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领域里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黑格尔观念哲学的彻底颠覆，即通过把处于巅峰的德国思辨哲学转向现实的客观世界，由此彰显出马克思哲学物质客观性的哲学维度；二是强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标志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从中凸显出深厚的社会历史感；三是认为作为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学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通过社会革命完成在阶级解放中实现现实个人的解放。更有学者从当今人类的具体生存状况及其困境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生存论转向，由此彰显出其彻底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笔者认为，这些诠释和解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特征，但因囿于特定的研究视角而很难较为全面地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杰出成果，只有从西方哲学演变的内在逻辑来分析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才能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发生及其自我困境
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价值诉求是把上帝、物质和灵魂作为主题，把对知识确定性的把握作为一以贯之的哲学旨趣。这种哲学断言真理能为主体经过理性的内在之光而知晓，并将逻各斯(the logos，理性)当作探讨世界规律及追求终极实在、永恒原则和绝对真理的中心，确信通过逻辑、概念和范畴的演绎，就能够寻求灵魂拯救和人类解放的路径，甚至把上帝作为其哲学思想有效稳定性的最后依托。这就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可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在推进西方哲学演进的漫长历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旋律。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论证方式有所区别，具体论题也几经变迁，但确是诸流派共同的思维范式和核心特点。通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历史演进的内在总体逻辑和基本发展脉络的审视与梳理，来阐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复杂过程，无疑是达至在本真理论语境中科学解读马克思哲学实质的自觉理论前提。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贯穿于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柏拉图坚信，理念或模式是自在和自为的，是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先于、脱离于事物而存在，而“众多的事物之所以存在，是靠‘分有’与它同名的理念”。他认为，我们所看见的个别感性事物是这些永恒模型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感性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或模式则永远不息，感官世界仅仅是真实世界的一个表象或现象的世界，是现象和虚幻，而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此是唯一的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概念的思维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的东西，即理性和真理。这便使得理性至上、主客二分、追求终极实在的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范式得到了初步系统的阐明和表述。
尽管亚里士多德指出，理念不脱离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他仍然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体系，在这统一体里有一个统治的目的，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智慧的上帝，要求人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理性、符合逻各斯。
中世纪基督教的产生是希腊一罗马文明和犹太教相结合的产物，而基督教哲学则通过希腊哲学体系来解说并论证自己的教义，逻各斯学说始终在基督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期基督教甚至把基督同上帝的权能和智慧即逻各斯等同起来。“斐洛的逻各斯学说融合犹太一基督教救世(弥赛亚)的信仰，构成了未来几个世纪基督神学的教义运动的中心。”逻各斯被看成是一切创造物的模型、原型或范本。万物是依据理性的影像，由理性的能力或神圣的智慧所创造的。而此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直接建立在本质与具体事物相区分这一主客二分思维范式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关于世俗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也以西方本体论哲学传统中超感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划分为基础，这实际上使经院哲学以宗教神学的形态强化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古希腊哲学传统。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传统和教权束缚的抗争。近代哲学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物质和精神世界，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和宗教本身。笛卡儿重新强调，人类理性有能力把握确实和普遍的知识。他更试图“重新从基础开始”建立哲学的科学，以便“在诸种科学门类中建立起坚固的和恒久的结构”，进而为哲学知识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为此，他坚信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怀疑”或“我思维”，对此绝对不能怀疑。因此他把“cogito”(拉丁语，意为“我思想”)作为其哲学体系稳固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支点，并且坚信从“cogito”开始建造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就“可以扩展为包含所有知识的没有任何限制的体系”。因此，笛卡儿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提出了心灵、物体和上帝三种实体，并把物体和心灵称为被创造的实体，这开创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近代“主体一客体”分析哲学范式。
此后，唯理主义者进一步宣论文联盟http://称，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真正的知识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只有唯理或先验的真理、清晰明确地被理解了的真理才是确实的。虽然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而否认有先验的真理，并质疑“因果概念是否能先天地被理性所思维，是否具有一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内在真理”，但经验主义者仍然努力证明其把握真理的方法和信仰的对象是合乎理性的，都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普遍和必然的。一度占据德国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莱布尼兹一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甚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和谐的整体，认为“不管我们有多少关于普遍真理的个别经验，除非通过理性而认识它的必然性，我们永远不能靠归纳来绝对确定这种普遍的真
理”。而随后的德国启蒙运动把“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作为直接目的。
康德指出，两千年来的形而上学并未成为科学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他认为。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可能或不可能、来源、范围和界限，必须考察或批判人类理性，通过考察理性一般的能力来保障理性的正当要求。他所探求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对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因为他认为，“后天知识”作为根据个人经验、一时知觉得来的知识，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他为此把先验自我意识看作一切知识的条件的顶点，进而来规定和综合所有的经验材料。实际上，他依然要“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原点，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解释一切”。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突出强调了哲学的职能是要“了解理性所据以活动的规律或必然形式”，并着重指出，一切存在物的真理只存在于理念中，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有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只有从概念上，通过概念、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我们才能认识事物中的理性，而世界、理念、理性、概念是活动、运动、演化的过程。为此，他主张在意识过程中，通过研究和理解其中的理性去如实地剖析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其结果便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被他归结为高度思辨的逻辑，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也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自然界也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绝对精神回到直接性的结果。显然，“在黑格尔这里，世界的本原就是自我意识，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超越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形成与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从古希腊早期对第一原因或终级原因的孜孜探索开始，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发展历程表明，追求和把握知识的确定性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希腊一基督教传统)的永恒主题，而这是通过基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并把理论和逻辑支点始终指向理性本身来实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彻底而纯粹的理性主义：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的世界观，认为宇宙和人类历史是一种唯理的、有目的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理性的表现，完全能够为理性所理解。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等一切事物起源于人类理性，只要扫除迷信，用理性之光清除在历史过程中混入其中并使之败坏的反理性和偶然的因素，即可辨明万物并获得真理；其次，它是一种先验的理性方法论，旨在从一种先于并独立于所有经验的视角出发来规定知识的条件，通过这种先验哲学来完成知识确定性的探求，并突出强调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寄托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性和逻辑的自我完善。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诉求在其现实展开环节，呈现出了如下特点和理论局限：(1)它通过对世界终极目的和原因的本原追问和不懈探求来解释世界，但却诉诸理性决定论的思维范式。就此而言，连经验主义者培根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职能：即发现物体永恒和不变的形式，探讨目标、目的和终极因”。但这种探求却是试图通过从现实世界的外部而非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尤其通过把具体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的理性或自我意识来完成的。(2)其表现为对感性世界和超感世界的截然划分和对立，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理性崇拜和盲从。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它从两个世界的划分中走向了对规律、定理和理性的崇拜和盲从，逻各斯、理性被认为是真实的世界本原和人的本质存在，这样便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陷入无法破解的哲学危机。(3)其在世界的主体建构方法上同样具有局限性。它把知识局限在观念、关系和精神存在物的范围以内，认为“我们所觉知的东西是主体的、我们的、我们所是者的以及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们形成我们的经验内容之方式的一个功能”。这种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在观念哲学中强化，从而导致了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社会生活被看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环节，使得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纯粹思辨的领域而失去了现实根基。(4)其局限性表现在以价值悬设和个体启蒙意义上的伦理拯救来实现人和社会的真正解放。由于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或抽象人性，人类解放的途径就只能诉诸理性逻辑的自我完善、个体的精神解放或者走向规范伦理意义上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甚至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以此来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
显然，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在达到传统形而上学发展顶峰的同时，也导致了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而这也许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范式的自身局限和自我解构，催生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中展开的，马克思哲学同样如此。马克思哲学建树的起点，面对的是19世纪初宗教氛围浓郁、西方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文化环境，尤其是持续两千余年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希腊一基督教哲学传统。在马克思看来，诉诸单纯的逻辑理性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上，难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形而上学史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其批评史的形成过程。在西方哲学史的演进过程中，一再自称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乃至晚近海德格尔对回归“存在”的强调等等，都是在宣称已经终结旧哲学的基础上诞生其“新”哲学的。而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更突出表现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遗产全盘否定态度的持续出现，尤其在以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终结理性主义哲学的呼声也最为强烈。但由于秉承并坚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
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所解构和颠覆的直接对象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左派哲学以及观念哲学的种种理论表现形态。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层指归之所以表现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超越，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真正使哲学成为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的执著信念，把无产者的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主旨，主张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特别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马克思哲学既不像抽象的经验论者那样致力于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诉诸“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试图描绘出“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
理”。而随后的德国启蒙运动把“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作为直接目的。
康德指出，两千年来的形而上学并未成为科学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他认为。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可能或不可能、来源、范围和界限，必须考察或批判人类理性，通过考察理性一般的能力来保障理性的正当要求。他所探求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对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因为他认为，“后天知识”作为根据个人经验、一时知觉得来的知识，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他为此把先验自我意识看作一切知识的条件的顶点，进而来规定和综合所有的经验材料。实际上，他依然要“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原点，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解释一切”。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论文联盟http://，黑格尔突出强调了哲学的职能是要“了解理性所据以活动的规律或必然形式”，并着重指出，一切存在物的真理只存在于理念中，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有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只有从概念上，通过概念、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我们才能认识事物中的理性，而世界、理念、理性、概念是活动、运动、演化的过程。为此，他主张在意识过程中，通过研究和理解其中的理性去如实地剖析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其结果便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被他归结为高度思辨的逻辑，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也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自然界也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绝对精神回到直接性的结果。显然，“在黑格尔这里，世界的本原就是自我意识，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超越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形成与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从古希腊早期对第一原因或终级原因的孜孜探索开始，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发展历程表明，追求和把握知识的确定性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希腊一基督教传统)的永恒主题，而这是通过基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并把理论和逻辑支点始终指向理性本身来实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彻底而纯粹的理性主义：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的世界观，认为宇宙和人类历史是一种唯理的、有目的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理性的表现，完全能够为理性所理解。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等一切事物起源于人类理性，只要扫除迷信，用理性之光清除在历史过程中混入其中并使之败坏的反理性和偶然的因素，即可辨明万物并获得真理；其次，它是一种先验的理性方法论，旨在从一种先于并独立于所有经验的视角出发来规定知识的条件，通过这种先验哲学来完成知识确定性的探求，并突出强调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寄托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性和逻辑的自我完善。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诉求在其现实展开环节，呈现出了如下特点和理论局限：(1)它通过对世界终极目的和原因的本原追问和不懈探求来解释世界，但却诉诸理性决定论的思维范式。就此而言，连经验主义者培根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职能：即发现物体永恒和不变的形式，探讨目标、目的和终极因”。但这种探求却是试图通过从现实世界的外部而非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尤其通过把具体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的理性或自我意识来完成的。(2)其表现为对感性世界和超感世界的截然划分和对立，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理性崇拜和盲从。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它从两个世界的划分中走向了对规律、定理和理性的崇拜和盲从，逻各斯、理性被认为是真实的世界本原和人的本质存在，这样便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陷入无法破解的哲学危机。(3)其在世界的主体建构方法上同样具有局限性。它把知识局限在观念、关系和精神存在物的范围以内，认为“我们所觉知的东西是主体的、我们的、我们所是者的以及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们形成我们的经验内容之方式的一个功能”。这种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在观念哲学中强化，从而导致了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社会生活被看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环节，使得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纯粹思辨的领域而失去了现实根基。(4)其局限性表现在以价值悬设和个体启蒙意义上的伦理拯救来实现人和社会的真正解放。由于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或抽象人性，人类解放的途径就只能诉诸理性逻辑的自我完善、个体的精神解放或者走向规范伦理意义上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甚至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以此来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
显然，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在达到传统形而上学发展顶峰的同时，也导致了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而这也许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范式的自身局限和自我解构，催生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中展开的，马克思哲学同样如此。马克思哲学建树的起点，面对的是19世纪初宗教氛围浓郁、西方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文化环境，尤其是持续两千余年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希腊一基督教哲学传统。在马克思看来，诉诸单纯的逻辑理性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上，难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形而上学史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其批评史的形成过程。在西方哲学史的演进过程中，一再自称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乃至晚近海德格尔对回归“存在”的强调等等，都是在宣称已经终结旧哲学的基础上诞生其“新”哲学的。而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更突出表现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遗产全盘否定态度的持续出现，尤其在以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终结理性主义哲学的呼声也最为强烈。但由于秉承并坚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
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所解构和颠覆的直接对象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左派哲学以及观念哲学的种种理论表现形态。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层指归之所以表现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超越，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真正使哲学成为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的执著信念，把无产者的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主旨，主张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特别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马克思哲学既不像抽象的经验论者那样致力于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诉诸“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试图描绘出“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
讨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生成视野和方法，没有把人的解放寄托在某一终极还原的理性本身，而是在生成视野中真正把握和科学解读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克服途径。
马克思哲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内在矛盾的形成过程，在凸显其哲学方法论中历史生成视野的同时消解了本体还原论，这是通过历史地分析所有制的演变过程来完成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通过对这一基础的历史分析考察。马克思哲学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也就决定了现实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并非理性一般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所有制的演变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资产阶级试图“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妄言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永恒性，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马克思哲学认为，任何特定的社会状况均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既有其产生的根源又有其消亡的必然，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终究将在历史展开过程中被合理的生产关系所替代。但社会矛盾解决的途径只能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内部，以历史生成的视野来加以探求。依此方法，马克思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内在矛盾这一“人体”的深刻剖析，最终找到了解剖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一“猴体”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与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这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意义时所指出的，马克思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旨在从先验的原理出发建立一个脱离经验而独立的绝对体系并推导出整个世界，进而通过理性自身完善来寻求人类解放之路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生成方法论完成了对追求终极归宿的本体还原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
(三)以现实个人的解放消解伦理拯救论
马克思哲学把人的本质界定为承载着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的最终解放的关键是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哲学通过从现实历史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寻找社会关系合理化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走向以独特社会主体(无产阶级)支撑的社会理性发展之路，摒弃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固有的以规范伦理为基础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道路，从而真正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历史性飞跃。
把人的本质界定为理性与精神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哲学基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通过历史生成的视野分析后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人并非理论上或逻辑上的“应然”之人，而是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的个人。“人断然地生活在社会之中，离开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不能理解人。个人只能在想象中才是孤立的，表面独立的个人实际上也是由他们背后的社会关系定位的。”因为只要把“人”放到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就不难发现，现实社会中的人不是处于历史源头的始源性存在，而是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复杂变化和发展之后承载了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存在。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人性或理性之人，这显然是非“历史”的、更是非“现实”的抽象独白。
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社会感受和剖析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后多次被驱逐来到真正意义上工人阶级最为集中、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展开最为彻底的法国和英国之后，其哲学思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此后，马克思哲学不再笼统地谈论“人”，而是只谈工人、资本家、地主、农民等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并承载特定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诚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致力探讨的不是哪个大写的‘人’的主体性或存在论内涵，而是那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支撑这个概念的具体的人的状况，即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哲学这一旨趣的形成就在于他并非用理性一般，而是通过现实的前提和历史的视野来反思并界定人的本质，而这显然既超越了抽象的理性意义上的人，同时又超越了抽象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实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之人的真正超越。
由此，马克思哲学特别强调，只有关注人的社会存在，才有可能真正关注人的存在，离开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就无法把握人的本质。在马克思哲学那里，人的存在变成了“现实中什么样的人”的存在，这就直接决定了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的真正解放就是现实中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而其实现途径则是通过社会理性主体(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解决社会关系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就不能像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或者诉诸理性逻辑的自我完善、个体的精神启蒙，或者诉诸规范伦理意义上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乃至上帝的救赎，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进而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制度，这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认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完全有别于“从第一原理出发演绎出体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哲学不是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而是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在冲破观念(思辨)哲学牢笼的基础上探求人类解放规律的。其反对用任何形而上学的预先置定的假设，反对从逻辑观念或宇宙目的出发，把理性从任何语境中孤立出来，以理性自身为中介先天地构造一个纯粹理性体系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把哲学理解为改造实践的活动以及“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哲学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前提，基于历史生成的视野对人的真实生活和社会历史进行剖析，以现实实践的历史观具体地、历史地揭示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从社会经济生活内部而非预设的理想状态来寻求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并把矛盾解决的途径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自身，因此才在颠覆和终结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过程中探索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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