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 （以下简称《英华》） 是北宋初太平兴国七年九月（982）到雍熙三年十二月（987）编纂的一部文学总集。其收录诗文的时限，一般认为上始于梁末，下迄五代。笔者认为，谓下迄五代可以，说始于梁末则不正确。因为，在《英华》中确实选录了晚唐延及到五代的许多作品，如韦庄、罗隐、牛希济等人的诗文，但同时又选录了大量的梁初，南朝宋齐，甚至还有更早的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
一 《英华》收录上限说的 历史 考察
宋人在编纂《英华》时，并未明确提出其收录作品的上下时限。只谓:“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英华》。”就连宋太宗的诏书也是含糊其词:“近代以来，斯文浸盛……遂令编辑，止取菁英。”后来虽然“诏三馆分校《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尽允惬，遂令文臣择前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缺换易之，卷数如旧。”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47、49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仍无明确的时限概念。南宋周必大校勘《英华》之后，论及选录诗文的时限，其《〈文苑英华〉跋》指出:“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他的“南北朝”说，比以前诸说较为具体，但没有包括魏晋，仍不能准确地表明《英华》选录诗文的时段。
在宋代的书目资料中，有关该书收录时限的记载也比较笼统。如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五总集类曰:“采前世诸儒杂着之文。”赵士炜辑考的陈撰《中兴馆阁书目》:“阅前代文集摄其精要，以类分为千卷，号曰《文苑英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这几种书目的记载如出一辙，无甚异同。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曰:“盖以诸家文集，其书实繁，虽各擅所长，亦榛芜相间，乃命白等，精加铨择，以类编次，为一千卷。”时限概念更差。
元初，马端临纂《 文献 通考·经籍考》，因其体例是以辑录为主，把前面提到的几种说法归集在一起，并无新的发见。明代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中曰:“中所记述，肇梁陈，迄唐季，数百年名家网罗略尽。”又曰:“坟经义邈，词华郁蔓，延刘汉而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所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故其橐函六代，笼罩三唐。” （［宋］李昉等纂《文苑英华》〔影印〕第一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 这可以看作是上限始于“梁代”说的始作俑者，虽然最后一句说“橐函六代”，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但此话有了“肇梁陈”的前提，则它只能是包括梁陈两朝的“六代”，此说比周必大之说更为具体。
清人私家书目大多关注的是《英华》的版本考订，而对于其收录诗文时限要么遵从前说，要么无所提及。官修《四库总目·总集》在继承前说的基础上，似乎特别谈到了《英华》与《文选》收选诗文的时限关系，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至此，把《英华》的上限界定在了“梁末”，虽说比以前“肇梁陈”更确切，然其错误的 影响 则更大，致使以后，直至 现代 、当代许多从事唐代和唐以前文学 研究 的学者，在提到《英华》时均毫无例外地沿袭“梁代”或此说。限于文章篇幅，恕不在此详列实例。
二 《英华》收录魏晋、南朝宋齐梁诗文略说
《英华》收录诗文并不始于“梁末”，而是始于三国时期魏。具体地讲，《英华》卷二○二节选了“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室思诗》六章之三，题为《自君之出矣》;卷一五七收录了魏人程晓《嘲热客》，题为《伏日作》。这些才 是《英华》选录最早的作品。
除了魏晋时期诗作外，我们研究发现，《英华》至少选录南朝宋三人六首诗作。其中伍辑之《劳歌》 （《英华》卷二○三。笔者按:后面只注卷数） ，鲍令晖《自君之出矣》 （卷二○二）， 吴迈远《飞来双白鹤》 （卷二○二） 、《阳春歌》 （卷一九三） 、《长别离》 （卷二○二） 。据曹道衡先生考证 （曹道衡等《 中国 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0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伍辑之便是南朝宋文人。又据《隋书·经籍志》所着录“宋奉朝请伍辑之集十二卷”，可知其为南朝宋人无疑，并有入仕的经历。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他曾经与郭缘生、戴延之、丘渊之并从刘裕北征西征者，义熙中同为刘裕官属。今存文《桃园赋》、《柳花赋》二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一首即《劳歌》。鲍令晖，则为南朝宋人鲍照妹，逯钦立先生确定其为南朝宋人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3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并在宋诗卷中收录此作。而且该诗亦见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艺文类聚》等书，均载明为其所作。吴迈远（?—474），南朝宋诗人。今存诗十一首，可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而其中《英华》所录的三首诗，也见载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这可从多方面证明其为吴迈远的诗作。此外，《英华》还有鲍明远《长歌行》一首 （卷二○三，一作沈约） 。明远为鲍照字，其生年不详，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他为南朝宋诗人、辞赋家、骈文家。其着作《隋书·经籍志》着录为十卷，今存。这首《长歌行》，也算是其最有特色的乐府诗之一，只由于《长歌行》被标明作者“一作沈约”等因素，这里暂且不看作是鲍照（明远）之作，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所举其他几位例证的可靠性。《英华》选录南朝宋人诗的情况大致如前所述，而对其辞赋和各体杂文选录情况，我们尚未找到确切的收录例证，不敢妄言。不过以上例证足以说明，《英华》的确收录了南朝宋人的诗歌作品。
南齐国祚短暂，仅有二十三年（480—502），使许多诗人难免前后跨越两朝，甚至三朝，并且南齐的诗文保留下来的也不很多。所以，有的诗文不好断定就是作者在南齐时所作。这里仅能列举一些相对能确定其作者 时代 的作品。就诗方面来看，据笔者考察，大约收录南齐四位诗人，共计六首作品。如诗人刘绘，虽跨齐梁两朝，南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卒，即死于梁代建立的当年。《英华》录入诗作《巫山高》 （卷二○一） 、《有所思》 （卷二○二） 、《萍》 （卷三二七，一作吴均诗，但逯钦立将其录入刘绘名下） ，这是收录较多的情况。其次是每人仅收录一首，如檀约《阳春歌》 （卷一九三） 、朱孝廉（失名）《白雪曲》 （卷三三一） ;释宝月《行路难》 （卷二○○） 。《英华》录入齐人文章相对更少，仅有二篇。一为谢朓的《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艺文类聚》卷一四及清人严可均《全齐文》卷二三亦均载有此文。另一篇《文移虏淮阳太守》 （卷六五○） ，虽为阙名作者，但是清人严可均据其 内容 判定其为齐人作，故录入《全齐文》卷二六。至于一些由齐入梁的诗文作者，我们未 计算 在内，但前面所提及的诗文也已能够说明 问题 。
笔者对《英华》中收录南朝梁代诗的情况作了粗略统计，大约收录了八十四位诗人的六百一十三首作品，其中最多者为梁简文帝萧纲，录诗八十一首（逯先生考订为九十一首）。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华》所收录的并非完全是梁简文帝萧纲时期的作品，收录前期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假如我们以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前作为梁朝初年，那么可以划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有:梁武帝萧衍十一首、范云（天监二年卒）十一首、江淹（天监四年卒）二首、王暕（天监四年卒）一首、任昉（天监七年卒）十二首、丘迟（天监七年卒）三首、虞羲（天监中卒）一首、沈约（天监十二年卒）五十八首、刘苞（天监十三年卒）二首、柳恽（天监十六年卒）六首、范缜（先仕齐，后仕梁）一首、何逊（天监十六年卒）二十一首、王训（天监十七年卒）三首、吴均（普通元年卒，过一年）五十三首、王泰（梁天监中为秘书丞）一首等，共十五人一百八十五首诗。实际上，我们这样按照时间来划分梁初梁末似乎
严格了一点，把一些历经宋齐梁三朝的诗人也 排除在梁初范围之外，如陶弘景便是一例，他大通二年（536）卒，年八十五，肯定是一位“三朝元老”。再以梁武帝萧衍而论，早在齐代，他就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交往，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梁书》卷一） 虽然《文选》选录作品时，坚持“存者不录”的原则。但是我们认为萧衍算作梁初也没有什么不妥切的。这样看来，以《文选》的编纂时间作为划分梁前后期的依据是较为合理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英华》所收录梁代诗作，并非如以前提到的许多资料所说的那样，“起于梁末”或“梁”。
收录其它各体文章，也不是只录梁末，而不录梁初。这里我们不再作过多的数量统计，姑且列举几位前面提到的诗人为例，如《英华》共收录沈约诏二十五篇，连珠二篇;范缜杂文一篇;吴均赋四篇，连珠二篇，论、记各一篇等。毋庸置疑，这些人均是梁朝初期文人。因此，结合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英华》收录南朝梁代的诗文并无起于梁初梁末之说，而是整个梁代均为其收录范围。
三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无论是从事《文选》 研究 的学者，还是从事《英华》版本探讨的学者，均少见提及这个问题，而是单纯地认为，《英华》“盖即以上续《文选》” （《四库总目》）， 或者说“与《文选》相衔接”等等，不一而足。这往往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两种文学总集之间没有重叠的部分，只是时段不同而体例相承的文学作品集。不过，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朝代是有重叠的，即宋、齐、梁三朝。除此之外，据笔者查阅对比，发现其重叠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选定的人重而诗文不重。例如，谢朓可谓齐代“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文选》选录齐代诗歌二十三首，其中二十一首就为其所作，加上二篇杂文，共有二十三篇之多，而《英华》仅选录其《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一篇，其它作品则未选。类似的情况如梁代的范云、江淹、任昉、虞羲、陆倕 、徐悱等。另一种情况是两者选定的诗文重复。这种例子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丘迟与沈约两人。前者主要生活在齐梁，曾两朝任官。《英华》录入其诗三首，其中二首重复，即《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旦发渔浦潭》 （卷一六三，又见《文选》卷二七） 。后者曾仕宋，历征西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入齐，为太子令等;梁时，除尚书令等。《英华》收录其诗较多，达五十八首。其中与《文选》重选的有七首。如《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 、《游钟山》 （卷一五九，《文选》卷二二作《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酬谢宣城朓》 （卷二四○，《文选》卷三○作《和谢宣城》） 、《渡新安江贻京邑游好》 （卷一六二，《文选》卷二七作《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三日率尔成篇》 （卷一五七，《文选》卷三○作《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咏月》 （卷一五一，《文选》卷三○作《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别范安成》（卷二六六，《文选》卷二○） 。这些重复现象，再一次证明了《英华》与《文选》选录诗文没有一定截然的时代分界，而是两者在时代、诗人、作品上均有掺合与重叠。这是《英华》选录诗文不始于“梁代”或“梁末”的最好例证，也说明以前许多 文献 资料的断言是缺乏根据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
四 结 语
《英华》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长期以来，因其卷帙浩繁，内容博杂，加上宋版残缺，明本据抄本刊印，颇多错讹等因素，学界也缺乏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连其收录诗文的上限这样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未搞清楚，相反却以讹传讹，由宋初编者比较模糊的上限“前代”等概念，进而演变为“南北朝”之说，至明重刻时界定为“肇梁陈”，再到《四库总目》编者定为“起于梁末”，可谓几多反复与变化。然时至今日，学界仍相沿不改。笔者通过上述梳理，找到一些可信的例证，并因此认为《英华》收录诗文的上限不始于梁代，更不是梁末，而是起于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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