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当前我国法律为刑事被害人提供的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渠道存在缺陷。将来完善立法时，应将另行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履行情况纳入减刑、假释考察因素之中，应当赋予被害人随时提起另行民事诉讼的权利。
论文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民事诉讼 权利
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免除其对刑事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有损害，即有救济”的原则，刑事被害人有权依法要求刑事被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被害人既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以下简称另行民事诉讼）。
一、另行民事诉讼在赔偿履行方面的风险
（一）被告人财产较少时被害人另行民事诉讼的风险
当被告人的财产较少时，另行民事诉讼的风险较大。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该规定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因此，当被告人的财产较少时，不足以同时承担罚金（或者其他财产刑）和民事赔偿，刑事被害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就可能遭遇这种情况：胜诉后被告已经无财产或者财产不足以执行的情况。这时其可以通过何种途径将被告人承担财产刑的财产追回用以执行民事判决呢？对此，目前的法律未规定相关的救济途径，被害人对于法院是否已经对被告人执行财产刑以及执行情况等信息也无法掌握。这就可能导致被害人要求执行时投诉无门，执行法官要追回财产也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相关部门（主要指收取罚金的单位）是否配合也难以确定。
（二）赔偿履行作为量刑考量的政策在另行民事诉讼中无法贯彻
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刑附民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①因此，当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判决作出之前主动赔偿损失，则其被判处的刑罚将可能有所减少。而倘若刑事被害人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使刑事被告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主动赔偿损失，由于刑事判决已经生效，其无法在量刑上得到相应减少，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也不会因此而启动再审程序对原来的量刑予以修正。刑事被告人基于对其有利量刑的趋利考虑，在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主动赔偿损失的积极性会较高。而在刑事诉讼结束后的另行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此时可能已经被确认是犯罪分子）主动赔偿对其量刑不再具有影响，其赔偿的积极性会降低。即刑事被告人或者在刑事诉讼过程就主动赔偿损失，或者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就不主动赔偿损失。这也是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率低的原因之一。
二、另行民事诉讼的时间和费用成本
（一）另行民事诉讼在费用上的成本
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另行民事诉讼需要交纳诉讼费用的差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而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却未规定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无需交纳诉讼费用。因此，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起诉的诉讼成本不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需交纳诉讼费，即使全部或部分民事诉求被驳回也无需承担诉讼费，而另行起诉依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需要预交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并在全部诉求或部分民事诉求被驳回需要承担相应诉讼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用的立法初衷是减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经济负担，或者同时具有鼓励当事人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主张民事诉求的作用。但是根据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这种鼓励效果是需要打折扣的。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用表面的受益者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而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刑事被告人，因为根据诉讼费用实行的“原告预交、败诉方承担”原则，往往是败诉方的刑事被告人才是诉讼费用的最终承担者。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用的初衷难以实现。
（二）另行民事诉讼提起时间上的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见，单独的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提起。当被害人错过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时间时，其只能等待刑事判决生效才能提起另行民事诉讼。这样的规定对被害人的民事诉权产生了不当的影响，在刑事判决生效后被告人可能转移关押到异地的监狱甚至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另行起诉的成本和风险将增加。最高院可能注意到这样的影响，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种关于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或释明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刑事被害人提起另行民事诉讼的诉权。
三、另行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从制度上落实民事赔偿优先原则
《刑法》第36条规定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在另行民事诉讼中落实的难点在于：“先刑后民”导致刑事中的财产刑优先执行，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就难以实现优先受偿。从制度上克服该难点，主要应从规范财产刑的执行、退还制度入手。目前财产刑的执行机构不明确，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有的甚至出现执行机构缺位，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确立财产刑的执行机构，可以由执行局作为财产刑的执行机构，先进行的刑事诉讼判处罚金等财产刑后，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局执行后，执行局对执行情况统一登记造册。一旦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作出的民事赔偿判决无足够财产可供执行，则赔偿权利人可申请查阅之前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是否已经执行到位。如果经查阅证实同一犯罪的刑事判决财产刑已经全部或部分执行，则赔偿权利人可向执行局申请将财产刑所执行到的财物移转给民事判决的执行，由执行局根据赔偿权利人的申请，进行核查，并作出相应裁决。 （二）将另行民事诉讼的赔偿履行情况纳入减刑、假释考察因素
赔偿履行作为量刑考量的政策在另行民事诉讼中无法贯彻的现状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因为原刑事判决的量刑作出是以当时的情况作出的，被告人在其后对赔偿的履行不能推翻原判决。
从激励机制的设计上来看，不仅应当赋予刑事诉讼过程被告人主动赔偿的激励机制，也应当制定在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告主动赔偿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从更大程度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对此，可通过将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履行情况纳入减刑、假释的考察因素之中。据笔者了解，目前有的法院在审查减刑、假释时已经将被告人是否已交纳罚金作为考察因素之一，但却未将履行民事部分赔偿作为考察因素，这种做法有失偏颇。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角度来看，也应当优先将履行民事赔偿作为减刑、假释考察因素，而不只是将罚金履行情况作为考察因素。
必须注意的是，为平衡量刑和减刑、假释的适用，民事赔偿履行情况对刑事判决量刑影响程度和对减刑、假释影响程度应当相当，履行时间在先可比履行时间在后的影响程度略大些。
（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民事诉讼中均应收取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的收取在避免原告方滥诉和提出过高诉求以及激励被告人诉前主动履行上具有引导作用。具体而言，如果不收取诉讼费用，则原告可能会随意提起诉讼或者提出天价赔偿请求，此外，如果收取诉讼费用，则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被告于诉前主动履行。鉴于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民事诉讼中均应收取诉讼费用，而不是目前法律所规定的只对另行民事诉讼收取诉讼费用。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或者另行民事诉讼的原告经济苦难的，则可依法对其实行减、免、缓交诉讼费用的政策。
（四）应当废除对被害人另行民事诉讼的时间限制
有人可能认为，如果不将单独提起民事诉讼限制在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则民事诉讼的审理会妨碍刑事诉讼的审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除非集团犯罪等个别案件外，刑事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时间也就半天至一天。如果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时需要被告人参与诉讼基本不会产生冲突。而且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可以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无需亲自参与诉讼。因此，以民事诉讼的审理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为由限制被害人另行民事诉讼提起时间缺乏足够的依据。
有实证调查显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未能取得提高诉讼效率的预想效果。因此，限制被害人提起另行民事诉讼的权利更显不妥，在赋予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对另行民事诉讼提起时间的限制无异于限制了这种程序选择权。
综上，应当废除对被害人另行民事诉讼的时间限制，赋予被害人随时提起另行民事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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