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太子萧统，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生于襄阳，此时萧衍已军至建康，正待合围京师。随后，建康东府城守将徐元瑜降，荆州萧颖胄暴卒，对这两件事和萧统的降生，“时人谓之三庆”。次年十一月，萧统立为太子，天监十四年加冠，中大通三年（531）卒。
“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5）下人赌博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李大师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着《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 内容 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总之，《南史》所言“厌祷”一事始末如此详赡，尽管尚不能断言全无不实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
同时，“蜡鹅事件”之所以引入注目，关键在于其与萧衍立储一事相关涉，如上所述，《南史》云昭明“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然而，这件事是否就是太孙萧欢不得继立的原因，学界尚存不同意见，这便牵涉到梁代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即中大通三年萧统死、萧衍立萧纲而不立萧欢一事。萧衍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曹道衡先生认为，萧衍担心幼主难主大业是根本原因，“蜡鹅事件”对萧统的危害非常有限，由于萧衍对子侄一贯宽纵等原因，萧统在其父那里并未发生信任危机，甚至此事原本就是人为的捏造。我认为，萧衍立萧纲的原因非止一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幼主难主大业确是主要原因之一。对前朝史实的耳闻目睹，特别是齐武立太孙而舍子良事的前车之鉴，萧衍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蜡鹅事件”也是不应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上所论，我们认为此事是基本可信的，并且，《资治通鉴》 （卷一五五） 也完整记载了这件事，称“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可见此事真伪在宋代尚无太大异议，只是到了明代才有不同声音（如上文所引张溥之言）。另外，俞绍初先生也倾向于此事是导致萧统“失信于梁武”的直接原因，并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提到了两件相当有力的证据:一是萧衍于中大通元年十一月加南平王萧伟太子太傅一事。二是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集校注》误为二年）正月，萧衍召萧纲还京为扬州、昭明忧虑感梦一事。太子太傅一职，早在天监六年萧统年幼时萧宏曾居之，为时甚短，此后，空缺已久，今忽重置，盖以埋鹅事发以监护太子之故也;萧纲还京一事，《南史·梁本纪下》载:“中大通三年，（简文）被征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历代史家曲笔之法不胜枚举，感梦之法即为其一，近者如江淹才尽之典，沈约临终之梦，等等。也许，昭明当时已对自己失信有所预感，因而惶惶不安。其三，萧统的能力、性格是否适于继立大统，后期似乎逐渐为萧衍所怀疑。萧统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柔弱有余而刚毅不足，如上所述，他断狱或“多所全宥”，或“徐令改正”，而“未尝弹纠一人”;其弟萧纶获罪当诛，他“流涕固谏”使纶得免。萧衍亦多宽纵，但齐末诛戮明帝一门却毫不手软;其子萧纶暴戾肆行，僭越非常，他也舍得诛杀，《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云:“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中赐尽。”萧统则不同，对任何事情似乎全是不计原则的宽纵，这与其说是仁德，不如说是柔弱了。再如丁贵嫔薨这件事，昭明本传记其“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后奉敕进食，亦只食粥，“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这样的事在重孝的 时代 是很多的，史书上不乏类似记载，有甚于此的亦不鲜见。但萧统作为太子，则不仅应在“孝”字上做出垂范，同时还应考虑国家、社稷之大业而有所节制。有些人的做法便较为适度。萧衍曾因此数次敕令萧统:“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无余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粥，不使我恒尔悬心。”梁武已因此“圮塞成疾”了，而萧统“虽屡奉敕劝逼”，终不能改，《南史》、《梁书》所记相同。从史书的记述看，梁武帝在此事上对萧统的表现是不甚满意的。比较而言，萧衍重孝，史书亦有相关记载，但终不如萧统为甚，而且，后来未服阕便随萧鸾诛杀异己去了。此后不久便发生了“蜡鹅事件”。可能的情形是:萧衍因此有所猜忌，然而因其一贯的宽大，事情起初或未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以昭明之个性，导致心中惴惴，无法释怀，认为自己难辞其疚，想解释清楚却欲言又止，这反倒不利于事情的澄清与解决，故有本传所记“太子迄终以此惭慨”，及“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之语。中大通三年三月疾笃后，左右欲启闻，萧统“不许，曰‘云何 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薨”。看起来确有一些难言的委屈。包括上文所及“梦授班剑”一事，庶几可从侧面感受其惶惶惴惴，惭悔慨愤之复杂心态。而梁武帝恰又“末年多忌”，这便在客观上使其更加猜忌、怀疑萧统的用心，尤为严重的是，进而开始担心他为太子的能力。此后的结果是，服丧灭性与“埋鹅厌祷”这两件事使萧统羸弱感病，抑郁成疾，随后又因落水受惊而终至亡殁。当然，这一点较多推测成分，实据尚显不足。若真是这样的话，萧统之死便非落水意外那么简单了。 历史 总是颇多巧合，联想其祖父萧顺之当年，因诛杀萧子响，虽未获罪，但心中“惭惧，感病，遂以忧卒”的往事，或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其四，比较萧欢与萧纲，后者的表现更令梁武帝满意，从而终于使其舍幼主而立之。萧统卒时，长子萧欢还是十余岁的孩子;此时萧纲已二十九岁，且有多年边藩戍守的经历，权衡之下，萧衍选择后者便是必然的事了。
然而，废嫡立庶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萧衍“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欢止封豫章王还任”，其间，梁武与近臣谋议，只召孔休源等三人，最后终于决断，《梁书·文学传下》云:“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谢）征三人与议。”但这仍使朝野不平，《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称:“帝既废嫡立庶，海内□沓，故各封诸子大郡以慰其心。”袁昂“雅有人鉴，游处不杂，入其门者号登龙门”，时位高权重，“世号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纲为太子，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孙。虽不见用，擅声朝野” （《南史》本传，梁书不载）。 对此，萧纶亦有微词，“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可见，这一 问题 当时确实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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