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的差异。换言之，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穷富。传统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来决定，如Howitt(2000)和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2005)。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指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率，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对于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研究引入企业异质性，指出若经济体中有两个技术完全相等的企业，其中的一个是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资本，而另一个是私有企业，有着很强的借贷约束，此时，两个企业资本的边际产量是不同的，国有企业由于资本价格较低，资本的边际产量要少于私有企业的边际产量。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之下，该经济体的总产出将少于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时的产值。这说明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总产出以及生产率水平。Hsieh and Klenow(2009)研究指出，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美国相同，则中国的生产率可以上升30%～50%，可见，中国的资源错配程度相当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资源错配？该研究虽然将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与国有企业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深入探讨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内在原因。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招商引资、出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一点与Krueger(1974)和Frye and学术参考网 Shleifer(1997)描述为政府“攫取之手”不相同。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中央政府有着集中的人事任命权，中央政府根据省级官员在任职期间的绩效来选拔有能力的官员，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这被称之为“政府官员的锦标赛竞争”。这种评判标准给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很强的激励(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0；Maskin et al., 2000；Whiting, 2001；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2004，2007；Xu，2011)。沿着地方官员政治锦标赛的研究思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在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将最大限度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这种官员的GDP冲动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研究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本文的思路是利用省级党代会作为重要的事件，考察资源错配程度是否与党代会的政治周期有关。关于资源错配的度量，本文沿用Hsieh and Klenow(2009)开创的方法计算各个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之所以考察党代会的周期是由于党代会是市委书记和市长集中换届的时间，并且是可以预期的事件，因此官员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标准的体制下，有很强的激励对地区经济进行适时干预，以便在集中换届之前拿出好的绩效。已有不少文献发现地方的经济波动与党代会周期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斌和王小龙，2006；李猛和沈坤荣，2010；Li，2012)，另一些研究也发现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波动与地方官员的任期等个人特质有着重要关联(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斌和徐现祥，2008；周黎安等，2012)。但是，追求GDP增长本身，尤其从任期内出绩效的视角出发追求GDP增长，可能会扭曲行业配置的效率。本文围绕地方党代会，考察党代会前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我们选择选择省级党代会而非全国党代会作为联接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资源错配的重要事件，是因为省级党代会召开时间有地区差异，一般分两批召开，在11月份前后和次年的4月份左右召开，这就提供了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识别来源。这样可以将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处理组，未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控制组，再借助党代会前后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异的方法(即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s)来估计党代会周期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而全国党代会对于各个省来说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党代会的效应就很难与时间效应进行区分了。另外，聚焦地方党代会和市级地区也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实证研究的样本量，提高系数估计的精确度。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层面的官员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省级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和后两年，地级行政区的资源错配程度显著较高，在接下来的两年有所降低。我们的分析还显示，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联在国有企业密集度高、产业关联效应度高或者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下，这些行业属于最可能受到地方官员行政干预和影响的行业，它们的资源错配所呈现的显著的政治周期效应给我们提供了地方官员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内在关联的重要证据。这些经验证据说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GDP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是Hsieh and Klenow(2009)一个重要的补充，Hsieh and Klenow(2009)表明中国的资源错配很严重，而我们的研学术参考网究将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以及党代会周期联系起来，揭示出中国行业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根源。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政治经济周期的讨论(Nordhaus，1975；MacRae，1977；Hibbs，1977；Tufte，1978)。在选举年份，政治家为了争取选民和资本家的支持，会采取特殊的政策，从而干预正常的经济运行。Bertrand等(2007)用法国的数据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帮助在位者竞选成功，在选举年份会雇佣更多工人、建立更多厂房。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较多，如李斌、王小龙(2006)、刘瑞明、白永秀(2007)、李猛、沈坤荣(2010)以及Li(2012)。与这些文献相比，本文最大的区别在于将官员激励、党代会周期与行业资源错配联系起来。据我们所知，在国内外文献中，本研究是首次从官员激励和党代会周期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行业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根源。本文剩下的内容将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二节介绍度量资源错配程度的分析框架；第三节介绍回归模型的设定和识别策略；第四节是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第五节汇报回归的基本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进一步解释和验证；最后是简短的结论。二、资源错配程度的度量这个部分将简要介绍Hsieh & Klenow(2009)用TFP损失来度量资源错配程度的框架。Hsieh & Klenow(2009)沿用Melitz(2003)的模型，引入寡头垄断的异质性企业，即各个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同，可能面对的资产和产出价格扭曲也不同。假定消费者所消费的最终产品Y由完全竞争的代表性厂商生产，该最终产品Y需由S个行业的中间品Y[，s]生产得到，假定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为了最大限度控制每个地级市每个行业的一些观察不到的固定特征，本文没有像通常那样只是分别控制地级市和行业的虚拟变量，而是控制地级市-行业的固定效应(相当于地级市虚拟变量乘以行业虚拟变量)，这比前者要更加彻底地控制各地级市各行业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可能对资源错配产生的影响。另外，我们选择选择省级党代会而非全国党代会作为联接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资源错配的重要事件，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识学术参考网别来源。省级党代会召开时间有地区差异，一般分两批召开，在11月份前后(14个省)和次年的4月份左右(17个省)召开，并且换届顺序是随机分布的，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平均分配于两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可以将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处理组，未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控制组，再借助党代会前后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异的方法(即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s)来估计党代会周期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而全国党代会对于各个省来说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党代会的效应就很难与时间效应进行区分了。另外，聚焦地方党代会和市级地区也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实证研究的样本量，提高系数估计的精确度。因此，控制年度虚拟变量后，不处于党代会当年的省自然而然成为了控制组，是DID的估计量。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本文使用由中国统计局提供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来构造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标，该数据库包括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企业数目逐年增加，1998年时共有148678家企业，到2007年时，企业数目已增加至312996家。该数据库有详细的企业信息，本文所用到的信息包括：行业代码、所有权结构、工资及福利总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规模等等。本文参考Feenstra，Li and Yu(2011)删去一些异常值，异常值的标准如下：总资产、固定资产、总产出、工业增加值、销售额、应付工资及福利小于0或缺省的企业，同时删去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的值，并用省级的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整。本文将固定资产规模作为资本存量，即企业生产函数中的K。以工资及福利总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作为劳动收入占比。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在1998-2007年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比例大幅下降，1998年时有60%的制造业企业为国有企业，而到2007年，国有制造业数目仅占5.5%。地级市官员的相关数据来自于互联网，收集了1998年以来的(截至2012年)的地级行政区官员的任职时间，每个地级行政区同时有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对辖区内经济发展起到作用，由于市委书记是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市委书记的特征，该数据库中包括1566位市委书记，324个地级市(地区、盟、自治州)。官员的任职信息包括上任年份、月份，以及卸任年份、月份，还有1998年后上任官员的出生年月、教育程度信息(由于较早的数据网络上难以获得，年份较早的官员信息可能有缺失)。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涵盖1998-2007年，因此，本文主要用到1998年后上任官员的数据。在同一年上任卸任的官员可以认为是临时兼任的，其晋升激励与其他官员不同，因此删去这样的官员。表1中为回归所用到官员的特征的统计性描述。我们收集了省级党代会召开的时间，在1998-2007年之间恰好有两届党代会，2001-2002年和2006-2007年，有14个省在前一年的11月份前后召开，其他17个省在次年的4月份前后召开。换届的顺序是随机分配，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平均分配于两组。五、实证结果 结合地级市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市委书记任职数据，省级党代会召开时间，下面将检验资源错配的政治周期。表2给出了公式(1)的估计结果。表2中的第1列的回归没有控制现任市委书记的特征(在职年数(Term)和年龄(Age)及其平方项)和年份虚拟变量，第(2)列增加了年份虚拟变量的控制，第(3)列既控制了官员特征，又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第(2)和(3)列的结果显示，党代会当年及后续两年的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行业的实际产值与最优产值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大，这意味着党代会前三年的产业配置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党代会当年资源错配最严重，其次为第二年，再次为第三年。作为稳定性检验，我们将样本限定在1998-2004年的子样本，因为1998-2004年恰好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地方党代会周期：地方党代会集中在2001-2002年召开，我们正好有前党代会前三年和后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即使在样本量变少，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关系仍然十分明显，而且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高度一致。表2的结果表明现任书记的任期和年龄与资源错配之间没有呈现显著的关系。表2的结果揭示了一个地区的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之间显著的关系，而且党代会当年及后续两年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程度依次递减。如何解释这些统计结果？首先，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之间的显著关联揭示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与地方官员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中国，每5年一届的党代会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通常党代会当年是地方官员的换届高峰，例如2001-2002年党代会期间有41.6%的市委书记被替换，因此党代会意味着有一大批官员履新、晋升和离任，并且该事件是可以被预期的，因而可能会进入官员的行为预期。现有文献和大量的经验观察发现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政治激励致力于辖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因此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现行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之下，地方官员会为晋升而“努力工作”，拉动任期内的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在官场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由于官员通常只关注任期内的短期增长，利用自身的行政手段和个人影响上项目、扩大投资，干预地区经济运行，这有可能带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极可能是以经济效率和长期增长为代价实现的。官员的晋升激励和任期内绩效设计加上可预期的党代会周期是导致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产生内在关联的关键性因素。其次，表2所显示的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前三年的具体数量关系也可以由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激励性质来解释。假定一个地方主要官员施政的个人目标是政治晋升，而晋升要求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必须显示足够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这学术参考网正是大家普遍谈论的“GDP崇拜”的具体含义)。一个理性的官员最优的反应将是在任期开始不断增加投资，或推出有助于投资增加的经济政策，以保证扩大投资的增长效应在任期内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当接近任期的后期时，地方官员的投资冲动将会下降，因为此时投资带动的增长成绩将可能不属于自己，而会溢出给继任者。换句话说，地方官员在任期初期干预经济的动机最为强烈，然后到了一定年数之后逐渐递减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表2所显示的检验发现，即资源错配程度在党代会当年最高，之后两年逐渐下降，到了后面两年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关于资源错配在党代会周期前两年表现最为明显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前任官员经济干预的消极后果逐渐呈现以及接任官员放弃前任官员支持的项目。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旦现任官员晋升或卸任，接任官员走马上任，前任官员扩大投资的各种消极后果逐渐凸显(如产量过剩)；而后任官员为突出自己的政绩，对于前任官员主推项目或产业往往缺乏兴趣，更喜欢另起炉灶，导致前期上马项目后续投资不足，演变成众多“烂尾工程”。这些都会导致在党代会集中换届之后资源错配程度的增加。当然表2只是提供了制造业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统计关联，我们提供的官员激励的解释是否有效还取决于是否存在更加细致的证据。为此我们沿着上述官员激励和经济干预解释的思路和逻辑，提出了三个可验证的理论假说，以进一步验证官员激励和干预动机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说是，国有比重较大的行业因为更易受到官员激励和干预的影响，这些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比民营企业比重高的行业更为明显。国有企业，尤其是从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国有企业，由于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控制权(股权、人事权等)和影响力，其生产经营和投资扩张行为更容易受到地方官员激励和行为的影响。因此，表2揭示的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如果反映了官员晋升激励这个核心渠道的作用，那么它就应该在国有企业密集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将制造业2位数行业按照国有企业所占比例的高低分为两组③，然后分别考察资源错配程度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表3汇报了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国有企业密集的行业，资源错配与党代会的周期的关联系数不仅与表2一致，统计上高度显著，而且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而在民营企业相对密集的行业，虽然党代会周期的系数都是负的，但只有党代会当年显著，其它年份要么不显著，要么只是在边际上显著，系数的绝对值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密集行业的样本。这些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非常一致，因而为我们的官员激励解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我们的第二个假说是，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应该在产业关联度大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假说的逻辑非常简单。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为了追求经济干预的最大化的增长效应，地方官员会更倾向于影响那些产业关联度大的“重要行业”，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最大限度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因此，在产业关联度大的行业应该更能反映官员干预经济的动机和影响，我们预期在关联度高的行业，资源错配的党代会周期效应应该更为明显。按照行业间的联系程度来定义“重要行业”，我们采用Rasmussen-Hirschman方法(Rasmussen, 1958；Hirschman, 1958；Sonis, Guilhoto, Hewings and Martins, 1995)，根据统计局公布的1997、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个细分行业的后向关联指数(Backward Linkage Index)和前向关联指数(Forward Linkage Index)。当两者均大于1时，我们定义该细分行业为关联度高行业，否则就为关联度低行业。我们将回归样本分为关联度高和关联度低的两组，分别做回归，表4汇报了回归结果。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关联度高的行业，党代会周期前三年的系数均为负，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资源错配的效应也大。相比之下，在关联度的行业，党代会周期的效应比关联度高的行业小，而且多数年份显著性低或不显著。我们提出的第三个假说是，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应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更大，短期内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效应也更大。官员在晋升激励下，为了能够在学术参考网短期内带来GDP的增加，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其投资重要途径，其逻辑与第二个假说类似。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我们按照制造业2位数行业的平均资本份额(即1-工资总额/增加值)，以50%分位数为界，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表5的结果显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党代会周期效应较为明显，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周期性效应无论在数值上还是显著性上都较弱。以上三个理论假说的实证检验从国有企业、产业关联度和资本密集度三个视角显示，资源错配的政治周期效应如果从官员的晋升激励和经济干预行为的角度解释可以获得更加有力和一致的证据支持。六、结论与讨论本文在Hsieh and Klenow(2009)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结合地级行政区书记的任职数据以及省级党代会的召开时间，研究地级行政区的资源错配程度与政治周期的关系，从官员激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根源。本文发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和后两年，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低于其他年份，尤其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行业，与上下游关联效应密切的“重要行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的关系尤为明显。本文将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在政治锦标赛的体制下，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将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投向对GDP增长贡献大的企业和行业，使得自己能够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在这样的激励下，官员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对地区经济、产业结构以及企业运行进行强度干预，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变差，从而牺牲了生产效率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与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注释：①事实上，结果并不随所选的阈值而改变。②这一理论推论已经获得一些实证结果的支持。周黎安等(2012)运用中国197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省市自治区信贷投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随省委书记和任期呈现倒U型变化，转折点在三年至四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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