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09年正式启航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在市场驱动下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体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还不相匹配。本文认为，人民币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站稳脚跟，有必要逐步构建起涵盖安全、经济、援助、制度、金融在内的“五维”责任体系，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全局”的角度出发，逐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审慎有序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服务民族复兴与国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责任体系;战略视角
顶层设计以往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经济视角出发，以市场驱动为主、政策辅助搭台。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逐渐与全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有必要从“战略全局”的视角进一步加以梳理和部署。因此，加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就变得十分必要。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情况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航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清算行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货币互换覆盖39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进入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六大洲94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尽管过去11年人民币国际化在市场驱动下取得了积极进展，国际货币职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仍然不够牢固。截至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以跨境使用为主，并未广泛参与第三方国际经济金融往来，在国际计价、定价领域的话语权较弱。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远不像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那样重要，中国分别拥有约占全球16%的经济总量和11%的贸易规模，但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才刚刚超过2%，这还是人民币“入篮”以来的最高水平，与其在SDR(特别提款权)中10.92%的权重相比，仍任重而道远。究其根源，人民币是在并不完全具备国际使用的条件下，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元流动性收缩而主动承担起向国际社会补充流动性的义务，并由此走上国际化道路的，这与英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初始路径”并不相同。在此情势下，人民币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站稳脚跟、不断巩固国际货币职能的层级路径演进，就有必要逐步构建起“五维”责任体系，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蒙代尔(1983、2003)认为，货币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内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流通区域越大，其应对冲击的能力就越强;而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稳定的信心，包括货币发行国的强大、持有货币本身的还原价值、政治和军事力量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巩固作用、货币政策的稳定等，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货币国际化开展的有益探讨。迈克尔•赫德森(2008)指出，美国依靠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支撑和强化了以美元为枢纽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具体形式包括全球战略资源的美元计价安排、提供对外援助、在全球治理中取得主导地位等，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驱动美元国际24化的内在逻辑进行的有益探索。李扬(2015)进一步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与责任相辅相成。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避险货币，中国就必须承担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包括在国内建立可信的产权保护制度、持续深化金融改革，以及向国际社会提供和平与安全的保障、维护稳定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行的前瞻性研究。综合来看，上述研究没有从“战略全局”的视角系统梳理货币国际化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略显松散。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改进，在运用体系化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五维”责任体系，并在此框架下重新从“战略全局”视角系统梳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逻辑。
三、人民币国际化“五维”责任体系的内涵
在借鉴前文所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五维”责任体系，包括:和平稳定的安全责任体系、可持续的经济责任体系、有效的援助责任体系、可信赖的制度责任体系以及发达完善的金融责任体系。具体说明如下:(一)和平稳定的安全责任体系。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分化、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地区局势动荡不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霸权思维、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全球不确定因素接踵而至，军备竞赛、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网络安全、气候恶化、疫症肆虐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依然任重道远、路阻且长。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16名中国官兵为了世界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军舰在索马里海域共派出31批维和部队执行护航任务6600余次;中国“和平方舟”为超过23万外国民众送上医疗救援服务;中国始终在国际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提出中国方案，积极劝和促谈，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有益贡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推出中国原油期货(INE)，以人民币计价并可转换成黄金，有利于防范美国制裁、维护国际能源价格稳定;境内铁矿石期货向境外交易者开放，有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钢铁产业贸易新秩序;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贡献力量;作为最早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并最早阻断疫情传播的国家，中国以巨大的魄力、勇毅的付出向世界传递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国信心”和“中国方案”，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积极构建国际安全责任体系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人民币逐步承担起国际货币的职能。由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主动承担起向国际社会补充流动性的义务，促使人民币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由于推动了原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促使国际投资者关注、了解人民币，并为进行相关交易适度储备人民币。未来，随着市场逐步成熟，更多期货品种对外开放，将进一步促使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使用，也将在客观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向前迈进。(二)可持续的经济责任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迄今仍然存在，世界范围内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等问题依然严峻，在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全球经济仍深陷困局、裹足不前，而新的技术将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仍未可知。如果说逆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的结果，那么，红利的结束、增长的边界、困境的显现或将带来新一轮全球治理的重塑。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全球经济阵营逐步分化，新兴经济体开始对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规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表达诉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积极参与和谋划全球经济治理与区域合作，稳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完善，促进全球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贡献“中国智慧”。一是推动国际贸易体系重塑。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间贸易争端增多，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无法推动各国间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贸易规则的升级与优化。中国可全方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和实施，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高层次、广覆盖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二是推动国际投资体系建设。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比较分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投资被3284个国际投资协定(IIAs)规范着，没有一套全球通行的国际规则可以遵循。随着国际投资地位的提升，中国已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兼具“主要资本输入”和“重要资本输出”双重地位的国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相对被动的状态，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致力于推动全球投资规则朝着自由化、便利化方向发展。三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障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产生的支付需要提供服务，从而促进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推动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元出现流动性不足，各国因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过于依赖美元而被动地面临巨大风险，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由此产生的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可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多样化选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向前。中国在推动经济责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与担当，对树立中国的国际信誉大有裨益，也在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信用背书。(三)有效的援助责任体系。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和稳定全球多边体系的主要机制，有助于加强全球合作与交流。国际发展援助的核心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致力于服务全球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进入21世纪，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化，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呈上升趋势，利己主义理念开始逐步侵蚀着传统基于利他和道义导向的国际援助理念，国际发展合作形势日渐严峻。同时，由于面临援助有效性和持续性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意愿出现大幅下降，整体呈收缩趋势。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自身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承担起国际援助义务，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搭建共享平台，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发展经验、成果和机遇，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公共产品，不仅有助于破解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固有缺陷，而且有助于在分化的世界中构造紧密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跨境贸易与金融合作等领域对货币资本及投资行为存在大量潜在需求，这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流通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发展完善，也将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持和推动作用。(四)可信赖的制度责任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这里的“信用”主要是指国家信用，而国家信用的核心在于制度。一个稳定、成熟的制度体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具有未来可预期的发展方向，这是确立信任的基础，能够进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发展信心和战略定力。可信赖的制度体系首先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主体的稳定，国家政治生活具有秩序性和继承性，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突变;其次表现为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持续稳定，整个社会呈现出安定有序的运作和发展状态。对主权货币而言，高度健全的以保护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支撑其货币信用的主要来源。货币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在货币国际化的初期，一国通常主要依靠贸易渠道来实现本币的周边使用和国际化，以便利周边贸易为特征且规模较小，因而对制度层面的依赖并不突出;随着货币国际化逐步走向深入和更高的层次，货币的可兑换性对制度层面的依赖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大部分资本项目子项均打通了资本流动渠道。但是，想要完全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化，还需要持续推进产权改革以建立高度健全的以保护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让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界对接，通过改革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创造永久性的制度前提，持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五)发达完善的金融责任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与该货币发行国是否具备发达、开放、高效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以美元为例，美国经济总量早在1894年就已超过英国，其对外贸易规模也在1900年前后超过了英国，但直到1944年美元才最终确立了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在这50年间，美国不断致力于深化其金融市场发展:成立美联储，大力发展银行承兑汇票市场，金融市场逐渐形成规模并且流动性日渐提升，美元逐步获得国际结算和融资货币地位，纽约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元国际化的经验表明，即使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规模方面都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但如果其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其货币的国际化可能仍难以实现。事实上，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够持续占据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除了其综合国力的支撑外，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元国际化的历程也表明，如果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即使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也完全可能发生逆转。当前人民币已经走上国际化发展的道路，积极推进我国金融市场深化改革，既是成为国际公共产品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行稳致远。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持币者提供广泛优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并进一步增加持币数量和意愿。一个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应该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丰富的金融市场工具、高度的流动性、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距离人民币国际化对深化金融市场的要求仍任重而道远。因此，应积极推进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一是夯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市场法治化运行，整合金融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提升征信、反洗钱等重要系统平台的高效安全运行，建立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机制，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二是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丰富债券市场产品，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建立和优化金融市场各子市场之间资金流动渠道，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提高金融市场整体运行效率。三是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提高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加快在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加强离岸人民币市场培育，拓宽人民币跨境流通渠道，培养国际化金融人才队伍，助力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四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综合运用好价格和数量工具，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顺势而为、把握节奏，在发挥市场主导力量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五维”责任体系，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全局”的视角出发，逐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审慎有序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服务民族复兴与国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李扬.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与责任相辅相成［J］．经济研究信息，2015(7):7－9．
［3］曹远征，甄峰.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路径及其意义［J］．国际金融，2012(11):3－7．
［4］桑百川，靳朝晖.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24－228．
［5］黄永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改革和中国的作用［J］．全球化，2019(9):74－82．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韩雨晴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