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企业公司）报告不是企业盈利信息的惟一来源，企业经理通过会计选择来加工盈利信息不可能取得经济利润；第二，如果盈利信息是己经实现的现金流量的替代量，那么，根据CAPM，未预计到的盈利就可能与未预期的现金流量（UnexpectedCashFlow)异常的与报酬氧AbnormalRateofReturn)相关。
BallandBromwn1968年开始对未预期盈利的变化和异常报酬率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和实证会计研究。其根据是从上述第二个假定和CAPM推演出来的。他们利用了科学的方法收集并检验了两个重要的变量：异常报酬率和未预期的盈利。两人根据严格的标准挑选了261家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所公布的盈利作为‘样本”（Sample)，并把盈利和股票价格的关系的分析限定在1957~1965等9个会计年度（不考虑1957年以前己作为盈利变化的回归中预计参数）。将上述变量包括每股盈利）通过图表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85%~90%股票价格的变化之间和未预期的盈利是相联系的，但发生在年度收益表公布之前，于是可以假设，盈利（季度报告或来自其他方面）确实能够向会计信息使用者传递信息，但是年度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不够及时。（2)盈利的变化同异常的报酬率的变化是相关的，盈利仍然是影响股票价格的有用信息。
初步研究成果
实证研究方法在下列意义上，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因为它能对会计中的若干现实事实作出有根据的解释和合理的预测，实证会计理论主要提出并初步检验了下列几项假设（假想）：
1、会计信息（主要指盈利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假设。这一假设认为，财务报告上的收益（盈利）信息，不是股票价格受到影响的惟一因素，由于该信息己在证券市场的价格变动中得到反映，管理当局不可能通过会计程序的选择左右盈利，去干扰股票价格。但是，盈利信息并不是对股票价格毫无影响。如果盈利信息包含了市场未预测到的未预期盈利这一新的信息就会影响股价的变动（Ball&Brown：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估（《（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KAutumn1968》，P159-178)d该假设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设（EMH)和资本资产计量模式（CAPM)的基础上，并假定资本市场为次强式市场。
2、关于会计选择的三项假设。这三项假设是：
(1)关于经理人参加分红的假设。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作为代理人，企业的经理为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常会浪费企业的资源，使股东造成损失，这是代理成本中的主要因素。代理成本还包括双方的谈判、签约等成本和为监督代理人而支出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为了减少代理成本，作为委托人的股东便对经理实行与盈利相联系的报酬分红）计划。这一计划实际上承认经理也是剩余索取者。实证会计研究发现，经理人若参加分红（如股票期权、年薪等），则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奖金，经常采取提高当年盈利的会计程m如折旧采取直线法，存货流动采取先进先出法，当期费用推迟确认，未来收入提前确认等）。经理人的这一行为似乎也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一瓢当年盈利提高了，当年股利一般也会提高）。但认真研究其经济后果是：有利于短期持股人（一般为中小股东）；而不利于长期持股人（一般为大股东）。
(2)关于举债经营假设。除股东外，债权人（一般指银行）也是企业资源的提供者。为此，企业和债权人要签订借款契约，资金转移的这种行为也有交易成本。除签约、担保等成本外，还可能发生违约成本，因为债权人为了保护他的资金的安全，往往在借款契约中规定种种保障借款安全、从而限制经理人行为的条款。如规定运用资本的最低限，规定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或规定负债资本比率。违反时，银行将随时收回贷款或迫使企业不可能增加新的借款或处以罚款。为了减少违约成本，经理人通常也会采取提高当年盈利的会计程序（在借款契约中附有负债资本比率的，常常会这样做）。
(3)关于政治成本假设。在政治活动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活动的参予者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行事的“政府（这里广义地理解‘政府”的概念，它包括各种管制机构和GAAP的制定机构，当然更包括拥有立法权的国会）的各种行为和各种法规，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是利益提供者和利益接受者相互制衡的结果，又在起着财富转移的作用。当市场可能失灵，而政府将进行干预，或政府制定的某种法规可能有利于或不利于某些企业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时，游说活动便活跃起来。游说成本就是明显的政治成本，其实质也是交易成本或契约成本。在这里，会计信息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大公司特别是垄断企业，其报告盈利增长或其产品价K如石油价格）猛涨时，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实证会计研究者证明了：大企业比小企业的政治敏感性要强。大企业为防止政府干预，减少政治成本，它们更有可能采取递延当年盈利的会计程序。这是因为大企业所可能承受财富转移数雛这也是政治成本）要大于小企业。
综上所述，实证会计研究者己经通过证据，发现并检验了三种假傲假想hypothesis)，它们能较好地解释管理当局（经理人）选用会计程序的动机：当企业实行同盈利挂钩的奖金计划时，经理人有可能选用提高当年报告盈利K收益）的会计程序；当企业与债权人的举债契约中订有负债/产权比率的条款时，经理人也可能选用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规模大的企业比小企业更可能选用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程序，以减少政治成本。
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贡献，正如Watts和Zimmerman在(〈实证会计：十年回顾》一文中指出的：第一，它为人们理解会计提供了一个直观可行的框架。该理论认为，会计是一种由人进行的活动，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在忽视人的动机的前提下研究出一种能够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的理论，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实证会计理论才可能发现会计选择的系统规律性并提供解释。会计选择，即一个企业所采用的会计程序并不是依靠诸如对某个会计要素，如收益的确切计量，而是根据个人（如经理人）的目标，以及会计数据(如收益）对实现目标的影响程度。他们举例说，一些人论证现行成本比历史成本优越，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实务中并不采用“较佳”的现行成本计量属性？实际上，企业，作为一个契约团体(ContractingParties)总要考虑降低契约成本，力争利益最大化。第二，它突出地强调了契约成本KContractingCost)的重要性。契约成本也就是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它包括代理成本、举债与违约成本、破产成本、游说成本（政治成本）和信息成本等。Watts和Zimmerman在这里提出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没有契约成本，就不存在着会计在没有对这些成本的相对幅度进行假设的情况下，要研究一种能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的理论是相当困难的”(“TheAccountingReview”January1990，P151，同时参考P149-150)。
从实证会计理论提出的关于会计选择（AccountingChoice)的三大假想可以看出，实证会计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两个理论的基础上的：1)企业理论。实证会计理论认可的企业理论是把企业‘当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包括股东与经理人，经理人与广大员工，企业与债权人和企业与政府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订有契约，企业是一个契约的团体（ContractingParties)，就抽象的企业而言，无所谓自己的目标。目标存在于缔约各方。他们（它们）都争取各自利益能够最大化。这就会产生摩擦。企业的作用在于协调、制衡各方对利益的追求，使之达到帕累托状态f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使福利函数最大化的配置，必然是帕累托有效配置。
即能在不使其他缔约人的利益受损的同时，使缔约人受益。这种企业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2)交易费用（成本）理论。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企业的各种活动K经济活动）都可理解为交易活动。而交易活动都是有成敢费用）的，这一点，基本上接受了科斯的交易成本（费用）理论。不过，实证会计理论则把科斯所发现的交易成本（费用）称之为契约成本ContractingCost)。这与他们把企业理解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的观点是一致的。交易成本（费用）的恰切定义很难寻找，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以及谈判和经手签订契约所需付出的费用（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3年中译本。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两项内容：其一，为了了解、确定交易对象而付出的信息费用；其二，为了获得交易的可能性而支付的费用即交易实施的费用。交易成本通常不是指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支付，而是担心自己利益受损，从信息寻找和其他方面所进行的花费。
综合2005年第3期证会计理论突出的契约成本，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但比较具体，它包括信息成本、代理成本、举债成本、政治成本（如游说成本）等等。如果说企业是契约集合，那么，企业同各方面发生关系的过程，甚至包括生产过程，也是一系列交易的集合（黄德、何伟，信息经济学》1997，第124页）。交易成本无所不在；同样，作为契约集合的现代企业，契约成本缔约方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所需的花费，也无所不在。例如代理成本是为了防止经理人浪费企业资源而有损股东权益最大化所付出的代价；举债成本是企业经理人为了防止触犯负债/产权比率的限定而作出的牺撒这两种成本都同会计选择有关），游说成本则是为了争取政府的订货合同或是为了通过有利于企业，或是为了阻止通过不利于企业的法规、准则(GAAP)等进行的花费。契约成本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们又需要利用会计信息或会计选择来力求降低上述契约成本，这正是会计存在的理由。
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评论
1、对理论作用的认识反映了非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实证会计理论只承认对己经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具有解释作用，对未观察到的事物可以预测，而不承认会计理论能够提出事物如何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证会计研究者否定规范会计研究，但实证会计研究本身必须以规范会计研究的假说为前提。没有财务会计规范指导的财务会计准则、模式和实务，就没有实证会计研究用来作为变量的各种会计信息如盈利信息、现金流量信息等，也就没有实证会计研究。
2、在对会计行为的研究中，各种运用会计信息的人员（如投资人、债权人、经理人员和政府机关)之所以运用会计信息，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前提的，其动机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也背离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实证会计研究本身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也是持实用主义（Utilitation)态度的。例如Watts和Zimmerman承认解释会计存在的理由时有两个假说：1)会计和审计是作为契约的监督工具而产生的假说;（2)会计（主要是财务会计）是作为投资人需要财务报告取得其投资和评估决策所需信息的假说。上述两个假说的解释并非相互矛盾和排斥，而实证会计研究者往往只采纳第一种假说而不同时运用两种假说来解释会计，其原因在于：在前一假说下，实证会计研究者能够在会计程序与企业或者经理人员与现金流量之间找到联系并与‘有效市场假设（EMH)”取得一致，并可根据此作出预测，而第二种假说则不具备这种作用（“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P198)。如果一种己经获得普遍的认同，有利于后来研究者意愿得出的结论时才获得接受和采取，对于不利于实证会计研究者试图达到的目标，则不予接受或不采取，显然也不是科学的会计研究态度。
4、但是，实证会计理论最为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一一把实证检验作为重点，通过‘假设一一实证会计研究一一假说（解释和预测）一一再检验一一修改或证实假说……”——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在精确的模型（理论）和可验证的数据的基础上，它所得出的假设（假想或结论）则是十分有用的，它也能作为决策的参考。
不过我们认为，进行会计研究的正确方法还是应将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形成一个科学和完整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当我们试图描述（ 解释）会计并建立模型预测会计的变化、影响和说明不同会计程序的后果时，需要运用实证会计理论；当我们评价不同的会计程序的好处和代价，并判断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时，则需要运用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为规范会计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规范会计则使实证会计的结论得到更完善的答案。会计理论既要回答“ 是什么”，又要回答“ 应该是什么”。如果说前者只提供“ 信息”———是什么会计程序，后者则作出“ 判断”———什么是最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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