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农村变革；新农村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人住在农村。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达到70％，16亿人中仍将有近5亿人1：3在农村[1]。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问题始终是关系和谐社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主题。就本质来说，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内容：一是农村的稳定，二是农村的发展。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自己。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围绕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从不自觉到自觉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之所以出现。农村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三农”问题日益显现。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环境差、农民负担较重等长期积累的问题，虽有减弱但依然困扰着社会发展，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可以说，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下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一号文件”
自1978年开始，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已经历30年风雨。提到农村，现在许多人都会提到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号文件”。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但现在“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08年又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五个“一号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一号文件”的引导下，跨越了贫困线，逐渐向小康迈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统一集中和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弊端，同时发挥了集体和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此后的近20年，尽管中央仍然非常关注农村和农业。但是中国改革的主方向无疑已经偏离了农村这片土地。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突出矛盾也凸显出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要发展，必须靠足够的投入来支撑。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七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也给农业健康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长期稳定带来了强劲的动力。
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是制约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看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经济的非农化应该以政府的重农化为前提。鉴于此，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转变职能，从抓具体项目的“越位”式服务中解脱出来，强化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手段和水平，营造出有利于农村产业发展的大环境，以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同时，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创造有利于资金、技术、人才合理流动的条件。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农村和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在目前中国现有的状况下，土地仍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的生活保障只能依存于土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范围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现象。同时，经济的长足发展，已使得传统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难以与现代化规模经济、产业经济经营的要求相适应。农民真苦，农民真难，农村真穷。是当今中国不可回避的一个严峻现实。
一是苦在种地不划算。这些年，农机、化肥、用水等都在不断涨价，而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粮食价格却没有按同倍上涨。于是在广大农村就出现了谁家种地谁家受穷的情况。由于农民增产不增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种地。
二是苦在没地可种。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而我国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据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1．4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而且优质耕地少，污染退化严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房地产开发等名义掀起的“圈地风”席卷全国，大片良田被侵占，甚至被闲置和抛荒。大批农民成为无地的游民。
三是苦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长期以来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价格体系的扭曲继续加剧。扭曲的价格体系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对农业投入不感兴趣，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和农户投资的主体向非农业转移，农业现代化机械设备和技术投资少，发展慢。
四是苦在看病难、上学难。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在我国农村家庭非常普遍。再有就是高不可攀的教育费用让农民负担不起。近年来，教育乱收费的情况越来越多，教育乱收费甚至被评为三大暴力行业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农民很想让子女上学，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放弃子女上学的权利。
五是苦在进城务工难。城镇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农村在衰退，更多的农村人员想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城镇社会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在城镇社会的边缘生存着，既对城镇社会的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推迟了农村的健康发展。现阶段我国农民群体所承受的是“多向度”的贫困，农民工的市民化适应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六是苦在城乡差距巨大。不平衡的发展造成国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尤为明显。在经过了最初的大幅增长后。农村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政府在农村的投资相当匮乏，大量资金主要用于开发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由于农村缺乏投资资金，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及公共工程支出受到压缩。内陆地区，一些腐败行为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贫穷，如以劣质钢材取代国家标准钢材的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严重损失着实令人痛心。
三、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
事实上，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最终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当前，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三者紧密结合，不可偏废。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工业经济比重不断上升，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农业经济比重在缓慢下降，适当而又高效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任何治理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都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国家主导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单单依靠农村自身，是很难建设好农村的。要依靠城市支援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当前的工作是要取消户籍，加大城镇化进程，尤其注重中小型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下岗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也可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农业人口盲目进入劳动力饱和的城市。因此，作为政府部门，应当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系统工程中的重要部分来抓，把它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考虑。
我国不适于提倡农业人口大规模、大批量向城市流动。其直接原因就是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城乡均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大批农民工的涌入，势必加重当地的就业压力，还会带来诸如加重城市管理负担等综合负效应；另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将造成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人口结构失调，尤其不利于流出地的产业发展。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这种转变，避免或者减轻大规模社会变迁可能发生的混乱和震荡、必须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防止大量失地农民沦为游离于正常社会生存状态之外的元业流民。因此，目前我国适用的人口转移模式应以就地转移为主，尽量在小城镇实现就地消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还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变。现代的城市化，要求重视城市的功能建设．优化城市生活空间，解决城市环境容量和人口平衡等问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现代化农业必须以农民具备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为前提。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要有教育的水平、创新的水平。教育的追赶一定要优先于经济的赶超。政府一定要以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一定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也就是说，要千方百计将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落到实处。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跟强大的集体经济能够强有力地吸引资源有很大的关系。南街村有不少人在外边工作，村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吸引很多人愿意“回来参加企业，为南街事业做贡献”。因此，要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形成“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三级城镇化人口格局，避免人口过度涌向大城市，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区域人口的合理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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