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总结30-40年代围绕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而展开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分析了“定县主义派”、“村治派”、“中国经济派”和“中国农村派”的不同理论视角；同时，对家庭手工业、工厂工业等等不同的乡村工业化类型的研究，进行了理论线索的厘清和评论。
关键词：乡村工业化，发展类型，村落变迁。
一、 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二、 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三、 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四、 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五、 乡村工业化的不同型式
参考文献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陈达博士，对该校附近的成府村的91家农户和安徽休宁县56家农户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不过当时的多数调查，都是对某个地区的个别村庄的调查，而中国幅员广阔，千差万别，以此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系，看到了这种局限性，于是在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选点，调查点包括江苏省的江宁（淳化镇、太平门）、武进，福建省的连江，安徽省的来安、怀远、宿县，河南省的新郑、开封，山西的武乡，河北的平乡、盐山（1922年、1923年）。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乔启明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在问题意识、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等方面在今天看来甚可称赞的论文。乔启明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因概况起来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总产量和收入自然就低，中国当时农家平均拥有约18华亩，南部种稻区域每户农家平均10华亩，北部种杂粮区域每户农家平均约20华亩，而美国当时平均每农户拥有342华亩，是中国农户的19倍；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如当时美国生产1公亩（约合16华亩）的棉花，从种到收需要人工289点钟，而中国需要1620点钟，甘薯美国只需203点钟，中国需1184点钟，玉蜀黍美国只需47点钟，中国需663点钟，小麦美国只需26点钟，中国需600点钟，黄豆美国只需86点钟，中国需610点钟，所以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就在所难免。农民要提高生活程度，非先排除这些障碍。为此乔启明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场吸收部分农场人口，节制生育，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扩大农场面积后，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使获利丰厚；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乔启明，1930:1-7,40-43）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现代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无新意。到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提出来，这并非是乔启明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见解。李景汉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曾对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他最熟悉的资料是他长期调查的河北省定县的情况，他在一篇题为《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的文章中，对人口稠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都作了很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的定县,由于人口过密，人均土地只有4亩，人均全年所获只有40元，所以“总而言之，就许多农村的观察，清楚的看出来，若人口继续的任其增加，同时又没有大量的增加生产，增加地亩，提倡实业，或移民他处的出路，则生活问题也要依随的更加严重，恐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趋势。假定现在人口的数目不再增加而同时尽量增加生产、发展工业，再有一部分移居西北，则人民生活的程度虽然一时不能提高到吾人所理想的地步，也至少能减少现在许多的悲剧，生活一定也要一天一天比较的向上，在教育文化方面可稍有进步的可能。”（李景汉，1934:13）李景汉的人口过密理论很相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虽然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外国学者的理论，但就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办法之一，这与黄宗智的结论到是一致的。李景汉认为，当时农村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是“穷”、“愚”、“弱”、“私”、“闷”，虽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公平、生产关系不适当和社会组织不妥善，但也都与人口稠密有关，所以即便是解决了土地分配和生产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也还要解决人口稠密的问题才行。他说“有人以为今日之大病‘不患寡而患不均’，完全归咎于经济制度之不良，政治之****，军阀之贪污，以致帝国主义之压迫，资本主义之侵入。诚然不错，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非把这些问题根本的解决不可。至于生产关系之问题完全解决了以后，人口繁密的问题是否也随着即能彻底解决，亦是疑问。......因此关于人口繁密之解决，节育也是一条不应忽视之出路。这是许多人到乡间工作以后共同感到的。”（李景汉，1934:11-12）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李景汉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并同时发展工业；二是向可以容纳较多人口的西北地区移民；三是通过节育减少人口。李景汉的文章没有提到乔启明的研究，但他的结论似乎与乔启明完全一致，他也是从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工业化的问题。
二、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把乡村建设视为农村由散而合、从农到工的过程，这是梁漱溟提出工业化问题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还专门写了“工业化问题”一节。用现在的话说，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能当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由于他对佛学的研究，当然还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没有受过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善于使用统计数字和从事细致的社会调查工作，他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其实都是很哲学化的，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具有理论魅力的逻辑。
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运动，吸引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和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长期以来受到破坏，这种破坏是由于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敌不过西洋文化，于是改变自己学西洋，乡村的破坏就是学西洋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后果，所以必须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的转变（梁漱溟，1936/1989:602-611）。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构造）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是“教化、礼俗、自力”，这些特征使中国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所以非有历史大转变，中国文化已盘旋而不得进；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权利本位”、“阶级分立”，较之中国的长处是“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由团体生活所以有强烈的阶级和国家意识，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实是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并非不顾公益悖乎道德的行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使中国旧的乡村构造遭到破坏，中国社会更陷入散漫和无力的境地，所以要根本改造乡村，其途径就是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梁漱溟，1937/1989:148-272）这种新的乡村组织是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通过乡学村学改造乡约村约，并进而从乡农学校中分化出乡村的监督教训、行政和立法的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有的乡公所、区公所，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梁漱溟说：“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一个乡村组织，或曰乡村自治组织；可是我们想着我们将来的整个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我们是要从乡村培养新组织构造的基芽。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在乡村中生它的苗芽，后来的东西就是它的发育。”（梁漱溟，1937/1989:389）
乡村建设在政治上是由散而合，在经济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方面刺激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实现“工业向农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的理想。梁漱溟认为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近代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梁漱溟，1937/1989:508-515）统观梁漱溟的
工业化理论，其主要的观点和主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主张由农业引发工业，反对走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梁漱溟称，“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乡村的翻身需要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但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他认为，商业的工业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问题，不会使民族工业资本成功，而且会使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受到妨害，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乡村衰蔽无人问。梁漱溟还认为，他所说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志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造，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梁漱溟，1937/1989:513-514）
第二，主张为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反对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梁漱溟认为，如华北工业改进社等组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苯，应当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也就是工业的购买力，再布置合作的根底，乡村工业自然勃兴；不过中国工业要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上，超出竞争的漩涡，这是环境逼迫着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这样才能不重蹈人家覆辙，不怕人家倾销，从而“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走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必陷入彼此竞争、偏颇集中、阶级分化，社会关系恶化。（梁漱溟，1937/1989:508-513） 第三，走工业统筹建设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倡导的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他说，“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在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梁漱溟，1937/1989:547）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鞭挞，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乡土立场；苏俄使农民“由散而集”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研究了苏俄的各种农村集体化形式，但对苏俄强制性的集团化又充满恐惧；一方面他对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民治政治甚为羡慕，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追求营利充满厌恶。他似乎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对各种文化、制度、学说、观点和理论进行无一定规的取舍。此外，与尽量远离政治上“主义斗争”的学院派学者不同，梁漱溟是积极介入各种政治争论的。
三、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教育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交通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旧派”的历史，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旧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所谓特殊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其特征就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农村的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的衰退。所以，乡村建设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和政治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基本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工业化，基本手段是“软功夫”的教育工作。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代表的“旧派”，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新派”主要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有“国际的”资金和人力帮助，每年有30-40万元的经费和100-200个办事人员，“国际交流”也多，还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而“旧派”并不欢迎外来势力直接参与“乡村建设”（李紫翔，1935b:508）。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成立）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早年由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回国后初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后坚信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平教会的工作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把全国划分成7个实施平民教育的区域，但后来主要的人力和财力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5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6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5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李紫翔，1935b:509；千家驹，1934a:410－411）。正如李景汉在为自己的《定县生活概况调查》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运动的目标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解决生活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的事实，深知‘愚’‘穷’‘弱’‘私’为人民生活上之基本缺点；因此主张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李景汉，1933）
乡村改良运动的“旧派”和“新派”，均受到当时左翼学者的批判，而且在左翼学者看来，“村治派”和“定县主义”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对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的症结是“愚”“穷”“弱”“私”，“旧派”认为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但这些都是社会的病态现象，造成这些病态现象的还有更根本的社会原因；（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民族”概念上，没有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亦没有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3）把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农村问题，一个平民教育问题；（4）“旧派”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顽固保守派，对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新派”则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习俗为敌”，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欲以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造成中国农村的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李紫翔，1935b:509）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所以，“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孙冶方，1936:653-654）
在工业化问题上,对“村治派”和“定县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想在维护现存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不是愚穷弱私，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批判者认为，实际上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的工业化，只能推引出“帝国主义的在华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村合作道路的“工业化”，也不过是民族革命失败后的“反求诸己”，“进一步退二步的殖民地经济学说”（李紫翔，1935b:506）。甚至一些并非属激进左翼阵营的学者，虽认为有些批评冤枉了平教会的工作，如说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圆铸成的，别处无力仿效，说定县没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只是零星的乱干等等，但也尖锐地批评到，他们要撇开中国根本问题，以谋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一夹道中去找出路，自然是常常碰壁，“例如他们为提倡农村工业以裕农民生计，曾在高头村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毛棉纺织厂，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当地的农民，因为近来棉织品卖不起价，偏偏不愿来学，以致该厂不得不移至城里，这是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社会（......），每一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我们闭着眼睛，在一个外货可以任意倾销的毫无保障的国际市场上，空叫农民养‘来航鸡’，改良麦种，改种美棉，乃至复兴家庭纺织副业，是决不能济事的。”（吴半农，1934:537）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彷徨的乡村工作者，询问那些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你们的主张和你们所说的出路是什么呢？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因素，但“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10]，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说明”。（孙冶方，1936:655）他们对走组织起来的革命道路的暗示，其实是很明显的，但仍表示“环境是不容许我作明显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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