每天都唱卡拉ok。因为种种社会矛盾加剧，中国富豪中自杀倾向日益严重，所以北大医院心理咨询每50分钟1200元还排不上号（注：http: //.cn, 2005年1月29日，《光明网》。）。并且中国红十字会调查显示中国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数日益增多。除了工作竞争、高消费的压力等，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原因在于，“过分审美化”导致的不是真正“美的艺术过剩”造成的“审美疲劳”，而是在审美文化垃圾和心灵鸦片包围中失去了对真正美的理想和崇高事物的判断力与追求，以至精神失去强有力的支撑（这在《快感》看来是“逃避了理性的压力”），一旦受到来自外部的高压或打击就容易崩塌。
金字塔最底层“日常生活”最不“审美化”者倒也有诗，但这与吟风弄月者是两种戴然不同的诗。这是另一条公式“愤怒出诗人”的产物。在民工们书写自己生存状态的诗歌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作为“人”，他们自喻为“老鼠”、“青蛙”、“蚂蚁”、“蚯蚓”，比如在一首《老鼠》的诗中写道：
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
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
我早已被它们感动
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
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
（张守刚《老鼠》）
这不是白领诗人的自讽自嘲，而是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描画。然而，在这些自我非人化的声音中我们听见了对非人化现实的“惊雷”。正如评论文章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整齐彰显，后者参差不齐”。但是，打工诗人的诗句中“有一种硬邦邦的针对强权的力量和威严。这是人的威严赋予弱小者的力量，也是诗人所能依赖的全部力量”（注：柳冬妩：《在城市里跳跃》，《读书》2004年第11期。）。以自我非人化、非理性形式表达的是对作为最高理性之社会公正的诉求，这正是理性改造不平世界的潜在力量。
上面所说那位经济学权威也爱写诗，40年前就写出“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样的诗而被称为“诗人”（注：http: //, 2005年2月16日，《周末报》。）。打工者肯定不会有写那位经济学权威那样的诗的“需要”。难道能把打工诗人的诗与蔑视他们的电视剧装进同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松紧口袋里吗？就眼下这个依然是金字塔结构的社会而言，不能把“谁的日常生活”，“怎样审美化”的问题掩盖于一种普遍主义审美整合假象之下。
六 现实危机与美学未来
《辩护》以为“一味指责‘市场’、‘资本’、‘文化工业’当然容易，但这无济于现实”。如果说，我们不仅在科学技术生产力，也在社会公正和诚信、法治文明、科学民主管理、社会公德和公益、福利和慈善、公民素质等人文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难道这不正是那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批判，而我们则以为这些都“容易”并“无济于现实”的结果吗？
如果“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后现代的一个美学命题，那么相应社会学认为后现代已经渐渐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日常生活之“审美化”是通过非生产非创造之消费实现的。消费对人在生存论上比生产更有第一性意义，因为消费与人的生物本能更紧密地联系着。消费不等于消费主义，消费文化并不等于文化消费主义。休息是劳动者的权利，消闲娱乐、美的欣赏和创造也是人的需要和权利。消费在生存论上的合理合法性在于，任何个人有权享受人类本身的劳动成果，享受人类本身的文化创造成果，这些成果在总体上是积极进取的。这种消费性的享受与人对美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是与作为人追求快乐的本性相通的。然而，消费，不会停留在欲望/需求/满足/快感一系列生命本体论范畴的层面，无论就物质消费基础还是上升到文化消费之精神层面，它总是要超出中性的自然状态向价值两极滑动，从人类学向社会历史学转移。在生产/发展/进步/自由/解放链索上，消费取得正面的价值；相反，在纵欲/奢靡/贪婪/腐败/剥削链索上，消费取得负面价值。后者是与一定生活方式相关之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并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联手。在人类历史上，消费从中点向两极伸张，但这三种价值状态呈网状交织在一起往往难以断然分开。然而，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常为某些文化研究者们所忽略。审美化的消费主义夸大了“消费”这个字的中性意义，使它向负面倾斜了。
消费文化是与文化生产/文化产业/文化商品/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处于转型期中国的种种文化消费主义是在美国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现象。演艺圈、演艺人的人格与心理以及文化市场在这种文化消费主义下都呈现一种畸形和扭曲。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西方受批判在中国被拥抱相映成趣的是：“北京的消费水平超过纽约”，（注：李爱明：《消费亮点难掩收入鸿沟 北京消费水平竟高于纽约》，《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6月22日。）“中国人出国刷卡金额居全球之最”，（注：王旭、祝璐：《visa最新调查显示国人出国单笔刷卡额世界第一》，《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19日。）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长居世界之首”。然而，中国目前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15％。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告诉我们：“中美经济相差一百年”（注：陆纯：《〈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中美经济相差百年？》，《北京青年报》2005年2月19日。）。除了在人性国民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外，“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消费主义联手已对我国生态环境、城市建设都产生恶劣影响，造成能源等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不堪重负，以及生产成本相比世界的驱高，已经在“可持续发展”层面展现了严重隐患与危机。由此，经济学社会学的对策是“循环经济”、“可持续消费”、“新节俭主义”和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等等，而《辩护》却说“生态乌托邦”是“脆弱而渺茫的梦幻”。
文化消费主义的批判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可能的危机避免之忧患考虑，而更长远地是使消费与文化和审美更人性化、人文化。我们需要在文化美学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之间制衡，从人类进步文化之人性维度上指向一种可以逐渐现实化之新美学文化的未来。一个与人类审美史起点与终极相连的非乌托邦之审美化生活必以橄榄型逐渐替代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到把它最后铲平为前提。而“新的美学原则”正是为了消解和颠覆这种信仰、信念和信心而出台的，正如《快感》所说：“在洋溢着感性解放的身体里，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欲望已自动脱离了精神的信仰维度，指向了对于身体（包括眼睛对于色彩、形体等）满足的关注和渴求。”因此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离真正的新美学文化不是越来越近而恰恰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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