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上世纪90年代，译员出身和具有心理学背景的同声传译研究学者之间开始相互认可对方的学术规范，双方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初步融合，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逐渐增多。进入新世纪以来，同声传译研究方法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高彬、柴明颍，2010)，其中从心理学途径对同声传译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充实了同声传译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但是，研究者在提高实验效度的同时，影响到了研究的信度。本文围绕同声传译认知加工的复杂性和译员的应对能力，对心理学途径同声传译研究进行了探讨，指出并分析了研究方法与同声传译实践之间的不匹配问题。
2.心理学对同声传译研究内容的充实
心理学理论曾经对同声传译研究起了启蒙作用，但同声传译复杂的加工使得一些研究者转向相对简单的分解加工任务研究（Gerver，1975;deGroot，1997)。进入新世纪后，Shlesinger、Padilla等人借用了心理学研究成果，对同声传译的认知加工进行了新的阐释，以Christoffels和deGroot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在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涉及同声传译研究的文章，拓展了心理学特别是双语研究的范围,丰富和深化了同声传译研究的内容。
2.1同声传译认知加工复杂性的根源从心理学途径研究语言加工的传统方法多限于单语研究。研究对象虽然有时包含双语者，但是对许多双语加工过程的关键问题如双语表征、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能力等方面，都未曾进行研究。deGroot和Christoffels把同声传译作为一种双语专家技能，将一些口译实践技巧纳入认知研究的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口译的直译和意译问题。deGroot(1997)从认知过程视角对直译和意译重新进行了阐释，将传译过程分为两类：纵向式传译和横向式传译。纵向式传译强调的是加工的顺序性，主要包括理解源语（包括语用层面）和译语表达两个主要过程，每个过程中又包含若干顺序性的子过程。横向式传译强调加工的横向语言对应性，主要是指在字、词、句层面用译语对源语进行直接的横向替代。这两种传译方式不是独立存在的，纵向式传译过程中包含着一些横向式的加工。由于同声传译的复合加工方式完全区别于日常话语的纵向加工，为心理学双语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
心理学认为同声传译是极为复杂的认知加工任务。在前人的研究中曾经涉及同声传译两个重要的困难来源：同步性和语言转换(transformation)。为了比较同步性和语言转换给同声传译増加的困难程度，deGroot和Christoffels将同声传译与跟读和同语复述这两种较为简单的加工方式进行比较，解析其复杂性的原因。实验结果表明，同步跟读比滞后一句跟读的表达效果只是略有逊色，这说明同步性给认知加工带来的困难并不显着。口译和复述的表现较为相似，所以双语转换和单语转换的差异并非是同声传译的困难所在。滞后一句的交传和复述比相同情况下的重述也只是略有逊色，这说明语言转换只能略微增加认知加工的困难度。然而，同声传译和同步复述的表达都比滞后一句的交传和复述加工有较大差别，这说明在同一任务中共同加载同步性与语言转换两个成分会大为増加任务的难度。同声传译复杂性的分析说明单语复述和同声传译应属于不同的加工方法。复述的反应时（latency)长于同声传译，并且回忆的程度不及同声传译，表明复述可能在单语激活后又被抑制，造成重述和回忆的困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复述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单语同传，不宜在教学中使用（Christoffels，deGroot&Waldorp，2003;deGroot&Christoffels，2006)。
2.2同声传译加工中译员的应对能力
译员对同声传译复杂性的应对方法主要依靠两种互不相关的词汇提取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词汇提取能力受语言水平影响。工作记忆容量与同声传译能力呈正相关（Christoffels，deGroot&Waldorp，2003;deGroot&Christoffels，2006)，这说明同传译员克服加工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具有较大的加工和储存的工作记忆容量，这与Padilla早期(Padilla，1995)的研究结论非常相似。但是后来Padilla(2005)重复了1995年的实验后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只是同传译员克服加工困难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她认为仅凭较大的工作记忆容量不能完全应对同声传译的同步性。实验中，译员不受发音抑制影响，但是同样具有较大工作记忆容量的学生却明显受到发音抑制的影响。不过，同时进行两个不同的理解和输出任务时，译员和学生受到了较为类似的干扰，这说明理解和输出任务的协调性不能解释译员缺少发音抑制干扰的原因。对特定领域任务的研究说明译员抗干扰能力与特定领域中的长期记忆相关。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知识有助于译员的语音回路（articulatoryloop)存储。译员一方面将信息存入语音回路，另一方面通过执行中枢加工激活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语音、词汇和语义信息，并将激活的信息存入情景缓冲器中（episodicbuffer)，这些信息继而又能够巩固开始衰退的语音信息。Padilla的研究弥补了在Christoffels和deGroot研究中的工作记忆特定领域研究问题的缺失。
Shlesinger(2000，2003)也对译员工作记忆抗衰能力进行了研究。借助Cowan最新的工作记忆学说，Shlesinger在实验中将四个无内在联系的形容词嵌入英语源语中，使名词短语呈左分支（leftbranching)结构。由于译语为希伯来语的名词短语表达一般呈末端开放结构，她认为通过译语中形容词表单的保留程度可以反映其工作记忆衰退的情况。但是实验显示了与前人研究颇具差异的结果。大部分译员并没有全部保留原语中的形容词表单，只译出了一至两个形容词。并且，源语输入速度为140字/分钟时，形容词的保留情况要优于120字/分钟的输入速度。Shlesinger认为这是由于较快的输入速度防止了记忆衰退的现象，她还发现为了防止记忆的快速衰退释放加工的容量，译员采取了打乱形容词表单顺序的传译方法。但该实验的问题是没有对照组，难以比较和判断这些方法是否属于同声传译应对复杂性的特殊加工方法，或者仅是普通的认知加工方法。
3.心理学对同声传译研究方法的适应
同声传译研究伊始，研究者被同声传译独特的语言运用方法所吸引，当时的研究往往是探寻同声传译具有可行性的原因。Barik、Goldman-Eisler等人展开了针对听说广度和停顿的研究，分析译员是如何利用它们完成同声传译任务。后来，国际会议对译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同声传译要求：在发言语速加快、带稿发言增多的情况下，同声传译仍应能够成功完成。新一代的双语研究心理学家已经不再为同声传译的可行性感到担忧，他们发现同声传译拓展了原先在单语环境下对语言系统的理解。尤其是在记忆加工这一环节，多种学说林立，急需用同声传译揭示语言系统的奥秘。
3.1研究方法的调整
新研究方向明确后，Christoffels和deGroot(deGroot&Christoffels，2006)在系列研究中调整了研究方法，从原有的双语认知加工和翻译加工的基本观点中确定了两个重要
的研究前提：一是将同声传译视作纵向加工和横向加工的混合体；二是不将同声传译看作某种特殊技能，而是作为双语者的专家技能。这两个研究前提决定了她们的研究方法。首先，在实验中不对这两种加工进行区分，因为纵向加工时其音或形可能储存在缓冲器中，译员可以在测试后提取；而在横向加工的过程中译员有可能逐渐积累信息，直至全部理解，所以实验结果难以区分译员的这两种加工方式。其次，实验受试者可以不启用译员。如果将同声传译视为双语者的专家技能，普通双语者和译员则具有同样的语言加工过程。普通双语者的加工更为自然，而译员加工时所采用的策略会对研究基本的加工过程造成影响。细致的任务比较法更加突出了同声传译加工的复杂性：同声传译与跟读、复述等任务进行比较。由于受试者均为双语者，他们的基本加工过程应该非常相似。通过对输入的操纵并比较几种任务之间的差异，就可以推测出所差异环节的加工情况。这就避免了译员和非译员双语者在从事不同任务时，比较变量过多的问题，也防止了对译员所进行的几种任务加工进行比较时，很难排除策略影响过程的复杂问题。当然，这些心理学实验没有完全否定用译员作为受试者，在对译员的记忆容量进行测试时就启用了译员。根据测试任务的不同，把受试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发现了译员工作记忆的独特性。
3.2研究方法的不匹配
由于同声传译是复杂的双语活动，若直接使用传统的心理学单语加工实验方法或单纯追求实验的生态效度会直接动摇研究的信度，Shlesinger(Shlesinger，2003)的实验设计忽略了译员策略的使用对测量认知过程的影响。虽然该实验的受试者是职业译员，但她的实验是将源语形容词与译语的对应情况作为基本的测量方法，这就隐含了译员会采取横向加工的传译方法对测试形容词进行逐一处理。然而，她的实验结果是在逐字翻译(wordtranslation)实验中极为罕见的，因为进行这项实验时会明确告知受试者采用横向加工方法，此外，语境的完全缺失和字词的不连续性也不允许译员进行纵向加工。但是，Shlesinger忽视了这一点，为了追求研究的生态效度，她采用了类似会议的文件，正是这种文件中所存在的意义影响了译员横向的加工方法，译员有可能采取归纳或省略的策略进行了处理。实验的另外一个结果也与前人的结果不同，译员在输入速度较快的情况下能够更为准确地在译语中保留源语的形容词表单。这种实验所得结果不一定能说明快速的输入速度能够提高记忆的利用效率，继而提高传译质量的结论，而有可能是因为译员迫于时间压力，无暇采取策略性的纵向加工方法，只能选用耗时较短的横向传译②。所以，在跨学科研究中将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结合时，除了要考虑研究的生态效度，还要注意到不匹配的结合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这种研究的不匹配情况也出现在Christoffels和deGroot的研究中。她们将同声传译定义为一种专家技能，但是这两位学者都没有明确涉及与专家技能相关的专家和新手等概念，因而在实验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概念性的冲突。专家技能是专家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够帮助专家有效地解决问题。在非译员双语者进行同声传译或者类似同声传译加工时，如事先没有积累同传经验和知识，就不具有专家的特殊技能，难以充当专家的角色。承认专家技能的概念无疑是将同声传译划归为特定领域的任务，而Christoffels和deGroot所采用的实验刺激信号多属于领域外的刺激方式。据刘敏华(Liu，2001)的实验证明领域外的刺激不能真正测量出真正意义上的同声传译加工。当然，这种问题可能是由于她们借用了遇到同样问题的Dillinger(1994)研究结果，将研究前提预设为同声传译是所有双语者都能够掌握的技能。她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双语者都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同声传译，但是在其结论中显示出对同声传译本质特点理解的缺乏。虽然双语者进行了同步的听说，但仅仅是在单句情况下，缺乏同声传译输出连续性的本质特点，并且对这种同步听说完成的质量情况，两位学者都没有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和说明。Padilla(2005)的协调性实验也证明了同声传译是一种特定领域的任务。实验测试了受试者的听、看两种模态的协调能力，结果没有发现译员的特殊之处，但是在进行同一模态的语言信息加工时，译员却有较为出色的表现。所以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如果要将同声传译视作领域内的任务，应在研究方法中有所体现。
3.3同时期研究方法的互补
这一阶段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以双语现象为切入点，与同时期的同声传译认知语用研究途径在中间表征研究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主题契合。在研究方法上两者却因在受试者选择、实验材料和分析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具有很多互补性。双语研究最早是以词和句作为实验对象研究双语词汇在记忆中的表征形式和表征方法。现在虽然将同声传译纳入研究范围，但仍旧没有脱离原先的构想，所以其研究的方法没有太大的改动。Christoffels和deGroot的实验中采用的主要有单词、句子和图片命名(picturenaming)几种方法。单词和句子实验只能研究自下而上的加工，而图片命名是视觉刺激反应。通过研究这几种加工方法仅能了解同声传译加工的部分过程。认知语用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逐字的刺激信号是脱离语境的、无连续性的信息，消除了或者是模糊了正确性、语境的推测性和语法的效应和字词的启动效应。图片命名反应的方法与以声音为刺激信号并不属于用一种加工模态。但正是这种缩小研究范围的方法可以对认知的局部进行了解（Setton，2003)。
deGroot(1997)对这种加工研究的缺陷非常了解，拟通过逐步拓宽研究范围，比如在逐字传译实验中施加语境信息，在语篇中操纵字词进行测试。双语研究采用的是从分解到合成的过程，在分解过程中了解认知加工的基本特性；对非译员双语者的测试排除了译员在复杂认知语境中所采取的策略的作用。对简单任务加工研究结果明晰后，可以将简单任务置于在同声传译的全过程中进行研究，使全过程最终能够解释分解过程的复杂互动。Setton(2003)提出了另外一种研究方法，他将全过程研究作为起点，把语境置于同声传译加工最为重要的位置，从全过程的互动中理解同声传译的推理加工，把在单语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理论置于同声传译中，对同声传译的机理做出解释。双语研究用实验方法找出了同声传译加工与其他任务加工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在具体同声传译过程中的作用方式还需要通过语料库等质化研究来补充和说明。
在新时代的研究背景下，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并没有产生对立。这是由于同声传译语言系统的表征问题是这两种研究途径的共同之处。在实际研究中，这两种研究成果和方法已经在内在表征研究中出现了汇合。双语研究中关于认知表征问题有着众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词汇表征是否共享。如果用经济性原则进行推测，两种语言在词汇层面的表征应当是共享的。deGroot(1997)将双语词汇表征的模型进行了推进，把双语记忆表征分为两层，上层是字形和语音的储存，底层是意义的储存。字形层有两组词汇表征，每种语言一组。而意义层面的概念表征是两种语言共享的，或者是专属于特定语言的概念。Setton(2003)和Christoffels(2004)都对deGroot的表征模型进行了借鉴和运用，Setton强调了词汇加工的过程而Christoffels注重的是语言的选择与控制。这两种源自不同问题的研究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并列和交叉的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相互之间的质疑，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同声传译研究的健康发展。
4.结语
源自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丰富了同声传译研究本体，拓展了同声传译理论，促进了同声传译实证研究；把双语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置于同声传译语境中进行研究，发现了双语在同声传译状态下加工的特点，阐明了同声传译加工复杂性的根源是同步性和语言的转换，以及译员的应对能力主要受限于总体的语言水平和工作记忆容量。这种研究从部分到整体探讨同声传译过程，对同时代的从整体到局部的同声传译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共同覆盖了同声传译过程的全部。在心理学研究途径的带动下，同声传译研究跨学科特点更加明显，认知学科正在研究的问题开始同步地出现在同声传译研究中。但是，跨学科研究方法仍有与同声传译实践不匹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心理学研究对某些同声传译概念的模糊和同声传译实验对认知加工深度的预计不足所造成。不同研究途径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并列和交叉的研究领域，这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同声传译研究的健康发展。同声传译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心理学的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给同声传译研究参与到心理学研究中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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